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两位父亲的买书

两位父亲的买书

两位父亲，一位是生身父亲，一位是岳父。二老都雅好买书，父亲甚至编撰有藏书目录，岳父则没有那么隆重其事。所不同的是，父亲从不在书上写买书日期，而岳父则每书必写明购买时间和地点，如“某年某月某日购自甘家口书摊”，所购书的档次也就可想而知。

岳父的买书受到岳母的管束，岳母掌管财权，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微薄，难免对岳父的买书多有怨言。岳父喜欢写毛笔字，舍不得花钱买好纸，凑凑合合在报纸上写。岳父前几年病故，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翻出深藏于木箱里的几捆宣纸，心头不禁难过起来。这几捆宣纸不会是什么名贵的古纸，岳父亦舍不得用。遗物中最多的是书，但并没有什么好版本，有点儿纪念意义的书，如我给岳父买的《书法大字典》《宣和书谱》等，我拿了回来，更多的书只好当废品卖掉。岳父喜欢看点儿所谓内幕八卦一类的书，印制精良，像那么回事似的，我挑了出来没舍得卖，拿回家上网百度一下作者，敢情是些个招摇过市的骗子攒的书，赶紧卖给收废品的。所谓“开卷有益”，真是不能一概而论。

岳父是老革命，曾在山西与日军作战。他老人家跟我讲，抗战胜利那天才在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抗战期间从未睡过囫囵觉呀。开国大典岳父参加了，位于观礼台，可见有一定的资历呢。岳父留下的书里，版本年代最早的是这几本袖珍小书（见图），现归我保存。

父亲买书较具系统，那就是围绕他的明史研究来选购书刊。笼统地说明史，有点儿大吧，我现在才搞清楚一些，父亲的明史研究侧重于“明初封建土地占有形式”“明代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已写成这方面的两部书稿。还有一部书稿《〈明史·食货志〉考释》及大量学习笔记和卡片。

虽然父亲下了那么大功夫，最后竟一事无成，只能说是机遇不配合。比起父亲的学术研究水平，我恐怕努力三辈子也赶不上，机遇却比父亲好上百倍，出了30多本书，上哪儿说理去？

两位父亲对我都非常大方，看中哪本书，只要我张嘴就会说：“给你给你，现在就拿去！”老版《随园诗话》《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我从父亲书架上要来的。看到父亲藏书目录里的老版《骨董琐记全编》《古今典籍聚散考》，馋得要命，使劲追问书上哪儿去了。有一个时期，我对旧书的迷恋到了魔怔的地步，为了那些书，甚至不惜回到那个时代。现在这两本书的老版本默默地躺在我的书架上，而且已有了复本，可是见到书品过硬的版本我忍不住还会买。

父亲在大西北工作了很多年头，我曾去那里待了两年。父亲经常回北京出差，出差的任务之一即为单位采购图书。采购来的图书先在父亲的办公室放一段时间，然后再归集到阅览室。父亲自己读的书还是自己花钱买，从来不占公家便宜。像《历代诗话》就是在北京买的，为的是在几天几夜的火车上破闷，《明会要》精装两册则是母亲在北京买了邮寄到大西北的。

父亲于大西北买的书，前几年父亲搬家，让我去挑。我挑了百余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如《杜诗镜铨》《唐诗杂论》《明清史论丛》《明代粮长制度》《诗比兴笺》等，多为父亲从事明史研究的参考书和喜读书。父亲爱护书，几乎每本书都用牛皮纸包上书皮，像《二十四史》这么庞大的书也要包书皮，而且包得非常齐整。我包书皮之齐整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登记这批书时，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有的书里夹有购书发票，如“1960年4月22日　西宁新华书店　八角”；有的盖有购书纪念章，如“乌兰毛主席著作发行台”。这些细节令我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还有一部更有意义的书《中国科学技术史》，为多卷本，每本都包了书皮，奇怪的是书皮上的书名不像是父亲的字。我问父亲，父亲说，当年这部书出一本他买一本，单位的同事学他，也是出一本买一本。书皮上的字是石域成写的，真是好字。我在父亲那儿待了两年，学会了打桥牌，水平突飞猛进。石先生高个儿，风度端凝，和我家住对门，牌局多设在我家，石先生牌风稳中带凶，很喜欢和我打对家。牌桌上，石先生掏烟点烟的姿态很优雅，我观察发现大人们打牌时从不让烟。石先生一度迷上了象棋，天天拉我下棋，把我家新做的茶几敲得一个坑一个坑的，父亲很生气。前几年听父亲说石先生去世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像石先生这样的人。

父亲今年99岁了，还在买书和读书。有时候是让我在网上买，有时候是我弟弟开车带父亲去三联书店买。弟弟对三联书店的收银员说，我爸该算贵店最高龄的买书者了吧？每次买书都是大几百块钱。父亲说，此生无所他求，只有这点儿书钱该花还是要花的。父亲抱怨现在的书用纸太好，拿在手里太沉，像上个月我刚给他买的精装《阅微草堂笔记》，我拿着都费劲，这时想起线装书的好处了。

父亲也买过线装书，由于家累，未能放手买。亦由于家庭负担的缘故，一套线装《二十四史》请旧书店来家收购，给了不少钱。我少年时，父亲带我去西单旧书店卖书，店员一边熟练地分捡，一边说这个九折，这个六折，这些上秤约分量。我在一旁看着觉得很惊奇。

前几年的一天，父亲突然来我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纸袋，递给我说这几本书和稿子交给你保管，说完连楼也没上便匆匆走了。这几本书里有两部线装书《温飞卿诗集笺注》和《唐四家诗集》，书里夹着中国书店的购书发票，这引起了我的遐想。购书日期是1972年6月21日，那段时间我也在北京，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和父亲汇合，打算调到父亲的单位，不情愿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这两部书，一部三块，一部两块，如今已增值一万倍了吧，当然不能这么换算。据已故学者王学泰回忆，1972年，琉璃厂的旧书店刚刚被允许上些古旧书，但买书仍需要单位介绍信。这张发票的抬头为“光明日报”，当年属于很硬的单位。今天，买书也许是最最轻而易举的事情。往日书情，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