《意愿的冲撞》—读书笔记导图分享
罗杰·古尔德（Roger V. Gould , 1962—2002），生前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暨政治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报》主编，在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与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古尔德在这本书里讨论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同时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因为琐碎的小事发生暴力冲突？本书的作者通过对历史档案和犯罪卷宗的考察发现，发生暴力冲突其实是为了建立支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暴力冲突不是人类社会的弊病，而是社会关系形成的正常过程。
作者认为小额债务、冷嘲热讽、争抢车位、超市插队……社会上绝大多数暴力冲突都源于这类区区小事。为什么暴力冲突往往源自于这些不起眼的小摩擦呢？本书探讨群体暴力的结构性起源，认为除了个人品性与文化背景，暴力行为还与人际关系的结构类型有关。换句话说，冲突是人们界定彼此支配关系的一种手段。在建立支配的标准清晰而且无可争议的情况下，冲突不容易发生。当纠纷双方不清楚各自的地位高低和权力边界时，就容易发生暴力冲突。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冲突现象给出了很多解释，主流的解释和我们普通人对暴力冲突的看法差不多。比如，暴力发生是因为有导火索被点燃了。学术界根据导火索的性质，把暴力区分成合理暴力和无谓暴力。合理暴力就是那些看上去正义的，可以被人理解的暴力。比如面对敌军的侵略，士兵必须暴力反抗，这种反抗就是合理暴力。因为它是正当的、有理由的、能够被大家理解。
相对于合理暴力，“无谓的暴力”就是由犯不上的事情引发的暴力行为，比如朋友间几百块钱的纠纷。因为纠结于这些小事而走极端的暴力行为就是无谓暴力，这种区分暗含的逻辑在于：导致冲突的事情越重要，暴力越可以被理解。或者是说，纠纷大才会有暴力。
古尔德教授并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暴力行为的统计，他发现在美国和其他社会中有大量涉及伤亡的暴力犯罪，都是由言语冒犯、停车位争抢、小额欠款等事情引起的。纠纷涉及事情越大，人们就越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逻辑，显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社会科学家于是发展出第二种观点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一观点认为很多冲突的原因可能不是钱财这种实体之物，而是“面子”这种无形的东西。这一观点坚信人们卷入暴力冲突不单单是因为蒙受了物质损失，更有可能是遭受了无形的羞辱。这一观点其实也默许了第一种思路秉持的“纠纷越大，冲突越可能”的逻辑。只不过在这里，面子和荣誉是比钱还大的事情。
古尔德教授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很难推理出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认为关乎面子的事情差别很大。有的文化里人们觉得如果说自己长得矮就是天大的羞辱，有些文化则不能容忍对自己厨艺的轻蔑。虽然每个文化可能有各自比较独特的敏感点，不能让人触及，但似乎很难总结出关于人类面子的统一规律。
在犯罪学和心理学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暴力是个人特质的反映。发生暴力冲突的人可能是有暴力倾向或者其他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心理状态不健康，所以人们才容易在面对纠纷时走极端。古尔德教授对这种观点还是不满意，他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有暴力倾向的人并非与世界为敌，见谁打谁。这些人几乎总是把怒气撒到特定的个人和群体之上，比如伴侣和孩子。打人者估计能用暴力倾向去解释，这些特定的受害者总不能认为是有被施暴倾向才会被欺负吧？
于是古尔德教授在本书中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我们不能从纠纷事件本身和个体人格中寻找暴力冲突的原因，而应该把社会关系视为解释暴力问题的关键点。暴力冲突总是发生在边界不够明确的社会关系或者情境中。无论是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挑战原有权力分布的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情景出现后，运用暴力来重建权力秩序的可能性就增高了。因此，这些情景或者关系的共同之处才是决定冲突是否发生的核心因素。所以古尔德冲突理论的第一个要点：发生暴力冲突是为了建立支配关系。
古尔德教授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关系有很多种，但是要理解暴力冲突，必须要理解一种叫作“支配”的关系类型。那么究竟什么叫支配呢？作者认为，支配不但包括个体行动，也包括比如文化或者道德这样的抽象之物。一个人不一定被一个具体的人支配，还可能被抽象的文化支配。
比如，在公司中，我们可以说员工听从老板的支配。在家庭中，母子关系也是一种支配形式，因为孩子要听妈妈的话。为了把所有的支配行为都包含进来，古尔德教授做了一个定义：“支配就是关系中的双方对要做什么的决定权的不对称性”。
在书中，作者强调支配不涉及道德评价。支配是个中性词。有时候，支配的结果可能是坏的，支配本身与善恶无关，支配产生的结果才有好有坏。根据作者的定义，我们的社会中，人们获得支配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靠武力威胁、靠个人魅力，都能获得关系中的决定权。在很多情况中，判断谁是支配者其实并不难，因为很多时候，定义大家角色的词汇已经回答了“谁说了算”这个问题。
比如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中，那个被叫“爸爸”的人肯定有对孩子有支配权；老板和员工，被称为“老板”的一听上去就是说了算的那一方。这些支配关系不能反过来，两个人的称谓也不能互换。
但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很多关系是没法用这种词汇称谓来判断谁说了算的。比如有两位同学，这两个人的称呼就可以互换：你是我的同学，我也是你的同学。所以同学这个称谓并不能告诉大家谁是支配者。有人也许会问，同学之间还要讨论谁支配谁的问题吗？试想一下，我们好几个同学出去吃饭，吃什么？去哪吃？一般谁说了算呢？根据古尔德的支配定义，这个决定去哪吃的过程，其实就是同学间就支配关系进行争夺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支配关系是如何和暴力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呢？古尔德认为暴力斗争是支配关系固有的现象，斗争和冲突才是人们确立关系的主要手段。在人际冲突中，纠纷双方通过冲突来协商彼此的决定权。人们在这个规律的引导下，其实容易在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上纲上线，坚持所谓的“原则”。因为大家是在对自己在关系中的位置进行抗争。你不听我的话，就是要让我在相处中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这怎么可以？从而双方都把自己的愤怒合理化。在决定谁说了算的过程中，如果一方失去了主动权，成为一个被支配角色，等于两人关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比如，两个人在马路上产生冲突，因为双方之间不太熟悉，不是父母和孩子、老板和员工这样能够通过称谓去直接划分决定权的关系。所以双方就有可能对谁说了算的问题产生纠葛，暴力其实是界定支配权的行为。不仅仅是陌生人，熟悉的朋友之间也可能因此发生冲突。
按照古尔德的意思，过去的互动模式奠定了当前互动的基调，而当下的互动又很可能影响未来的互动。大家带着某种预期去和对方交流，一旦互动违背了预期，冲突就容易产生。朋友之间，在去哪儿吃饭的问题上，今天一方一旦失去了决定权，可能下次交锋也不太容易翻身了。所以朋友两人之间也可能常常因小事进行摩擦。
古尔德教授的理论认为，在建立支配的标准清晰而且无可争议的情况下，冲突不容易发生。有些环境里，等级分明，支配的标准非常明确。比如在军队、企业这些有等级分化的环境下，至少当规则被遵循的时候，谁说了算的问题都被规则和传统确定好了。
但我们知道，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是等级分明的。按照古尔德教授的话说，人类冲突往往发生在等级关系不够明确或遭遇挑战之际。获得支配地位的工具分配得越平均或越模糊，人们对“谁说了算”这个问题就越难达成共识。这个意思是说，在规则不明确、等级分化不清晰的环境中，双方并没有形成确定的支配关系，遇到纠纷更有可能陷入僵持。这种情形增加了以暴力方式解决的几率。
1、对称关系
亲朋好友、兄弟、邻居、甚至是好朋友，都可以称之为对称关系。大家的关系比较平等，交流起来没有太多规则和传统束缚。正是因为对称关系没有什么束缚，所以才会不那么稳定。一旦发生纠纷，因为缺乏参照点或仲裁人，大家掌握的资源都差不多，双方都无法提前预测谁会胜出。如果一方想要掌握主导权，在没有什么规则或者习俗约束的情况下，双方都不服输，僵持时间一长，就很有可能会诉诸暴力。邻居的争吵、宿舍舍友的冲突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大家都觉得彼此差不多，凭什么你就能命令我？一旦有这种想法，就很容易吵起来，而吵起来后的后结果就不可控了。古尔德教授对芝加哥地区的凶杀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朋友间因口舌之争而引起的凶杀犯罪比其他关系高出三倍，可以说是为这种理论找到了数据的支撑。
2、不稳定关系
作者认为如果现有的关系定位产生失调，人们同样无法就“谁说了算”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也容易发生。无论源于以往的经验、清晰的角色称谓，还是已有的地位特征，关系越是受明确规定，人们应该越容易对如何分配控制权取得共识。但是当这些规则和经验本身具有矛盾性，争执就难以化解了。
比如，公司新调来一个主管，比我年纪小、没我能力强。如果按照传统文化，年长的人或者工作经验更丰富的人应该更容易说了算，但是公司规章里员工应该听命于主管。面对这两相矛盾的规则，如果公司文化不够强大，员工和主管对角色的定位就会产生偏差。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就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