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电影《第一炉香》：手撕“张爱玲”的一剂猛药​

作者：恰东风，陈晃

被称为具有惊天“豪华阵容和班底”的电影《第一炉香》一经上映，旋即引起一边倒的狂嘲。影片在豆瓣和媒体上的评价者，大多以电影改编背离了张爱玲原著为由而给予了负面评价。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观众是由于他们对影片还原张爱玲原著的期待没有被满足而怒刷差评。这种不满意既表现在对影片的选角和演员表演上，也表现在导演许鞍华和编剧王安忆对故事情节和呈现侧重的重大改变上。而在豆瓣首页动态上，一些用户更是围绕张爱玲作品以及影片改编的价值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本文认为，影片《第一炉香》是一部被严重误读和污名化了的讽刺喜剧。这种杰出的讽刺从选角、演员表演到服装，从镜头语言到情节改编，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完整和统一性。而这种讽刺不仅是对张爱玲原著的大胆解构，也是对近年来以“张爱玲”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中产文化症候和小市民审美趣味的批判和鞭挞。影片由此而产生的滑稽和荒诞感，使得即便是给予差评的观众也很难不哄堂大笑——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笑的讽刺性。

讽刺如何铺展

实际上，领会本片的讽刺风格并不那么困难。范伟所扮演的司徒协，正是影片风格的一个关键标示。范伟在“优雅吸食”牡蛎场景中的表演，将上流阶层在高贵的自我想象与举止滑稽的事实之间的那种撕裂感，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这种装模作样、拿腔拿调的表演质感实际上在整个影片的上层人物角色中基本是一以贯之的。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做作。换一个更生动的词，就是装*。只是不同人物的装*功力不一样。有的人是技艺娴熟，有的人是偶尔失手，而有的人则是全盘崩坏。这不是喜剧人物又是什么呢？

而将崩坏作为一种表演风格，也不是随手挑个演员就能胜任和豁得出去的。这需要对表演有一种极为强大的信念感，并对主流表演程式怀有破坏欲和叛逆冲动。影片中，葛薇龙的扮演者马思纯和乔琪乔的扮演者彭于晏正是由此贡献了堪称影史留名的崩坏型高超表演。这与选角设计的成功也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观众几乎不难发现卢兆麟与乔琪乔的演员形象，完全与原著调了个个儿。原著中没有血色的苍白石膏像一般的乔琪乔，在影片中变成了拥有健康小麦肤色、浑身肌肉的形象。而家境较清寒的卢兆麟在原著里是有着“阔肩膀”的“黄黑皮色的青年”，到了影片里则变成了皮肤发白、略显清瘦的尹昉 。张爱玲写道，和乔琪乔一比，“卢兆麟显得粗蠢了许多”。如果一定要在影片中两个呆笨的男性角色中做一个抉择的话，那么乔琪乔在外貌的“粗蠢”上反而略胜一筹的。这种与原著的反差，除了制造出鲜明的喜剧感并排斥张爱玲粉丝先入为主的期待，也是嘲弄式地对位了时下中产的模范审美——我们今天对于完美和富足的年轻男性的一种想象，难道不正是这种常年往返于健身房和日光浴的男人吗？而我们对于民国富家公子的想象，才是尹昉这样的形象。影片作此处理，无非是告诉观众：朋友们，时代变了，你们的民国是再也回不去了！

相比之下，对女性角色的选角反而与原著描写更相符。在原著中，张爱玲这样写道：“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先不论这里对人的物化可能产生的不适，张的意思是说“粤东佳丽”与葛薇龙的对照。影片抓住了描写的喜剧感，并进一步将这种比照给漫画化了。如果说糖醋排骨给人一种精明伶俐的观感，那么粉蒸肉不正是圆润不腻吗？而当观众吐槽连姑妈家的大丫鬟都要比葛薇龙美艳的时候，无非也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中产消费者在审美上对“糖醋排骨”的偏爱。这也怪不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如何地内卷了。

除此以外，影像的高饱和度、服装设计和配乐也是对影片风格的重要提示。尽管原著中张爱玲为葛薇龙设计了各色的旗袍——显示了作者本人的偏好，但是影片弃旗袍而不用（再次规避民国想象），主要突出了葛薇龙的两种着装风格。一种是初来乍到时的女学生装，一种则是浸淫在上等人生活后的各式洋服。这种着装上的变化当然暗示了葛薇龙从一个接受现代教育具有性别主体意识的年轻女性向追逐资本社会上流欲望的女性的转变。但关键在于，我们看到洋服着在葛薇龙身上是如何显得不贴服和造作。这样的服装配合着影像的高饱和度，显示出一种浮夸的俗气。而葛薇龙在陷入对乔琪乔的迷恋以后，粉色、嫩黄等轻佻色系的服装显示出她对罗曼蒂克的单纯而浪漫的想象。但是这些服装包括下图中的头饰，却散发出无法抑制的可笑廉价感。这难道不正是“优雅吸食”的又一范例吗？

崩坏的表演风格、鲜艳跳脱的服化道设计以及与影片调性形成反差的配乐，也营造出了一种近乎舞台剧的效果，每一幕场景的变化、发展与转折显出夸张的戏剧化效果。在众多对于这部电影的批评里，常见的一种声音便是“竟然能把张爱玲的原著都拍成喜剧片”，但事实上，这种舞台剧式的荒诞浮夸，或许正是为了消解观众对“张爱玲作品”的滤镜与想象。

模范婚姻家庭的错乱

影片在情节上最大的一处改编就是在最后40分钟增添了葛薇龙和乔琪乔成婚和婚后生活的细节。尽管在这里，影片主题上与原著形成了关联，但是风格却大为迥异。实际上，通过对原著悲剧风格的轰炸式的解构，我们不能从这种模范婚姻家庭的破灭中得到任何自恋式的美感、崇高感或者张粉标志性的末世苍凉的感悟，反而只得到令人捧腹的荒诞不经和神经错乱。

在这里我们借用俄国文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理解这种处理。什么是“狂欢化”呢？这里的狂欢指的是每逢民间节日期间，民众通过在广场等公共场合举办盛大表演，扮演教皇、沙皇或官僚等官方统治人物来解构和嘲讽他们的权威性的一种现象。在这些表演中，民众甚至会主动给街上的乞丐、小丑或者疯子戴上“王冠”，将他拥上“王座”游行，以抒发对统治阶级的轻蔑和不满。扮丑、戏仿和对历史事件降格化的滑稽改编，都是节日狂欢中常见的表演方式。

实际上，在整部电影中，我们所能察觉到的一以贯之的歇斯底里，正是这种狂欢化的表现。而这种狂欢气质到最后40分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峰。马思纯和彭于晏看似拙劣的表演，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浑然天成，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刻意扮丑的效果，为我们呈现了一对完全值得影史留名的塑料夫妻的形象。如果人类灭绝以后，外星人试图了解这一物种的专偶家庭制度，恐怕我们确实难以拿出第二份更加考究的影像研究资料了。就这一点来说，电影《第一炉香》值得好好拷贝，锁进地下1000米深处的人类艺术瑰宝机密储藏库里。

台词呈现上的胡言乱语，也显然是这种狂欢的一部分。当彭于晏形同儿戏般的说出“我是你的男人”的时候，马思纯以登对的口吻说出了“我是你的女人”，这段看似毫无逻辑的对话，却彻底地展现了“恋爱”关系的扭曲：乔琪乔孩童般地对葛薇龙宣示主权，但他又何曾把自己当作过葛薇龙的男人呢？

彭于晏对乔琪乔巨婴式的呈现，完成了对一个模范丈夫的解构——或者说，是对丈夫这一奇特物种的真正唯物主义的理解？在这一点上，电影与原著倒是统一的——小说中的乔琪乔，同样是一个比起丈夫更适合做儿子的巨婴，但这一层人物形象太容易被“苍白阴郁的英俊混血儿”这一标签所掩盖。而当彭于晏——彻底的“苍白阴郁”的反面——成为乔琪乔，这种滑稽可笑的巨婴特质才能显露得淋漓尽致。

此外，对通俗婚姻家庭伦理剧滥俗桥段的戏仿，也为这种滑稽调性增填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新婚之夜过后的第二天早上，镜头对准刚从床上醒来的葛薇龙，她摸了一下身边却发现自己的男人不翼而飞。于是她下楼来到海边搜索他的身影。这时，镜头顺着葛薇龙望向的方向，投向了海边。一个身着泳衣的“糖醋排骨”从水中钻了出来，紧接着钻出来的，果然是葛薇龙的男人，带着两块胸肌、八块腹肌和种马一样的心。镜头切回到葛薇龙的脸。这个女人的不幸不但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反而引发的是笑意。这让我们联想到前一个场景在度蜜月游船上，乔琪乔对葛薇龙的承诺：我教你游泳。“而现在和他游泳的那个女人竟然不是我？！”而对类型化的滥俗桥段的戏仿，使得观众能够预知下一个镜头的发生，这更加剧了喜剧意味。当然，此刻张粉的脸应该早黑了。

发现新婚丈夫与别的女人调情之后的葛薇龙，也表现出了完全类型化的俗套反应。质问、掌掴、痛哭、原谅，当马思纯用青春疼痛女主角的行为范式说出“我要给你机会”时，影片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在婚后“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但哪有那么多精明人物？这里更多是在父权制异性恋霸权规训之下束手就擒的“傻姑娘”葛薇龙：在自以为的爱和付出里自我感动。这种爱，正是让女性放弃主体性的诱饵，也是阶级再生产的一种武器。而在这里，由于观众可以发现期待与影片呈现的反差，讽刺才得以展开。

我们也注意到，葛薇龙来自上海，也想过回到上海，最终却还是选择留在了香港。无论是在原著还是影片中，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都有着对立关系。而在影片中，对葛薇龙这一形象的重新塑造使两个城市作为符号的对立更加明显。影片里香港上流社会视调情为游戏，爱情只是利益往来、金钱交易的一种筹码，而只有外来者葛薇龙一门心思地执着于虚幻的爱情。即便是作为内陆最大都会的上海，在老牌香港面前也显得“保守”、“陈旧”且不合时宜。葛薇龙被香港上流圈子吸纳，某种意义上是脱离传统封建规训的新女性被资本主义现代性伦理捕获的结果。刚脱狼穴，就入虎口，这便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两难。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情形的一种隐喻呢？只是，相比于原著，影片通过对薇龙形象的破坏性的重建，达成了反讽的目的。

而当影片来到最后一个场景。乔琪乔和葛薇龙走在新春前夕的街道上，狂欢再次显现。而这里的狂欢甚至带有了复调的意味，即葛薇龙精神自虐式的悲剧感与荒诞的喜剧感一同涌出，造成了一种哭笑不得的矛盾观感。而这是原著在同一情节的呈现上所不具备的。当葛薇龙遵照原著说出“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这里的确有一种带着讽刺的悲凉。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受压迫地位显而易见。但是，为了避免在结尾处落入原著的自我沉浸的伤感，影片最终还是加了一句狠话，以令讽刺战胜悲凉。当葛薇龙坐在车上，对着车窗外神经质般的高喊：“我爱你，你个没良心的！”这种对原著的背离再次制造了喜剧效果。于是我们明白，这个上等社会的女人尽管也可悲，同样受着压迫，可是她原本有更多改变的可能，因而是并不值得比底层妓女拥有更多同情的。

阶级视角的深剖

有评论说，张爱玲的原著带着鬼气，在她的笔下，姑妈的家宅是一个阴森恐怖的权力支配的世界。但是，张爱玲所描画的“恐怖”却只局限于中上流，而刻意回避了底层生活。而影片在剧情改编和镜头语言上的一个功力，正在于它更多地呈现了底层劳动者的境况，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不再“鬼气”，而是进入了真正的人间，华丽的贵族生活与“丑陋”的民间现实完全交织在一起。影片不光通过阶级视角对上流社会形成进一步剖析，也为原著填补了残缺的现实画像，由此构成锋利的批判。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影片与原著中关于睨儿被乡下爹妈领回家的情节呈现。在影片中，摄影机镜头从睇睇受训的客厅房内透过房门对准屋外。于是这里直接呈现了睇睇的爹妈以及被带来的睇睇的某个姊妹。他们对梁太太的低声下气，凸显了鲜明的阶级等级秩序。而为了平息梁太太的怒气，睇睇的爹直接给了她一嘴巴子，将她打翻在地。然后画面切到屋外走廊的机位镜头，我们看到葛薇龙选择在屋外的楼梯上惊诧地看着这一切。对于睇睇被驱逐出户的暴力情节，影片是直接给了一组完整镜头的。

但是在原著中，场景却远没有如此惨烈。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没有将睇睇和梁太太激烈的口角与睇睇的被驱逐放在紧凑的时间顺序上，而是在中间夹杂了其它描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说是以薇龙的视角来叙述这场驱逐的。而薇龙在睇睇被带出以后，已经回到在自己二楼的卧室里，只是作为一个远远的旁观者观察着在花园游廊里发生的事件。在这里，小说动用了薇龙的心理描写，将这一切描述为“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但是电影显然充分运用影像的媒介特点，将这里的冲突激烈化了，而没有选择从葛薇龙的视角去回避。

影片也对另一位大丫鬟睨儿的人物形象和相关情节进行了改编。例如，在睨儿与乔琪乔被葛薇龙撞见私会的第二天，原著的处理是，面对少奶奶的盘问，睨儿并没有吐露自己已经和乔琪乔发生性关系的事实，而是说由于自己发现了乔琪与薇龙的幽会而引起薇龙的怒气。但是在电影中，睨儿却吐露了所有实情，并向少奶奶下跪，以求得宽恕。而在葛薇龙与司徒协离港齐赴上海期间，面对乔琪的逼迫就范，睨儿再一次下跪，哀求乔琪以示拒绝。这同样是原著中没有的。两次下跪都表现了丫鬟相对于主子的卑微地位，以及丫鬟在不同主子之间周旋的苦楚为难。而即便如此，睨儿仍然处处为主子着想，这正是对阶级社会中底层劳动者不得不认同统治者的统治逻辑的深刻观察。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呈现了小说中完全忽视的一面：丫鬟们与主人的居住空间是完全区隔的。当主角们在建基于层层楼梯之上的大洋楼里勾心斗角的时候，丫鬟们则在底层类似柴房的小房间里——这会是多么潮湿闷热。踏响舞步的地板之下，原来还住着另一种人。楼上楼下的严格区分，正是影片中牢不可破的阶级壁垒的展示。

除此以外，影片中还夹杂着许多对准底层劳动者的短暂镜头。这些镜头镶嵌在叙事主线脉络之中，看似文学文本中的闲笔，却在实际上通过镜头语言的组织构成了对上流人物角色的讽刺。例如，在葛薇龙“献身”乔琪乔后的第二天清晨，镜头首先给到的是一个在花园中打扫落叶的清洁工人的远景。接着，镜头才切到在床上醒来的薇龙。夹杂着被扫地声惊醒的怒气，她起床下楼并用湿毛巾殴打睨儿。这里的镜头剪辑逻辑所隐含的主子与底层劳动者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但又很微妙。对于电影镜头语言缺乏敏感的文学原著阅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并不能领会这里的意图。另一组具有类似性质的剪辑则在葛薇龙初探乔琪乔对婚姻态度的场景当中。当乔琪乔说到自己并不能养活自己时，下一个镜头立刻切到了从山坡下经过的两位卖果子的农家老婆婆。究竟谁在不劳而获，谁在付出汗水，是谁养活了谁，这里的讽刺呼之欲出。然而，农民仍然要向花钱买了果子的主子们连声道谢。现实之荒诞，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组不得不提的镜头，是葛薇龙登船打算返回上海的场景。在港口码头，镜头给予了一个将女主角淹没在人海中的远景——我们发觉失去了上流光环护体的女主角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是社会位置决定了个体面貌。然后镜头切到中景，再切到近景，葛薇龙在推搡中险些失去平衡。接着，一个被背在女人背上的孩子撒尿，尿渍到了葛薇龙的鞋袜和衣服上——这里很可能直接构成了对原著党的冒犯，女主角的身上怎么能沾染上屎尿屁呢？这还没完。当葛薇龙登船，提着行李箱来到船舱的阶梯上，她的行李箱被一个男人碰下了阶梯，掉在下一层的走廊上。四散的衣物和物品撒的满地都是，遭到底层的哄抢。这时机位保持不动，摄影机俯拍到阴暗的船舱底层：薇龙要求归还自己的财物，但遭到一个女人在画面以外的接连不断的咒骂。如果说张爱玲在原著中描写了上流人物相互算计和权力支配的恐怖，那么影片在这里则试图呈现阶级社会的底层由于人为的物资匮乏而相互倾轧和残害的状况。这是已经“娇生惯养”了的公子小姐们所无法接受的。这里的“人性”便绝不是什么精妙的“幽微”可以概括的，而是由于阶级存在而导致了巨大的差别。

除去对阶级差异锋利的呈现，影片还尝试探讨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同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限于篇幅，这里只做一处简单分析。乔吉婕在葛薇龙新婚以后，为了在丈夫不忠上安慰她，将不忠的原因归结于混血儿先天的情欲旺盛和泛爱思维。在这里，吉婕显然是试图通过本质化自己混血的种族身份，来为父权制秩序中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关系开脱。接着，她在餐桌上鼓励薇龙也可以学习她的丈夫，去寻求不同异性的爱。她对餐厅服务生（一个纯种外国男性）展示性吸引力的表演，证明了她对男人“挥之即来，招之即去”的能力。但是在这里，她与葛薇龙的差异是明显的。葛薇龙必须出卖自己的青春来养活丈夫，她阶级上升的位置其实并不稳固。但是乔吉婕作为一个受到父亲更多宠爱的大家闺秀，则没有这些忧虑。实际上，不是由于她的混血儿身份或女性的独立意识，而是由于她的阶级位置，使她拥有对性的优先支配权。

但是，原著中显然缺乏这些表达。相反，借助葛薇龙的观看视角，原著完成了对混血儿“不中不洋”的困境的认同。这种困境，大概就是华美袍子上的虱子。但原著似乎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上流人士的生活，究竟是华美的袍子上爬满了虱子，还是吸血的虱子套上华美的袍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缺乏了阶级视角分析的文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在成功地被影片逗笑的同时，却不能理解影片讽刺喜剧的风格？

也许，一方面是由于观众（一部分是张爱玲文学原著的粉丝）用文学文本的逻辑来要求电影。这里既有原著与电影改编在时代上所存在的差异，即电影的任务本身便在于在当下的语境中完成对原著权威的一次解构，以让观众从投射性认同的想象中回到对现实的感知中来，也是说观众未必很能理解电影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语法，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对讽刺艺术风格的陌生。讽刺喜剧作为对权威完成解构的一种绝佳艺术形式，说白了本是一种具有有限合法性的以下犯上。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之下，好像我们并不是总能知会这种向上挑战的行为，如果不是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完成对权威的体认的话。但本文相信，时间会证明这部电影的卓越和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