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德炉到青铜，
沿着时间轴，回到三千年前，
向伟大的神致敬，
以一管柔翰致敬那个伟大的礼乐文明，
名之曰：礼颂。
大克鼎和牺尊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宗周钟收藏在台北故宫，皿方罍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都是国之重器，是一个人神共治的时代符号，也是人和天帝，百神沟通的器物。
我画青铜器最重要的原因是关注的是器物背后的哲学和美学。青铜器是古代祭祀的工具，是集合了财富、地位、权威的不朽象征，是尊贵荣华的身份体现，也是人跟天交流的载体。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说，就是蕴含了时空观念。在中国，青铜的时代持续超过有1500年之久，青铜的时代意义远超过任何一个工艺阶段。现代艺术家也许有”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这一类的争议，但在古代艺术的研究上，至少是在中国古代商周的艺术研究上，政治、宗教和艺术是结合在一起，通俗的说是“为神而艺术”，每件青铜器物，不论是鼎还是其他器物，都是在每一等级随着贵族地位而来的象征性徽章与道具，青铜器是中国礼乐文化的载体。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气候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气候的极端变化甚至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从这些祭祀用的青铜器中可以窥见古人的天地宇宙观。古人通过祭祀与天地交流，与神沟通，突破三维的限制，进入多维的时空，希冀预知未来，回到过去。我画青铜器，不仅仅是对物象的描摹刻画，更多是为了开阔生命认知的新维度，将艺术拓展到更高的天地层面，究天人之道。
器物写真绘画的魅力在于写真，而非传统工笔画里的写实。中国画的勾、皴、染技法，都归结于线条的兴味，中国绘画很早就将线条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寄托理想，情感和审美。点动生线，线动生面，每条线都是有变化，有表情，有内涵的。从画面上看，工笔的一大特点是“看着厚摸着薄”，厚是物象要显得厚重，又要有丰富的色度变化，但不能浮，也就是不能薄，这就需要墨色本身的厚重感和体积感，所以我运用了不同的时期的松烟和油烟墨以及矿物彩墨，综合运用，通过多次的晕染才能达到目前的效果。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器物绘画不仅强化了我对中国画里线条的理解，对墨分五色及晕染的技法也提高了认识，我在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写实”，更多是器物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所传达的“真”，写实是对物象的忠实刻画，“写真”是努力传神，将器物内在的灵魂提炼出来，把青铜器的核心特征与我的理解和情感融为一体。
绘画如实物般真实，甚至比实物更真。仿佛还原了这些古器物在它鼎盛时期才有的辉煌气象。这是精炼线条、反复晕染带来的准确与厚重。在远距离产生的视觉效果中，圆雕般的物体幻现在立体空间中。运用西方画法中的透视、光影凹凸等技法，使得古器物如在目前、似可手摩。但凑近一看，上述西洋油画般的逼真感又都化为了东方传统的皴擦点染，墨分五色，笔情墨趣，此时，人忘却了物象，精神溶解浑化在笔墨点线的交错舞蹈中。游目周览，是另一种的松动潇洒。牺尊之名，典出《诗经·鲁颂·闷宫》：“白牡骍刚，牺尊将将。”古代以牛、羊、豕为祭祀时用的牲口，牛的使用是规格最高的。宋人在研究青铜器定名时，就把这种动物造型的酒器称为牺尊。这件器物是以牛为原形设计的青铜容器，最有趣的是在牛的背上有三个小穴，中穴是可以容酒的釜形器，能取出。牛腹中空，两旁的空穴是相通的。这个设计不仅是当作盛酒器，更兼有温酒的功能。
该皿方罍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充分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 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为'方罍之王'。是中华灿烂文明和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绝佳见证。
此幅布局采用左右对称，宗周钟主体放置中间的形式，以体现庙堂之器庄严肃穆的仪式感，使其有种不怒自威的王者气象，两边用定制的黑箔，用泥金书写《周礼·大司乐》，其斑驳沧桑厚重之美，呈现出金石交相辉映，大气磅礴之美，仿佛聆听到两千多年前钟鼓齐鸣……钟是中国乐器最重要的器类，传统乐器中，向有以乐器材质（金、石、土、革、丝、匏、竹）所区分的“八音”，“金”为八音之首，钟又为“金”之首。当祭祀宴饗等重要典礼演奏音乐时“钟”，在乐团中的地位最高。宗周钟为西周晚期周厉王所制的祀祖乐器，钟身两面共饰三十六枚高秃的长形乳丁，甬柄高直，气势庄严，造型严整，铭辞渊雅，是存世最重要的天子作器。
大克鼎，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大盂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毛公鼎，被誉为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作为鼎中重器，虽然百多年来考古发现成果斐然，但迄今仍与大盂鼎同为有铭文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两件，至为尊贵。大克鼎器腹内壁铸长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的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