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幸福思想的几个支点——兼谈幸福的本质

来源：现代哲学2020第五期

作者 | 从晓波

作者简介：丛晓波

日本创价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日本广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主持囯家社科及省各横纵项课题，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近40余篇，著有《自尊的本质—基于生命和谐视域下的思考》、《走向和谐:转型期幸福论》等。

【摘要】：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甚至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源自佛教思想却不局限于佛教，基于生命质量关爱和生活境遇的关照，池田大作在丰繁广泛的著作中着力论述了其幸福思想。幸福是池田大作思想理论的支点和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也是链接其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最重要的理念。池田大作幸福思想由相互支撑的哲学原点、心理指向、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四个系统构成，是其和平主义、文化主义及教育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对于幸福本质的现代诠释颇具启示。

【关键词】：池田大作；池田思想；幸福；本质

与爱、死亡一样，幸福是人类最普遍和持久的话题。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甚至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幸福仿佛是很简单的事，古代中国没有幸福一词，中国人的幸福主要与民众的福与典籍的乐有关，除了《尚书·洪范》的“五福”记载了民间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般评价，儒家和道家都以乐的方式（如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而伊壁鸠鲁追求“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近年来，村上春树提出风靡一时、备受国人关注的“小确幸”，即生活中那些细小而真实的幸福。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更持久的幸福，至今仍是极为深刻奥妙的话题，是中外思想史上众多贤哲思想的问题，也是池田大作思想及实践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池田大作的理论著述丰繁、涉及广泛，其社会活动活跃、影响深远，广布于教育、人文及共生和平诸多领域的池田思想源自佛教或佛家。显然，池田思想的精髓在于对人的生命的关爱和对人的生活的关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基于创价教育的理念还是创价学会的宗旨，无论是基于对生命的关爱或是生活的关照，幸福是池田大作思想绕不开的关键词。池田大作思想的魅力不仅在于单纯的佛教或佛教理论，或是单一学科的理论阐述，更在于他对现实世界改造的热情，在于实践，即实践本身对实践的指导和升华。

那么，如何理解池田大作丰富多样的思想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及其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又如何理解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幸福即对“何为美好生活”的追求？全面探讨池田大作关于幸福的思想论述，不仅有利于理解他丰富深刻的人文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活动间的内在关联，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幸福问题。

01

池田幸福思想的哲学原点

人是幸福的出发点和终点，是目的也是手段。可以说，人是池田幸福思想的哲学原点和核心。人应该像人那样有尊严和价值，在实践中改善德性进而实现生活世界的和谐，是池田大作幸福思想的哲学理念。池田幸福思想的哲学原点包括相互关联和支撑的三个方面：

第一，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池田大作关注人，在他看来，幸福是人生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幸福。佛法也好、信心也好，目的都是幸福。”幸福是人对自我人生的自觉与把握，而对于幸福的思考就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人生是为了什么？——能回答这种终极性问题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觉自己的使命，认真活着，执着奋斗。”不仅如此，池田大作把人类各种文化形式，包括一切有意义的实践活动都看作是追求幸福的结果，各种文化形式及人的活动的意义在于使人获得美好的生活，幸福是各种文化形式及人的活动的目的。

人生如何过，怎样才能过最好的人生——对所有人来说这是根本性问题，只要活着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是诸哲学、思想和宗教，而政治、经济和科学等归根结蒂也离不开这个问题，无一例外地无非都是人谋求幸福生活的手段。

虽然人们对何为美好生活、美好人生的理解不同，但恰恰是这些不同理解形成人类不同的文化形式，也因不同的回答而产生人们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甚至宗教也不过是人追求幸福的一部分，宗教不是对人的束缚，相反它深化了人对自身的理解，推动人类的自我反思，因此“宗教是为了人的幸福，决不是人为了宗教”。为寻求这一人类制高点的现实化，池田大作选择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改变人，来实践追求幸福的人生理想，不仅秉承“学生第一”的教育方针，而且“创价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完善，自他共的幸福及社会的和谐”。追求幸福，为实现人生的幸福而教育，是遍及世界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在内的“创价教育”的核心。正因这一核心理念，“创价教育”才独树一帜、独具魅力。

第二，幸福源自生命的内在本质。关于生命的本质，斯宾诺莎（Baruch deSpinoza）在《伦理学》中提出，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绵延”，“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中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池田大作的幸福思想内在于生命的本质，认为“不探究深奥的生命观，就不能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观和真正的幸福观”。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幸福都值得追求，只有从人的生命本质出发理解幸福才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并区分了两种不幸福：

“人生的幸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基于欲望满足感受的幸福和基于生命本身的蓬勃跃动而获得的充实的幸福。前者经常依存其他为他者所左右，可称之为相对幸福。如想吃好吃的东西、想要好车或大房子等愿望得到满足时，人们会感觉幸福。但那是由对象决定的幸福，而且不会持久”。“我决不是说那些基于欲望的追求不好。因为那是人的本性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不过，如果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则肯定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与之相对，回归自我，立足于自我的成长和内在生命的充实，由生命深处洋溢幸福却不会为他者所左右，这种幸福可称之为绝对幸福”。

由生命深处、立足于自我成长和内在生命的充实是生命绵延最根本的力量，是生命本质的象征，生命因此而生生不息。生命的本质规定了幸福的本质，生命的绵延不仅使真正的幸福关乎人的生成，而且与人的价值、与人内在的生命需要相联系。绵延不是裹足不前或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地向前、不间断地创造和改变。生命本来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水，“没有比明明活着却已经死了再不幸的了”。

第三，幸福的本质是对生命境遇的超越。人是理想性的存在，人的生命只有在对现实的不断超越中才能完成绵延。但是，人的现实的生命境遇如何？为什么要超越现实的生命境遇？如何才能超越生命境遇？为什么超越现实的生命境遇就会获得幸福？中国古人总有对人生境遇的慨叹，比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或者“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慨叹并非情绪单纯的心血来潮，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真实的客观性。深入理解人生境遇需要从两个真实的前提出发：一是任何人只要活着就要面临死亡，自然决定个体无法避免死亡，生命不能永恒存在，这是生命的悲哀，却成就人通过对死亡的超越完成自我生命的意义；

二是只要活着就必须面对随时随处存在的挫折和挑战。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因为客观环境还是来自主观需求，人注定无法衣食完美、十全百顺，也无法完全摆脱无知和痛苦。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万事如意”“美梦成真”只是人们基于“不如意、没成真”的人生现实的一种美好理想和祝福。所以不仅“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中的”，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美好。“某种意义上，无论什么时代都有深刻的苦。”“不断向前，哪怕是一厘米、两厘米也好挣扎着向前坚持下去的话，之后回头看就会明白自己已穿过荆棘丛林。而且，正是苦成就着人生。

”《圣经》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智慧果而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不得不开始辛苦地劳作。智慧的获得使人生活的世界看上去不再可爱，因此人获得改造世界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这种改造既彰显了人的智慧和独特的价值，也生成了人自己。“如同草木经由阳光和水被润育的自然法则，人也在经历冷与暖、安稳与苦难的反复中完成自我。”人生注定无法逃避负累，唯一可以避免的只有正视并享受它；只有正视并享受了它，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不断的生成，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毋宁说，自由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获得自我的成长的人生态度。正如杜威所讲：“没有永远不变的规则，而成长是唯一得到的目标。既然没有外在的目标可供追求，那么衡量我们个人价值和我们相互之爱的就只有内部标准，只有成长和不断的改变。”成长是维持人的存在的唯一原则，人必须在挫折中成长自己，因为挫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是人不能回避的人的生存境遇，不能在生成自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力量，人就无法在根本上摆脱生命境遇中的困厄。在人生多种境遇中选择、发展、成就自我，人才能够赋予自己以生命的意义。

对此，池田大作提出了其思想理论中最核心和重要的概念：人间革命。什么是人间革命？

“人间革命”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是从平凡处睁大双眼向着更高、更深、更广努力和全力以赴地行动……革命有很多种，如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学革命、艺术革命、流通及信息革命等等，各有各的意义，各有各的必要性。不过，无论是改变什么，作为运转一切的人如果缺乏慈悲或陷入利己主义的话，世界就不可能变好。所以人间革命才是最为根本的革命，是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革命。

按自己的方式活，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是“人间革命”的精髓……一个人的伟大的人间革命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改变，进而可以改变全人类的命运——这是“人间革命”这部小说的主题。即，一念之间首先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更健康、有力量和智慧，而自我生命的改变又可以给周围人带来幸福，进而改变社会和自然界，转向丰富与和谐。

在池田大作看来，幸福与人生命的意义相关，而人生命的意义在于成长，在于超越“自然生长”的不断的自我改变，自我改变是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自我改变的成长标志着生命的尊严、是获得幸福的根本方式：

只有人能够思考向上和成长，不仅仅是随波逐流地活着，而是能够思考更深入地作为人的方向性转变。所谓的“伟大”无非是社会评价，人间革命则是更深层的内在自我，是更永久的东西，是比社会评价性的“伟大”更伟大的事。人只是人，人不是超人，所以改变“作为人”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2

池田幸福思想的心理指向

基于人的生命本质的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诠释，不仅局限于哲学式悬置，池田大作也重视日常生活实践，尤其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幸福的方式和方法。幸福不仅是目标和理想，也是现实的生活实践过程，所以实践以及基于实践的智慧很重要。池田大作指出人间革命的标志，也就明确个体心理状态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心理指向厘清了个体获得幸福的现实路径。

所谓的人间革命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或者说人间革命的标志和证明有哪些呢？第一是健康；第二是青春；第三是增加福运；第四则是知性；第五是热情；第六是信念；最后是胜利和成功。

幸福并不在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它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于自己的心中。

幸福的主体是自我。“幸福并不是梦幻，不是随风而来，也不是由谁赐予。它存在于你自身坚定的心灵的耀眼的光芒中。打开你自己的心扉，幸福由你自己去创造。”东方文化强调关系、合作、和谐，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自我总是与一定的关系相联系，人们经常幸福着对方的幸福或为别人而幸福，往往不觉得幸福很重要，甚至不经常意识到自己是否幸福；人们强调奉献，为周围人活着，甚至压抑自我而讨好别人，认为那些能够很好地控制自我满足他人需要的人是善和美。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经常走向反面，我们经常以别人的努力代替自己的努力，过分依靠他人的力量，最遗憾的是，我们可能把自己的幸福抑或是不幸归结为外因。池田大作认为，幸福是个体自我感受，由自己决定。只有承认幸福由自己决定，自己对自己负责，自我才可能获得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意义。直面现实，改变现实是池田大作作为思想者的勇气，也是其幸福思想直指人心之处。池田大作人为，从根本上来说，幸福决不是简单地由别人给与的东西。真实的幸福建立于自己内在生命里、生活中，由社会做出反映。

当然，为实现这种内在与自我并最终反映在社会中的幸福须要不懈地、不断地努力，以及格外的辛劳和不轻易妥协。而为了实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弄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池田大作主张，作为社会的个体要保持生命的独立，不对他人依存，也不能自我孤立和高傲，但是，人作为人的深刻和荣耀的地方也正在此。本来，人是基于各种人和物的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他人他物，自我固然不可能实现生命的现实存在。不过另一方面，从同样本质的和深刻的角度来说，自我终究是一个人、是单独存在的个体，是以自身的独立为前提的。

如果总是被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恋人或丈夫围绕关照或呵护，如果一个人的年轻时代过的是没有他人就无法过的生活，那么一旦遭遇意外的不幸或走到人生结束时，才会开始明白过来，可以说作为人的真正的幸福正是由年轻时决定。

幸福即在当下。大抵是基于自尊，生活中的我们经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也喜欢憧憬和幻想未来，却唯独想不起当下：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家日子平淡，别人家的饭菜香，别人的孩子更优秀，别人生活更美好；也常常以为近处无非是习以为常的安静无奇，远处才有宜人的风景。对此，池田大作敏锐地提三个问题并给出明确回答：

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重要的人是谁？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其他时候，而是现在这一瞬间、今天，全身心贯注于现在、此时，现在包含着成功的未来。而且，不是在某处、遥远或特别的人，不是权威的人、有知识的人、名人或者有钱人最重要，自己现在遇到的人才最应该珍惜。

幸福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不在别人也不在他处。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当下的人是最宝贵的，当下的努力才能成就未来，当下的把握才会获得幸福。看似极其简单的道理，却最不容易做到，幻想和骄纵使当下变成片刻须臾，人生稍纵即逝，因而恪守当下格外重要。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承担不同的责任，可能我们容易想象与现在不同的生活和环境，但是最重要的则是下定决心扎根于当下，把现有的一切当成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是家庭、工作，还是周围的人和环境，都是磨练自我使自己不断成长的营养，只有着眼于当下，善于改变现实，“挖掘脚下脚底之泉”，“自己让自己生机勃勃”，个体才能获得自我真正的幸福。

自我调节是获得幸福的根本力量。池田大作极为强调自我作为幸福主体的重要性，鲜明指出“自己是人生的编剧，同时也是主人公”。幸福因人而异，而且有时很短暂，会因为时间和场所情境而变化，“世界上有财产、名声及地位等因人而异各种各样的宫殿，然而，只有打开人自身生命中的宫殿才能构筑现实人生的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幸福”。人自身生命中的宫殿即自我调节，自我调节是一切现实人生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幸福的唯一渠道。

归根结蒂，何为幸福、如何幸福都由个体内在的自我决定，幸福要靠心灵感受、诠释和创造。以太阳为喻，池田大作细致分析了苦与乐以及自我调节与幸福的关系：“若我心如太阳般闪耀，则无物不闪耀，甚至整个世界都会充满光。自己若是太阳，就不再有阴影。如果有太阳那样的光辉，就不会有悲哀、悲伤和不幸。”如李渔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心外无苦，心外无乐，苦乐不过是一念之间；而且苦乐相依，苦乐无二，所以“心灵才更关键。就算是做同一件事，是觉得'怎么又是这个、好烦啊’还是'哦，又可以让我成长了’只是一念之间”。

为什么幸福与苦相关？因为，只要活着人就无法摆脱烦恼，人生总会有烦恼，总会有各种问题。然而苦恼和烦恼并不等于不幸，苦恼和烦恼可以成为幸福、甚至就是幸福的一部分，苦恼和烦恼是幸还是不幸，根本在于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如何因各种挑战而成就精彩的人生。在生活中，人们经常把幸福与快乐混为一谈，往往认为幸福就是没有苦和烦恼的状态，烦恼与幸福正相反。其实，正是燃烧烦恼之柴，才能获得幸福之火，获得幸福之光。

越是有苦恼，就越会拓展信心，使苦恼成为幸福的食粮，让一切变毒为药。

对于同样的事物，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解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在散漫甚至污浊的空气中，把自己当成哪怕是一朵花，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让散漫的空气为之一新，也可以让污浊的空气得到改善，这“一点点”的决心和醒悟，正是改变环境和自我的力量源泉。“不应该因为玫瑰有刺就不高兴，不如因刺上带花而感到欣喜。”“同样的事，却可能因为想法完全不同而变得明亮、美好、宽阔。”心灵不仅可以把毒变为药，而且可以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客观的自己。

自我调节意味着个体的自我成长与生命成熟。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在经历和超越痛苦及烦恼以后，个体重新诠释了苦与乐，不断地变得强大并获得人格的成长。“人，只要是活着就必然会有烦恼，必然有问题。如何克服问题，正是由于挑战才能生成为更丰富的人。”毋宁说，对于那些真正伟大的人、能够获得真正幸福的人来说，烦恼是转变为幸福的能源，是推动人前进的燃料。因此越是经历痛苦的人越会成为幸福的人，越是体验烦恼的人越会成为出色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幸福的实现过程就是自我人格完善、自我的生成过程。

实现幸福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生成即“真正的人的确立与完成”过程。 “人其实是脆弱的，一般很容易发牢骚、嘴硬、嫉妒或气馁，不过有信心的人不会发牢骚也不会抱怨，他可以自己获得强大的生命力，那样的人往往怀有感恩之心……漫长的人生里总会有成功，也总是会有失败。一时的失败不必觉得可耻，重要的是最后的成功，无论何时，都不要失去战斗的勇气。”丰富的人与明亮的人、宽阔的人、坚强的人等具备了积极品质，不断成长的人就是幸福的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就是锤炼和铸造自我，“没有信念的人将一事无成。我们都是'幸福的铁匠’。我相信意志坚强的人，在命运的转折点上也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定的影响”。

自我成长意味着不断的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以及自我和谐，意味着个体不断脱离小我、转向大我。所谓小我，是当下的、私自的个体；“大我”与人的精神境界相关，是未来的、人类的和永恒的自我。池田大作的幸福是个体超越小我不断升华和完善的大我的实现，因此所谓的绝对幸福就是大我的幸福，是人的确立与生成。当然，小我的幸福也很重要，人们有时会满足于小我的欲求；然而只满足于小我的幸福短暂的、狭隘的，这样的幸福会使个体自私自利，使个体的幸福经常以牺牲他人为前提或者根本不顾及他人。

在这个意义上，幸福（Well-being）绝不仅仅是快乐（Happiness）。如果幸福是快乐（Happiness），那么幸福感就不完全与美好生活相联系，西方积极心理学遇到困扰和质疑就是理所当然的。对“大我”幸福的追求和诠释恰恰是池田大作幸福思想对现代西方心理学幸福研究阈限的理论超越。“大我”的幸福在根本上摈弃了仅仅局限于个人狭小的一己私欲，因而生成道德，成就个体成为道德的人。“大我”也是私、是自我满足，但基于大我的“私”远远超出个体当下私自的欲望，因为立足于更宽阔恒久和未来的精神世界，自我满足变得崇高，幸福变成美德。

小我并不是没有合理性，然而人是社会的存在，个人小我的实现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绵延甚至会伤害他者，所以在社会的意义上，大我才是生命绵延的本质，社会须要个体摈弃狭隘单一的小我而实现大我。在池田大作看来，超越狭隘的小我转向高远、宽阔的大我需要四德，所谓四德（即“常乐我净”）就是人作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绝对的自由和幸福境界。

03

池田幸福思想的社会理念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就缺少社会性的个体，要么是低级动物，要么就是超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简明界说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人都无法孤立存在，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人，不仅社会性是幸福的一部分，社会性规定着个体的幸福，幸福具有社会性差异，而且社会保障、传递着个体的幸福，脱离了社会性，人就无法真正实现幸福。虽然很多西方学者经常把幸福定义为人们积极情绪下的满足感，幸福是个体的内在感受，仿佛幸福与他人无关，导致积极心理学经常遭到与“美好生活”相去甚远的质疑。但无论是基于人的社会性本质，还是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慕求，要想说清楚幸福的本质，都必须认真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自他共的精神原则。“自他共”是池田大作幸福思想非常有独特性、也是令人格外着迷的地方，“自他共”幸福表达了池田大作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及其社会理念。关于幸福，池田大作开宗明义，非常清晰地指出“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上”。虽然幸福的主体是个人，但池田大作同时强调社会他人，不赞成只有自己的“私自”的幸福。

“私自”的幸福是短暂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仅仅为了私自的幸福就把别人放在一边，可能会损害别人的幸福。人是社会的，幸福的本质也是社会的，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人都追求私自的幸福而不顾及他人，那么每个人都无法幸福，每个人的幸福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池田大作超越了西方积极心理学仅仅把幸福看作个体积极情绪的主张。对于幸福的内容，他进一步指出确立人的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幸福是“自他共”，也就是个体自我与他人同时实现的幸福：“只有自己的话是利己主义，只有他人的话则是伪善，只有自己与他人都获得幸福才是真正的欢喜……个人的幸福必须与社会的繁荣保持一致……

相信对方生命中的善、由衷尊重和珍惜时，对方也会回赠自己，这样就会开启'相互尊重’和'共生’的大道。”池田大作也不赞成仅仅为了社会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这对于格外强调人的关系性的东方文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超越，如果是伪善，就等于没有，等于不幸福。“既没有仅仅为了自己的幸福，也没有只是为了他人的幸福。不顾他人、只追求自己幸福的利己主义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提倡“自他共的幸福”？池田大作提出他对人与社会本质的基本观点：

其一，个体无法单独存在，所有的个人都往复循环连接在一起。个体的生命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相互影响的整体，个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地靠他人维系也维系他人。“人本来是利己的存在，可以说是为了生存的本能使然，就算是要消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能完全实现。重要的是'利于己即利于社会、贡献于社会即守护自己’这一想法最为难得……不只是自然界，这个社会也由于人的联系而构成。无论如何设置屏障、制造隔阂，都无法改变循环之轮。以为自己一个人给社会泼脏水无所谓，那脏水势必反向其身”。自他共，即自我与他人的共生，个人不能脱离他人而单独存在，在任何社会中都没有谁是局外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有个人都是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其二，社会是个体延续生命的方式，个体因为社会而走出自我狭小的空间，进而拥有人的属性。利己是人的本能，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除了利己，利他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生存的价值，利他甚至就是人生命本性的一部分。“由于利他的实践，禁锢于'利己’、汲汲于自己狭小空间的束缚被打破，自我生命的境遇被大大拓展。正是这'利他’一念，是推动境遇改变、成就生命的人间革命的回转轴。”

其三，个体的利他及对社会的付出行为可以提升个体自身的幸福感。

“为别人做什么的话自己就会精神焕发，双方都受益。为别人点燃灯火，自己面前也会明亮。不是'做给别人什么’的傲慢，而是'请让我做什么’的谦虚对行动者来说是必要的。”威尔逊认为，人类利他精神的任何一种持续的表现形式，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完全毁灭自己灵与肉的行为。最崇高的英雄奉献自己的生命时也期望得到巨大的回报，其中还有永生的信念。汉密尔顿指出，一生物个体可望做出有利另一生物个体的行动，这种行动甚至可以明显地以牺牲自己的生存为代价，只要不等式K＞1∕r，K为获益（接受者）和损失（利他者）的比率，r为利他者和接受的基因比率。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利他是生命“本能”自然而然的事，是出自人延续自我生命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人们利他行动背后的几个原因，证明池田大作“自他共”的幸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移情-利他主义假设，即人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因为那些具有移情能力的人帮助别人会使自己感觉良好，如果不成功就会经历消极情绪；

（2）消极状态缓解模型，即亲社会行为是由于旁观者试图消除自身的消极情绪而引发的，沮丧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移情并不是必要的成分）；

（3）移情喜悦假设，即帮助行为对受助者产生积极影响，帮助者预期体验这种积极情感而引发亲社会行为，对帮助者来说，知道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害者产生积极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利他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行为会增加积极情感或减少消极情感，也就是说利他行动在本质上具有“自私的成分”，它源自人们对积极情感的欲求。

这样看来，“为别人点燃灯火，自己面前也会明亮”，换个说法就是“为自己点灯，也照亮别人”。利他行动会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是人的心理本能，具有生存的价值。对于利他的这种功能，池田大作早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之前就已明确提出，认为“走向正经历着痛苦的人、帮助他们脱离痛苦的话自己也会恢复生机，对他人的同情行动也会治愈自己……没有比帮助别人获得幸福更崇高的了”，而且帮助别人并不仅仅是给困难的人以食物或钱财，“最高的布施是授之以渔，也就是说，使之获得新的强大的生命力，积极投入工作中，凭借自己的力量健康地生活。

这种力量就像喷涌的泉水绵绵不绝”。在诸多利他行为中最具有亲社会性，因而备受关注的是慈善和自愿者行动，池田大作不仅诠释了自愿者行动的内涵，而且洞察利他行动的本质，进一步明确“自他共”的生命境界。他认为，“所谓的自愿者活动就是要满足自主性、社会性以及无偿性、先驱性这四个条件被定义的”，而“志愿者并不是要去特别的场所、做特别的事，在自己身边才是志愿者真正的出发点”。

文化：生命的力量与传承。如果把幸福界说为“美好人生”，那么幸福就注定与为什么活着以及如何活着相关联，就一定涉及文化问题。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一定社会的存在方式。文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及结果，是包含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的象征性符号，人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同时，文化维系着社会，并使一定的社会呈现出特殊性。池田大作认为，个体的成长和生命过程就是拥有文化的过程，“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耕作（cultura），耕耘人所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大地、让才能萌芽成长的过程与文化如出一辙。

文化就是耕耘自我、锻炼自我”。文化不仅是个体的生命力，而且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国与国交流的纽带，因此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幸福需要以文化作为载体，锻炼自我的过程是成为文化人的过程，也是获得幸福的过程。文化赋予人以精神气质，对人的影响经常是潜移默化地完成；文化具有规范和控制功能，使成员形成相似的思想和观念，并由于这些相似的思想和观念，成员间的联系变得紧密而容易辨认；文化形式多样，广泛表现于人们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赋予社会以精神力量。

文化是幸福的人以及幸福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幸福的获得就是文化的获得。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从文化的传承角度去理解幸福的本质是池田大作幸福思想极具洞见和意义深远的部分。因此，池田大作在字数有限的《幸福抄》中特别阐述了仿佛与幸福无关的文化的传承问题：

我对“风（风貌、风采）之心”这一看似平淡的说法中，把虽无色无形却俨然存在、支配一切行动的心的奇妙只用风这一字来表现的日本文化传统兴味盎然。即便说日本的“心”，也绝不仅仅是被儒教道德所束缚的那种形式，而夫妻间的体谅、对孩子的爱、对老者照拂、对朋友的礼貌以及对生命的仁慈等都是人作为人的本真体现。如果不是那样，日本的“心”就肯定不会开拓新的时代，以富有创造性的活力复兴。我此时聚焦“幸福是什么”、“人生如何过”这一基本问题并思考下去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我相信正是立足于这一人的原点，才是在变化迅速的现代社会把日本传统传承下去的钥匙。行远之风是不会有国界的，身具优美的'日本之心’正是在国际社会生存拥有最重要根本的人。

04

池田幸福思想的伦理精神

人成为社会性存在的前提是伦理，当个体以伦理的方式存在时，他就具有社会性，也才是人。伦理是社会的精神内核，链接个体与社会，是指导和规范人们行动的社会逻辑。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伦理都具有生存的价值。一方面，伦理链接了无法单独存在的个体，使个体按照一定标准行动；另一方面，伦理是社会的DNA，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使个体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社会成员的方式存在，使社会以“特殊”的方式延绵。池田大作以“大我”完成个体自我与社会的链接，“大我”是个体修养的目标，也是社会的伦理标准，由此个体与社会、道德与伦理实现现实的统一。池田大作的“大我”包含三个方面：

智慧：开启美好生活的钥匙。与知识相对，智慧是现代人及现代教育绕不过的问题。知识是人类认识和经验的结果，其增长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其传递依靠的是接受的准确性。智慧是指思考自然、社会以及思维规律的能力和方式，是人类认识和经验的过程。“究其本源，在生存的过程中，智慧表现于对问题的处理。对危难的应付，对实质的思考以及实验的技巧等。”智慧的增长是一个体悟的过程，其传递依靠的是接受者自身的思考。智慧在本质上并不依赖于知识的多少，而是对知识的独特理解、运用。智慧是体验并创造生活的过程，其丰富性与深刻性都来自生活，生活是智慧的源泉。

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在追求公平与效率和以物质占有力为目标的传统社会，知识的获得就是美德。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获得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自觉，知识的积累使人的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从对象化的自然及对神的信仰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回归，使知识不再满足人的需要。智慧对现代人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现代教育面临着知识向智慧的转型。池田大作非常重视智慧的获得，认为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获得知识，强调“大学科”教育，智慧的教育和教育的智慧是现代教育的根本，而且智慧是美好生活的关键，是获得幸福的源泉。“如果有了智慧，就如同因为波涛而乘风破浪、因为险峰而感觉无限风光那样，强大的生命力会因为人生所有的苦难而快乐地超越。”智慧是池田大作人本教育（即创价教育）的核心旨趣，是实现自他共幸福的人格保障，也是获得美好生活的伦理基础。

德性：在实践中获得的生命力。并非所有人都会获得真正的幸福。池田大作认为，幸福来自个体内在的自我，而真正的幸福来自德性。德性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积极品质。“人类朝着改善而努力的收获（结果），只能存在于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人类善行之中，也就是存在于人类道德品质的现象之中。”康德认为德性分为“值得赞赏的、单纯尽责的和无辜的三种类型”，德性并非生来就有，“那么人就其天性而言在道德上是善还是恶呢？都不是，因为就天性而言，他还完全不是一个道德性的存在”。德性来源于后天实践，池田大作认为真正的幸福必然与德性相关联，而且德性会使人在实践中改善和超越自我。

幸福由什么决定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幸福最关键的要素是个人内在的自我。

池田大作所强调的对于自我的改善和超越的德性并不是“单纯尽责的”或“无辜的”，而是康德所说的第一种，即“值得赞赏的”。那么究竟幸福在哪里，如何实现幸福呢？池田大作认为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是人们永远应该追问的课题，归根结底，幸福由自身确立。幸福不是外表看上去，不是给别人看，而是自己实际感受到什么，是其生命本身的实际感受问题。要想获得幸福，需要具备六个前提性德性，这六个德性也可以看成是幸福的六把钥匙，即充实，深刻的哲学，执着的信念，开朗，勇气及包容力。这些德性来自自我克制、自我锻造，自我克制、自我锻造的结果。池田大作所强调的德性是个体自我不断成长、自我否定和超越的结果，而幸福是通过小我不断地改善并逐渐实现大我获得的。基于这些德性，个体不再拘泥于自我的道德，越来越摈弃自我狭小的空间而与更广阔的世界相链接。个体的道德成为社会伦理的一部分，获得自我实现和幸福的同时，社会秩序也为之一新，道德和伦理相互建构，自我与社会相互生成。

和谐：关系世界的秩序。池田大作认为，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种关系不仅是日本文化中普遍强调的人与人（社会或人际）关系，而是包含着更宽广的内容。“人不单是以一个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而是一种与人类社会、整个地球的自然界，甚至是整个宇宙具有连锁关系的生命存在。”什么是不幸？为什么不幸？幸福是什么？在《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中，池田大作以对话的方式并借用佛教理论和概念详细阐述了其幸福思想，认为幸福或不幸无非是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抑或是失衡状态。

接下来我们改变一下话题，来谈谈人类的幸福问题。佛法中有“十界论”这样的生命观。所谓“十界论”指的是从人们的幸福感状态或对幸福感的态度的角度将生命分为十种范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原本就是以各种生物的姿态，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生命瞬间会出现十界的生命形态。当然，这与其是动物、植物，还是具有知性能力的生物等类别完全无关，是通过生命整体的“生命感”来进行分类的。“十界”并不是人们死后进入的世界，而是生命在其活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状态或者境界。

世界上的一切不幸都来自自我的不和谐，不幸或幸福的程度取决于关系世界的和谐程度，真正的幸福是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和谐的关系世界的建构是个体自我成长的结果，拥有和谐的关系世界的自我就是“大我”，是个体与关系世界的创造性融合。个体在什么境界上实现和谐，也就在什么境界上完成自我。真正的自我即“大我”，是个体与包括社会、自然等在内自我的关系世界的和谐统一。从佛教思想出发，但绝不仅局限于佛教，落脚于人的关系世界，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状态使池田大作的幸福思想获得现代性和现实生命力。正是这种基于生命的关爱和生活的关照，使池田大作的幸福思想不局限于单一学科、单一文化而别开生面。

总的来说，有关幸福的思想涵盖了池田大作丰繁理论与广泛实践的基本理念，是撬动其教育、文化、和平等诸思想及实践的阿基米德支点，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他对人和社会本质的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推敲并回应了幸福本质中“目的性与手段性”“个性与社会文化性”“过程性与结果性”“共性与个性”“生理性与心理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相互影响与对立统一，通过哲学原点、心理指向、社会理念与伦理精神诠释了现代人对“何为美好生活”的理解，对于提升现代人的生命质量、改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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