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马上攻下北京时，为何向崇祯提出“西北称王”的要求？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李自成农民军迫近北京，大明王朝崩溃在即的历史关头，“李自成求招安”这事，是个叫好些后人连呼“难理解”的事儿。

以《甲申传信录》等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已经兵临北京城的“大顺皇帝”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原崇祯的心腹太监）来找崇祯帝“议和”，带来了叫崇祯君臣都不敢信的条件——“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金银百万，退守河南。”攻破北京在即，“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在“求招安”？

这就好比，李自成的大刀片子已经架在崇祯脖子上了，却见这位“闯王”突然屈膝一跪，抱着刀冲着崇祯大呼：“只要皇上您封俺为王给俺俩钱，俺立马就不打了”。如此操作，乍一看去像脑子短路，但放李自成身上，他确实是真心的。

因为“大顺皇帝”李自成很明白：麾下这支数十万规模的农民军，到底是什么斤两。

比起刘邦、窦建德甚至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前辈”来，李自成一个很重要的差距，就是没有实现农民军战斗力的“升级”。虽然“东征”北京的农民军，也配备了大量的战马与火器，其“老营”的战斗力也十分凶悍。但跟真正的强手比起来，那就现了形：攻打代州时，李自成遭到了明军名将周遇吉的浴血抵抗，在兵力比周遇吉多十多倍的优势下，双方死磕十多天，恶战从代州打到宁武关，李自成虽然艰难拿下宁武关，伤亡却也十分惨重。

如此恶战，也让当时的李自成心惊，连呼“宁武虽破，受创已深”。想想宁武关前面，还有宣府大同等坚城，外加数十万明军，倘若都像周遇吉这样狠打，自己哪有半点胜算？“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可就在李自成想跑回陕西老家时，大同总兵姜瓖等人却跑来送大礼了。这些大明的“忠臣良将”们一炮没打，就把宣府大同等重镇“白送”给了李自成，这才叫李自成壮起胆子，继续朝着北京进发。

一个周遇吉，就差点叫李自成半路放弃，更何况杀到北京城下，面对一座已经276年没人攻破的“超级城市”北京。这位“大顺皇帝”，怎能不心里发虚？

同样叫李自成发虚的，更有这支“大顺军队”的内部结构。别看已经开基建国，可和当年的“汉军”“明军”等劲旅不同。李自成的“大顺军”，基本都是各路农民军队伍拼凑起来的。好些队伍基本都是独立的，他这个“大顺皇帝”只是个名义上的头。这样的队伍，顺利的时候滚雪球般壮大，但一旦受挫，“散”起来也是稀里哗啦。

比如就在李自成“建国”前的郏县大战里，面对明末战将孙传庭，兵力绝对优势的李自成再次惨败，还差点被孙传庭抓了俘虏。好不容易撤回大本营襄城，李自成麾下的几位“好弟兄”却是动了小心思，竟盘算着绑了李自成找孙传庭投降，幸亏李自成反应迅速，给几位“好弟兄”拍胸脯保证“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这才把队伍稳下来。如果不是崇祯帝在后面瞎指挥，打乱孙传庭全盘部署，这场大战的走向，真心难说。

而待到后来李自成拿下北京后，他的各位“老兄弟”刘宗敏等人也是进了北京就放飞，到处连打带抢。如此活剧，作为“大顺皇帝”的李自成也看不下去，可他也只能好声好气求刘宗敏收敛一点，却被刘宗敏一声回怼“皇帝之威归汝，拷掠之威归我”——你当你的皇帝我抢我的钱，咱谁都别给谁找不痛快！

如此“没话语权”的“皇帝”，也恰恰印证了“李自成团队”的本质：哪怕“巅峰时代”，也只是个凝聚力有限的“草台班子”。

这样的“草台班子”，一旦攻击北京受挫，那肯定是说垮就垮，先前拿到的一切，分分钟就要输精光。正是如此现实，才叫李自成做出选择：不如先谈一谈，如果能“封王”，那“不打”也是赚大了，倘若崇祯死硬到底？那再打也不迟！“求招安”这事儿看似魔幻，仔细一看却是很合理。

但当时的李自成并不知道，虽然他自己是个草台班子，但北京城里的崇祯帝，已经成了空架子。

经过多年如一日的“两线作战”，外加崇祯帝始终没进步的瞎折腾。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明王朝早已离心离德。能指望上的名将，比如卢象升孙传庭等“苦手”，基本是前后脚被崇祯帝坑死。至于满朝的文武？也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李自成迫近北京前，各位官员就忙着向南方转移财产家属，“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留守的大臣们，也是“士大夫相见，唯唯否否”，都是混一天是一天。

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崇祯帝身边的太监们。崇祯在位十七年，“扩招”最多的就是太监，前后增招了一万多人，满以为可以让这些奴才“保卫江山社稷”。可大难临头时，最先尿裤子的也是这群太监。比如被李自成派来“议和”的杜勋，就曾是崇祯非常信用的太监，却是说卖就卖。北京城里的太监，也是一个个撒泼打滚。甚至守卫北京时，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太监们却一个个在城头摆宴席喝酒——亡国在即，却还在抖威风。

身边都是这么一帮人，当时的崇祯，也真是虚到家了。

那既然“虚”成这样，李自成的“求招安”，不也恰是崇祯最需要的？倘若崇祯能答应，大明朝能活多久难说，但起码眼前还是能续命，却为何又被崇祯拒绝呢？首先，死到临头的崇祯还是老样子，凡事不肯担责，一定要大臣们来担责。“议和”这么大的事儿，他也必须要让大臣们先开头同意。可留守在他身边的魏藻德等阁臣，也都是些偷奸耍滑之徒，只会“默然不答”。他“默然”，崇祯也不肯担，这事儿就只能“默然”了。

而且崇祯帝还有一个苦衷，让自己答应议和容易，给李自成“封个王”也没啥，可他要的一百万两白银从哪摸呢？北京城破前，崇祯腰包里就剩了二十多万两白银，还被太监们给分光了。大臣们呢？都还惦记着崇祯那传说中很丰厚的“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北京城破前，大臣黄国琦还疾呼崇祯“搜刮内帑，以供外用”。在他们看来，反正崇祯有钱，“安抚”李自成的前，当然该崇祯出。

以《崇祯遗录》的形容，其实崇祯登基后，明朝内外战事不断，很多都是“内帑”买单。丰厚的“内帑”早就用光了，以至于崇祯不得不把皇宫里的银器都拿出去铸钱，到了北京城破前，皇宫里真是没几个钱。以这个意义说，崇祯“瞎指挥”“不负责任”不假，但以“花钱”来说，他比好些“名臣名将”，都是负责得多。

所以说，自己既不肯担责，又摊上一群不肯担责的大臣，外加“担责”了也做不到。李自成的“求招安”，对于崇祯帝来说，就是一场空欢喜。无论重来多少遍，他都是这样的抉择。所谓崇祯与李自成的对决，其实就是“空架子”对“草台班子”，大明的命运，乃至接下来中国历史的命运，其实都没了悬念。

抛开这期间的，王朝更迭的恩恩怨怨，内里的这些细节，却也有着多少超越历史的回味，值得深深思考。

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梅毅《明朝真史》、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明史》、《甲申传信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