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与区域竞争能力建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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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与区域竞争能力建设（二）
——根据近几年对安徽皖南地区农村及其乡镇进行经济社会考察而作
冯江源
安徽皖南众多农村丰厚的文化
底蕴和文明积淀为区域文化经济的生成开创了先机
在我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区、华东腹地，有个省份取安庆、徽州的合称，叫做“安徽”。该省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境内陆形地貌多样，山川秀美，物产丰饶。安庆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文化、政治建树卓著，而徽州从8~12世纪（即我国唐宋时期）起，就在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工艺、医药卫生等方面一步步产生震惊国内外的影响。特别是南宋之后，由于徽州毗邻京城临安（即今杭州），其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更加快速、兴旺。一些新的研究结果揭示，宋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清明，也是经济最富庶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在当时整个世界都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古徽州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数县。正是徽州人一代接着一代的勤劳、智慧、奋发力争，终于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以及“徽商”尊号。
从严格科学、文化、历史的视野分析，在徽州地缘和人文氛围中建起的徽州文化，说到底，是以徽商精神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文教理性为先导、以创新进取为灵魂的一切器物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 。可以认为，徽州文化已俨然自成体系，其内容丰富充实、结构完备，涉猎到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工艺等多个邻域，具体包含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新安文学、新安画派、徽剧、徽州方言、徽州篆刻、徽州版画、新安医学、徽派建筑、徽派四雕、徽墨歙砚、徽州民俗、徽派盆景、徽茶工艺、徽菜烹饪以及历代沿传的徽州宗族宗法制度、徽州土地制度（佃仆制）、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典籍等。如此浩瀚纷繁、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和胜地，必然会熏陶和造就一大批光彩耀眼的杰出人物。这些卓越历史人物既有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艺术家、外交家，也有建筑家、实业家等。徽州文化勃起于南宋，成型于明清，与徽商互为因果。即使到民国时期，徽州文化的旗帜同样在海内外昂然飘扬。徽州文化根系深厚，与藏学、敦煌学齐名，因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时至今天，人们只要到徽州大地，随处看见的仍旧是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桥、古塔、古亭阁的遗风雄姿，真实地展现出文化与民风、社会、经济融合而引发的历史惯性拉动。
徽州文化能在安徽皖南这片地区孕育、崛起、发展，同徽商的活动和价值观关系甚大。在古徽州，地理条件很不理想，山高坡陡，地狭人稠，不宜种粮，这在上升期的农耕社会时代肯定受到严重的生存挤压。但是，徽州的土地却盛产林、竹、茶、桑、果鲜、药材等各种经济作物。而且，山区多河道的优越水运便利，更为徽州人打开了一条走向外界的通途。种种自然地理不便的限制，反倒让有着中原文化调教的徽州人找到了一条经商的新的生路。北宋迁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使地处东南经济首区、苏浙重心、南北交往要冲的徽州，其经济不能不从封闭和半封闭的农耕经济向着商业经济（或称初期商品经济）转换。到了明清之际，徽州愈加成为高度发达的移民输出地区。许多人常年在外地、外市经营，足迹遍及全国，所到之处，都树立了很好的信誉和营业关系。徽商经营讲求诚信、大方、儒雅、公平竞争，十分看重有文化教养、有经商大略的人。徽商在经济活动中，比较注意遵从商战行为规则，善于运用心计，精谋筹算，审时度势，合情合理决断取舍，因而往往常胜，成为同期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徽商把义利关系处理得比较得当，肯于向教育和文化事业投资，并予以大力扶持。徽商对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有其独到的一套观念。正是这些缘故，所以，伴随着徽州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教育也颇为昌盛，在全国都富有特色和风格的“徽州文化”才极大地传扬开来。徽商与徽州文化能紧紧弥合为一体，当然有着经济、文化相互激发和向性反哺的历史动因，那时，在中原北部兴起的晋商和在徽州南边兴起的江右商,都因同文化缺乏耦合，以致陆续走向衰微。人们应当从传统文化的社会内质及其牵引力的感召与凝聚，重新找回对现时经济或者说文化经济有用的反省和彻悟。
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徽州文化即在安徽本省有人进行研究。进入90年代，研究日趋火热，并成立了好几家专门研究机构，类似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接连召开，成果一年比一年多姿多彩，结束了全国解放前仅仅对某些问题及某些方面展开零星、片断研究的状态。不过，截至目前，安徽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大都仍还处于文化、历史及其学理的单一探讨，结合经济的宽领域包括国际比较研究则显得少而乏陈。关于徽商研究，据了解，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省级国际徽商交流机构，但其任务却多半是围绕从国内和国外招商引资，深入研究经济、文化特别是世界文化同徽商、近现代中国经济交互作用及潜移默化影响的个案和发展规律分析，看来，一时并未顾及纳入工作计划与步骤。2007年，在上级的关心、支持、指导下，以原徽州即今黄山市为主体、包括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在内的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步入正规建设 [5] ，从其设计、布局和规制看，主要是着眼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修存以及徽州地区农村生产生活必要硬设施改善，生态旅游、古村落观光、保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宝贵荣誉，是整个建设的基本蓝图。除了扩大旅游、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维护生态、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准，与之相辅相成，加强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核心价值同新型经济结合，此项文化经济研究肩负的重担显然同样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
安徽皖南一些乡镇中西文化
交流的渊源和传统为区域文化经济的延扩铺设了梯阶
同在安徽皖南，从徽州往北，与之紧密相连的便是宣城，原称宣州。古宣州辖区甚广，包括宣州、宁国、郎溪、广德、泾县、南陵、繁昌各县。这片地带北通芜湖，西向安庆，东邻湖州和杭州。与徽州地区不同的是，宣州一带地域开阔，平原、丘陵兼有，河道纵横错落，湖港星罗棋布，非常适宜农业种植、生物水养、工艺织绣、通商市贸。宣州地区四季分明，粮食作物易于丰产，吃用剩余粮食可大量外运，所以，与宣州毗连的芜湖素有“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生产、贸易兴隆，文化、教育也随之蒸蒸日上。据历史记载，宣城设郡，时间约在前1世纪（西汉时期），称作宛陵。到5世纪，就涌现出一个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晋朝、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期间，在宣州成长、为官、游历的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地理学家、大数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犹若天际星斗，璀璨夺目。宋明清之际，宣州的繁华与徽州文化攸关相依，宣州文化虽未自成一统，然而其源头要先于徽州文化，历史延绵或许长于徽州文化。追究其社会扩展与传播有些不及徽州文化的原因，大概是同经济、产业向外界推广、渗入的广度和力度缺乏足够的文化韧性有关。
宣州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文化与宗教的联系较为密切；2、多种宗教相谐共处，反过来又固化着社会成员的交往；3、文化比较深入民间和普通大众；4、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及外国文化在经过碰撞后，能彼此元素互动；5、体现出安徽境内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外省中原文化与徽州文化的交汇和传承；6、对自然界和社会生产方式持善行、中庸、平和的儒家与道家理念等。在宣州，外地、外省迁入的移民人数占相当比例。受儒家思想及中原文化熏陶，经济条件稍好的家族和门户都重视教育与文化培养。盛行宣州的宗教先前主要有儒教、道教、佛教， 19世纪中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纷纷踏上中国东南部国土，把基督教的分支天主教引进宣州。宗教组织在宣州建立的庙宇、寺观、教堂遍布各处。在宣州东南有个水东镇，解放前，那里的庙宇就有近20座左右，而且香火鼎盛。宣州一带的宗教各教相处和睦，互不干涉、抵牾，水东的宗教秩序远近尤显典型。在水东乡间的徐村近旁有座“红庙”，建于晋朝，至今保存完好。同个村，又有座天主教堂，据说是外国人在皖南建造最早的一个。文化和宗教的活跃，使水东经济长期很有特色。那里不仅民风淳正，农商并举，早在唐朝就有广通数县的集市，而且，民间文学、曲艺、戏剧、绘画、雕刻及泥塑、扎纸等工艺历久不衰，是宣州联结徽州的一条要道。宣州同外地及更远地区的联络，一般都经由芜湖、南京、上海，自外国人入境传教以后，出国经商、留学、充当华工、致力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便日益增多。宣州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传家施教，坚持天人善行、普惠理念，强调保护大自然、保护于人无害的动植物，不允许随意摧残生灵，否则，认为会遭到报应。在过去世世代代，宣州经济向前发展，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森林植被、动植物品种等被维护得很好，一定程度当然是与文化观念中的万物共生意识有着直接联系。在宣州水东，从村坊民巷、街亭店铺，到山林水渠、道路行站，皆能见到这样的印证。宣州之内宋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明显不如徽州多，只是在水东一类的山区乡镇尚有些许保存，其绝大部分是在新中国解放前夕的战乱和解放后政治运动中被毁。宣州文化同徽州文化相比，有个更具兼容之处，那就是宣州文化的开放性和涉外性。在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生态保护协调及结合方面，宣州文化同徽州文化大可相互采借、并进。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宣州文化对当地社会和经济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促动力量。由于受文化的濡染与激发，不仅社会秩序稳定，风气正统，民众的求知、上进欲望也比较强烈。从文献资料获知，在宣州城镇和乡里，民间口头文学家喻户晓，民间雕塑艺术传袭久远，民间歌舞演唱广成风气，民间剪纸和编织、刺绣工艺精湛，民间竹品、木器家俱制作闻名遐迩，民间石画、油墨画、木画和水彩画代代发扬。因为有了文化素养，民众的农业耕种知识也比较娴熟，许多人都懂得从自然征候观测气象、年成和节令农作收益。农业如赢得丰收，手工业品大增，贸易也会被带动，到徽州、江西、浙江、江苏做生意，往往是一种时兴。不过，宣州人不像徽州人在外地久居经商，做大官或攀附做大官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与徽州有所不同，西方人到宣州传教，不仅大兴土木，建造教堂，还把不少年轻学子送往大城市接受教育或者出国进修，此种做法向来未被本地人视为异端或加以太多排斥。经济发展、文化开放、教育方式多样，不仅扩大了宣州在国内乃至国外的吸引力，加快了社会文明步伐，也造就了一批清代和民国年间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实业家，有些人的功绩完全不亚于同业的徽州人。不难看出，在宣州萌生、成长的文化经济凭借同长江沿线各城市、苏浙赣通衢的农工贸易以及欧洲国家的交流，已经铺架起通往高一级目标的初步梯阶。
客观地说，宣州文化的历史典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瑰奇古典建筑确实没有徽州那样集中和表诸形体，也没有黄山这种世界稀见美景强力衬托，所以，专门投身研究的人乃至机构几乎极少听闻。但是，研究徽州却不能不研究宣州，两者在文化形貌、内核和渊源上的关联，谁也无法割舍。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抛开了宣州文化，徽州文化将难以进行系统、透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何况，文化经济同地理、地缘密不可分，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研究同样把徽州、宣州裹结成一个统一而互动的体系。宣州文化涉及面宽，地域纵贯长江南北，内容涵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象囊括天、地、人诸事万物，同经济的联系切深、贴紧，但是，迄今对宣州文化及文化同经济结合的成建制研究，却仍属空白。只有把徽州和宣州这两个极富有代表性区域的文化经济研究扎实地抓起来，才能以点带面，引导多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全局发展。
文化经济的内能驱动
与当今区域科学发展
不但在我国，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都无一例外地证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源，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经济当然一样，国家宏观经济要靠文化经济做前导，生态经济做铺垫，知识经济做基架，其他部门经济做衬体，由此形成整个国家经济有序运作的生机勃勃局面。在一些西方国家和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文化经济能加快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传统与经济现实节拍结合得好，科学技术应用得适当，注意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因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其作用调度、发挥得到位和有效。作为文化发展的阶段起伏，不妨认为，20世纪倒很象是个文化大碰撞、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期。如果说我国古典文化是以追求和谐为特征，那么，20世纪前期的西方文化则往往是把对立、冲突视为行为工具。西方国家经历一次次战争以及生态破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科学技术片面扩张造成的危害、人类文明濒临成堆困扰带来的的种种教训，终于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尝试用东方文化的理念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我国发展文化经济既有智慧无穷的国学和象徽州文化之类的区域文化，又有来自国外的优秀文化成份如某些西学加以滋润、填补，并且包容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信息文明的跨文化沟通，势必会比别国更为加快地成长、壮大。
文化经济的内涵和丰质，大都是由文化、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生态、社会等多种组合融汇而成。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否，说明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究竟是大是小、地位是高是低。先进而不断创新的文化，必然会使经济以及企业、各种社会组织富有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使生产、工作与管理更有效能、效率。大量例证表明，当今国内外，凡是工业企业倡行文化经济，都会明显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凡是农村经济体倡行文化经济，都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效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产广收；凡是社会组织倡行文化经济，都会高度注意行业统筹发展、区域发展协调。文化经济的发展是个能动、潜变、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发展的必备条件，历来主要有：1、社会意识和文明传统条件；2、生产力和技术条件；3、资本、生产方式和资源条件；4、劳动力、智力和人才条件；5、社会教育和知识普及条件；6、社会人文设施和成本条件等。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在各国的大力渗透，让人们不能不对文化以及文化同经济的整合给予密切关注。有人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7、从本质上来认识，其实，今日的所谓发展，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以物质形态的大量商品堆积为特性的经济产值增长，而是一种对公民和集体产生强大思想及精神影响的现象，发展最终应当用广义的文化目标来界定。换句话说，文化资源又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可凭借手段，同时，也是决定其发展方向和质量定位的最终力量。
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其文化帮衬一直重视不够，甚至把文化仅仅当作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代用品。上世纪40~50年代，不少国家将发展即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工业化的关键又是生产规模扩张。到60年代，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观念有了变化，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加上结构的革新，是在增长基础上实现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及分配状况的调整。70年代，经济发展则强调对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的改善。80年代，经济发展转向了可持续性与生态环境治理。90年代，经济发展思路进一步拓宽，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的创造、收入分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而且，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公众政治参与等以人为本的相关项目。由此，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发展的人文关怀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内在互化关系才初步显现出来。不难理解，传统的经济发展往往带有或者说强烈地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其倾向主要是：1、非全面发展。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把经济增长率简单地当作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以致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加重了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功利主义发展。经济行为的决策和选择只重点考虑当前可以预期到的直接经济效果，而不顾及或严重忽视长期及不可预期到的未来经济后果。在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关系上只承认人的生存和消费利益，而漠视、忽视甚至无视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存活与维护，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中生态环境负面效应放大，社会与经济发展失衡，人文关怀的宝贵价值受到非理性虐待；3、区域间非协调发展。由于被一种不正确的经济发展观支配，较多的城市、乡村和企业在生产中惯于毫无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环境，将好处、效益留给自己，将坏处、损害、污染甩给别的单位或转嫁于社会，这一区域完全不去联想、关爱、照顾其他对方区域的利害和未来，如此等等。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先进国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否定和逐步遭到淘汰，包括联合国组织在内，都在大力提倡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及区域协调发展。从长远性和深层次看，只有用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多种综合标志来评价经济发展结果，才是科学、理性的途径。
经济及社会的全面、协调和科学发展，就其应当具备的功能架构与内涵分析，通常包括这样几大主要组成：1、发展目的；2、发展条件；3、发展要素和动力；4、发展渠道和手段；5、发展后果、效能和质量水平。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是：注意多重目标协同并进，不是仅将重点放在经济方面，还得考察与落实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其他方面，诸如安全、健康、教育、收入和财富分配、就业水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等社会评价内容。正确、完整意义的发展，当然是协调的发展，既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社会内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也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行业系统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既有利于基本生态过程和保护生命维持系统，又能保证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自然和区域、行业协调，科学发展都提出了新的目标、规范及要求。概括地说，就是进一步要求发展范围的全面性、发展目标实现以人为本、发展过程的协调性、发展后果的可持续性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从传统文化和新时期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及厚实、广博的人文理念，当今文化经济和区域科学发展一定能沿着明确的方向大踏步往前推进。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原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