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扬州画派的代表作品]

一“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
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数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

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八怪之首
(图)竹石图

郑板桥和他的《竹石图》

清康熙年间的板桥,坐对纸窗竹影,铺开笔墨画起了他最爱的竹子。“秋风昨夜窗前过”,他看见清风在竹叶间穿行,看见竹子摇曳的样子。板桥画竹有“胸无成竹”的理论,他画竹并无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针对苏东坡“胸有成竹”的说法,板桥强调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无竹”。这两个理论看似矛盾,实质却相通,同时强调构思与熟练技巧的高度结合,但板桥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板桥这幅《竹石图》,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他的叶子,每一张叶子都有着不同的表情,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在构图上,板桥将竹、石的位置关系和题诗文字处理得十分协调。竹的纤细清飒的美更衬托了石的另一番风情。这种丛生植物成为板桥理想的幻影。板桥的竹子,连“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都感叹说,相较两人的画品,自己画的竹子终不如板桥有林下风度啊。
高其佩
其花鸟扇面是用指头创作的。高其佩的指画扇面,两只鸟的形态落拓潇洒,而牡丹花上的题诗说,“也类胭脂画牡丹,画时日出已三竿。原来花自扶桑国,不许人家花月看”,诗写得颇有情趣。让人惊奇的是,画面突然呈现艳极的牡丹,美到极致,反倒有了良辰美景之后的自暴自弃、以及不忍卒看的凋败气息。开到荼蘼的牡丹,春风里散发着颓废之美。高其佩(1672-1734),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高其佩晚年,指画声誉远播朝鲜,但他依然绘画“甲残至吮血,日匿频烧烛”。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应诏圆明园如意馆作画3年,创作了《长江万里图》等细绢工笔画。高秉《指头画说》记载,高其佩曾为兵部尚书卢舜徒写真,画一立像,高与真人相齐。画成后,卢舜徒欢喜若狂道:“神乎技矣!进乎道矣!”
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李鱓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与郑燮关系最为密切,故郑有卖画扬州,与李同老之说。他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供奉内廷时曾随蒋廷学画,画法工致;后又向指头画大师高其佩求教,进而崇尚写意。在扬州又从石涛笔法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形成自己任意挥洒,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喜于画上作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黄慎
黄慎(1687-1770后),字恭懋,一字恭寿,号瘿瓢,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擅长人物写意,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有《蛟湖诗集》存世。为“扬州八怪”中全才画家之一。黄慎的写意人物,创造出将草书入画的独特风格。怀素草书到了黄慎那里,变为“破毫秃颖,化联绵不断为时断时续,”笔意更加跳荡粗狂,风格更加豪宕奇肆。以这样的狂草笔法入画,行笔“挥洒迅疾如风,”气象雄伟,点画如风卷落叶。黄慎的人物画,多取神仙故事,对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中樵夫渔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绘,给清代人物画带来了新气息。黄慎的人物册页《赏花仕女图》刻画一美丽女子对花的沉迷。而《西山招鹤图》则取材于苏轼《放鹤亭记》,画面右侧立一白鹤,老叟似在仰望空中飞翔之鹤,童子手挽花篮,却自顾嘻嘻而乐。 “生平梦梦扬州路,来往空空白鹤归”(黄慎《题林逋驯鹤图》),黄慎两次寓居扬州,先后17年,十里扬州,成为他一生的依恋。他的人物画最具特色,有《丝纶图》、《群乞图》、《渔父图》等。
6.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去官后寓南京借园,常往来扬州卖画。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用间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
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 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 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罗聘
罗聘,(1733-1799)清代著名画家。字大,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洲渔父、师莲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後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在场州自称住处谓“朱草诗林”。为金农入室弟子,未作官,好游历。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又善画《鬼趣图》,描写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无不极尽其妙,藉以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态。亦善刻印,著有《广印人传》。金农死後,他搜罗遗稿,出资刻版,使金农的著作得以传于後世。其妻方婉仪,字白莲,亦擅画梅兰竹石,并工于诗。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其代表作有:《物外风标图》(册页)、《两峰蓑笠图》、《丹桂秋高图》、《成阴障日图》、《 谷清吟图》、《画竹有声图》等。著有《香叶草堂集》。
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无疑,他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继承的宝贵遗产。
继“四僧画家”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并不止八人,约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确数。按最早的记载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鱼单)、李方膺、汪士慎、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很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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