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剿匪真的很难

写不了时事，写啥都会被举报，写点过去的事吧。幸好，我做过历史老师，历史上的事那就太多了，足够写的了。

——————————————————————————

剿匪真的很难

周舆

我家祖上是浙江的，当左大帅率楚军入浙时，高祖加入了那只队伍。后来他参加了定浙、剿捻、平陕甘、复西疆诸役，立下了不小功勋，叙功武职五品，致仕后留寓北方。

高祖是秀才出身，颇通文墨，不过投错了庙门。因为楚军跟“士人领山农”的湘军不同，举人出身的左帅不大喜欢文人，下级官佐皆用武人，秀才出身的人反而难以出头，升迁迟阻。

然高祖似有邓艾之志，行军之余，不忘查勘地形风物，留下一册《剿匪纪略》。十多年前我在出版我那本《江山岂是哭来的》的时候，也想把高祖这本小册子一并出了，但因字数太少，终未付梓。

为不忘先人余烈，只好写篇文章纪念一下，絮叨絮叨那个小册子上内容。

那八万多字的古文，高度浓缩了高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写的很凝练，但核心内容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几个字就能概括：剿匪太尼玛难了。

最难难在匪区老百姓被匪徒裹挟已久，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最让楚军头疼的，不是匪徒本身，他们如果敢明刀明枪真刀真枪的干，那根本不是问题，最难办的却是沦陷区的老百姓。他们长期受到匪徒的蛊惑，往往跟土匪一条心，不但不欢迎楚军的到来，反而铁了心要跟楚军干。不仅给匪军送粮送衣，甚至很多大姑娘小媳妇还为匪徒前驱，也就是给匪军“打头阵”，让楚军进攻时难以下手。

我高祖对此非常不理解，曾经记下一笔：“匪部割地自雄，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敲骨吸髓，每户有余粮者无不搜尽，每室有娇娥者无不LUN JIAN，然百姓仍视之为恩主，视官军为寇仇，于匪军箪食壶浆送往迎来，于我军坚壁清野横眉冷对。”

为此，我高祖只好发出一声长叹：“遇此遇弱之民，救之何益，宁与匪耳，可乎？”这也不怪我高祖“没文化”，当年还没有“斯德哥尔摩症”这个词，如果他知道这个词，也就没啥可感慨了。

由于在浙江淮河一带定乱时吃了太多暗亏，后来楚军平陕甘时就不再客气了，因为真的没办法分清谁是匪谁是民，只好从严对待，我高祖为其“舆”字营定下军规——“敢犯我军者死。”

我高祖还记道，楚军每次对敌，无不采取“擒贼先擒王”之策，只要先把匪首擒斩，剩下的匪徒和老百姓都是乌合之众，立即做鸟兽散。老百姓之所以为虎作伥，一方面是受到胁迫，一方面也来自利害上的考量，他们担心官军剿匪不净，等官军前脚一走，那些匪首后脚又东山再起，然后对当地老百姓秋后算账。

为此，我高祖在他的“舆”字营大旗的旗角绣上了八个小字——大周之舆，剿匪务净。

剿匪之难，二难难在匪军里也有一些读过几天书的，就是这些识文断字的，一肚子坏水，给官军添了不少麻烦。

“恩”威并施，胁迫百姓，污蔑官军，这是他们出的主意；

搜刮一空，烧尽民房，坚壁清野，这是他们出的主意；

让老百姓“随军”，给他们担粮送水，这是他们出的主意；

让大姑娘小媳妇，替他们打头阵，这是他们出的主意。

……

你看看，这帮读过书的人，坏不坏？

读书人在所有匪部里本来都只是小小的书纪官，但后来随着他们出的主意越来越多，越来越损，他们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一两年下来，一半以上的匪部竟然都是读书人做了大当家，这就更不好剿了。要是哪个匪部大当家的还是个大老粗，那事情还好办一些。

幸而，我高祖也是读书人，很快就找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应之策，用兵之余，于所经之地，不仅按照常规贴安民告示，还独创一个做法，即派出很多“讲宣员”到各村各镇，把道理讲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让他们知道楚军纪律严明，从不祸害百姓，同时剿匪必净，不会让一人落网，不会让他们死灰复燃，老百姓此后可安居乐业。于是，民心大悦，匪部势孤。

此举后来受到左帅赞赏，通令嘉奖，并令全军效仿。入陕甘西疆时，左帅亦用此法，收效甚巨。

我高祖在《剿匪纪略》的最后，总结了剿匪经验，大致有这么几条：

一是，剿匪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重点是官军将士发心要正，不能扰民，要做纪律严明的“天兵义师”，要让老百姓看到官军与匪军的区别。民心归附，这是剿匪的重中之重。

二是，除恶务尽，不留余地，行军作战要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样才能让匪首无处可逃，让普通匪众胆战心惊，让被胁迫的老百姓看到希望，让匪首陷于孤立之境，后面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题外话，这点可以验之以后世米国之进军巴格达）

三是，要把道理跟老百姓讲清楚，让他们分清里外，明辨是非，让他们知道官军是来解救他们的，土匪才是祸害他们的恶棍。

掩卷沉思，也感到剿匪确实很难。

难就难在晚清老百姓确实愚昧，连剿匪的官军都骂都打，这事就不好办了。同时，也羡慕我高祖生在了一个好时代，那真是一个有志男儿可以做事情的伟大时代啊。

2020年10月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