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余天锡传补注
余天锡是史弥远废立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他亲自出马找到民间的赵昀，带回临安加以培养成为后来的宋理宗。对于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有必要加以详细地研究，《宋史》卷419有余天锡传记，但十分简单，并有误记和疏漏之处，现依靠其它材料，加以补注。
余天锡，字纯父，庆元府昌国人。
按：余天锡字或作淳父。据《宋史·地理志》，庆元府，本明州，绍熙五年（1195年）以宁宗潜邸升府。昌国县是宋代新设立的县，熙宁六年（1073年）分鄞县地置，其治所在今浙江省舟山市西北。关于余天锡的籍贯另有鄞县（宁波市区）人一说（参见《宝庆四明志》等），据《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的余天锡传谓其“祖父涤，教授史忠定子孙，因居于鄞”，史忠定就是南宋中后期鄞县人史浩，官至宰相，其子史弥远也是宰相，在宁宗中期以后专权二十多年，可见余天锡的籍贯事际情况应是本是昌国人，但因为其祖父史涤担任史浩家族的家庭教师，从此全家迁居鄞县，成为鄞县人。
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性谨愿，绝不预外事，弥远器重之。
谨按：《延祐四明志》卷五《余天锡传》载：“天锡亦教授其子忠献家，性谨愿，绝不与外事，忠献器之。”忠献即史弥远的谥号，《宋史》此段基本上来源于《延祐四明志》的《余天锡传》。
是时弥远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恶之，念欲有废置。会沂王宫无后，丞相欲借是阴立为后备。天锡秋告归试于乡，弥远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
按：皇子竑，原名赵贵和，为宗室赵希瞿之子，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宁宗的堂兄弟沂王赵抦（孝宗的哥哥魏王赵恺的次子）死后无嗣，将他过继给赵抦为嗣子，成为沂王的继承人。嘉定十三年（1220年）宁宗的皇太子赵询病死，宁宗无嗣，赵贵和成为跟宁宗成为皇室亲属中最亲近的人，宁宗于是册立他为皇子，赐名竑，封济国公，虽无皇太子之名，但拥有皇子身份，而宁宗又只有这一个“皇子”，他成为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赵竑经常表明自己对专权的史弥远的不满，引起史弥远的担心宁宗死后自己地位不保，有另立皇子取代赵竑之意。因为赵竑由沂王的继承人过继成为宁宗的继承人，沂王就无嗣，朝廷不得不另找宗室过继给沂王，这一局面为史弥远提供机会。史弥远可以通过给沂王立继承人的方式扶植自己人进入皇室核心圈，然后再想办法取代赵竑。所以余天锡回乡史弥远才托他暗中务色可以取代赵竑的人选，自然这时打的旗号只能是为沂王选嗣子，不是为宁宗选皇子。
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舟抵西门，天大雨，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可避雨，如其言过之。保长知为丞相馆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孙也。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问其姓，长曰赵与莒，次曰与芮。天锡忆弥远所属，其行亦良是，告于弥远，命二子来。保长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为沂邸后可冀也，集姻党且诧其遇以行。
按：此段为余天锡找到赵与莒（即后来的理宗）的详细过程。这一事件最后大大地改变了赵宋皇室的历史命运，这一过程《宋史》中的描述只有余天锡传最详细，在此段描述中，余天锡选中理宗似乎是虽然有心而为，但却又是偶然而得。因为避雨而见到寄居在外祖父家的赵与莒兄弟，从这段中可见，宗室赵与莒本家早已衰落了，只能寄居在外家。余天锡选中他完全是偶然的，不过赵与莒本家势力微弱，易于控制，正是史弥远所需要的。另有一说与此不同，《西湖游览志余》卷二记有另一版本的发现故事：“理宗微时鞠于母党全氏，一日秋暑偕弟与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锡自杭还浙东，舟抵河浒，忽雷雨，帝与与芮趣避舷侧，天锡卧舟中，梦见龙负舟，惊起视之，则两儿也，问之，为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诣全氏。”这个版本更具戏剧化，但故事的核心已发生变化，在《宋史》中发现理宗余天锡是主角，是他的偶然避雨所致，理宗的发现只是偶然，皇帝的神圣性大打折扣，而在《西湖游览志余》的发现故事中，理宗是主角，是他的行为引起余天锡关注，理宗是真命天子，是天命所系，史弥远的阴谋，余天锡的发现，都是顺应理宗的天命，经过这样一转换，皇权的神圣性得以重新确立，《西湖》故事如此绘声绘色，大概正是理宗做皇帝后为给自己增添神圣性而编造的，其真实性大有问题。此外还有一个版本，一看就知是后来编造的，元朝人写的《东南纪闻》卷二载：“理宗初在潜邸，与余天锡同里，初生之夕，天锡见外间失火，红光烛天，奔到火所，实无有也。惟荣王府开闗明烛，天锡入问，王答云适生小儿，天锡知其为异，即求一观，及入室，异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张青盖䕶之。后太子竑忤史相弥逺，史遂密谋于余，余告以理宗降诞之异，史遂命余荐之，权处以小职。”前面已说过，余天锡是昌国人，移居鄞县在史家做家教，理宗的家在绍兴，根本不是什么同里，这个故事连基本史实都是错的，纯属编造无疑。
余天锡发现理宗于民间这一事件，史文未载具体的时间，据《宋史·理宗纪》，理宗生于开禧元年（1205年），嘉定十四年六月补秉义郎，八月授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加上余天锡当时是回乡参加乡试，嘉定十六年，余天锡中进士，则余天锡发现理宗于民间，当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左右。
天锡引见，弥远善相，大奇之。计事泄不便，遽复使归。保长大惭，其乡人亦窃笑之。逾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保长谢不遣。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于父家。”遂载与归。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未几，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为理宗。
按：此段为史弥远选中理宗的细节。余天锡把理宗带回临安后，看来得到史弥远的认可。然而这段记载中，［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于父家。”遂载与归。］史弥远的话后来历史家多不能解，因为赵与莒兄弟一直寄居在母家，根本无父家可言，而且这句话说了之后“遂载与归”，如果是归父家，则要离开临安，与接着由余天锡母亲亲自教导理宗又不合。事实上是，这段话中“宜抚于父家”漏了一个“纯”字，据前揭之《延祐四明志》卷子五余天锡传，史弥远说的原话是“宜抚于纯父家”，这样就通了。纯父，是余天锡的字，史弥远乃是让余天锡将理宗带回家中加以培养，这才与后来余母教理宗写字习礼仪的诸事相合。与正因为发现理宗与最早培养理宗，余天锡才在后来得到理宗极大的厚报。
天锡，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历监慈利县税，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迁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
按：《宝庆四明志》卷十、《延祐四明志》卷六，余天锡中进士都名列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蒋重珍榜，《宁宗本纪》嘉定十六年五月，赐礼部进士蒋重珍以下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可见余天锡为嘉定十六年进士当无疑义。
余天锡中进士后初期做过不少官职，其中时间可考者只有起居舍人。《南宋馆阁录》卷七：余天锡在绍定元年（1228年）十二月为起居舍人。
迁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试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皆兼知临安府。升兼详定敕令官，以宝文阁学士知婺州，仍旧职奉祠。起知宁国府，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
按：《宋史》理宗纪：“宝庆四年十月甲子，以余天锡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宝庆四年即绍庆元年（1228年），可见他在1228年一年之间数迁要职，最后成为京城首长。《理宗纪》：绍定六年（1233年）2月，以余天锡为礼部侍郎兼侍读，本传未载此事。
召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疏奏：“臣荷国恩，起家分阃，旋蒙趣觐，躐玷迩联。时权礼部侍郎曹豳实在谏省，盖尝抗疏谓用臣大骤。臣与豳父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观其所论，于君父有陈善之敬，友朋有责善之道。而豳遂迁官，臣竟污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旧人而遂退二庄士，则将谓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谅多益，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仪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释然无疑，安于就职，则陛下既昭好贤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贤之愧。”帝从之。
按：《宋史·曹叔远传》附族子曹豳传，“召为左司谏，与王万、郭磊卿、徐清叟俱负直声，当时号嘉熙四谏。又论余天锡、李鸣复之过，迕旨，迁起居郎。进礼部侍郎，不拜，疏七上，进古诗以寓规正。”《续通鉴》，嘉熙元年四月，左司谏曹豳上书言三阃战事。曹豳论余天锡一事可能即在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
按：《宋史·宰辅表》，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余天锡自少中大夫、试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五月，进签书枢密院事。三年正月，除参知政事，二月兼同知枢密院事。
授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国夫人，寿过九十。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而天锡卒。赠少师，寻加太师，谥忠惠。
按：《宝庆四明志》，余天锡“嘉熙四年六月内奉御笔除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累辞不允，于当年十二月三日到任，至次年十月以疾乞生前致，十二月四日除观文殿学士，特转两官依所乞。”则余天锡罢政后是出知家乡庆元府，以本地人出任本地长官，这是理宗对他的特别照顾。，本传在此误记为知绍兴府。《宋史·宰辅表》，“淳佑元年十二月庚申，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知庆元府余天锡乞守本官致仕，除观文殿学士，特转两官致仕，丁卯卒。”则余天锡之卒年为1241年。从中可知，余天锡是在重病将死的情况下请求退休的，理宗也批准了，本传所谓的“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而天锡卒”则根本是无根之谈。
一，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