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诗歌的多棱镜
作者：张晓红
和史蒂文的相识发生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文化沙漠”里藏匿几个本土艺术家不足为奇，可一个深爱冬天和大平原、憎恶商业资本主义的美国艺术家来到深圳不免有阴差阳错的意味。2004年9月我在香港参加完国际学术会议到深圳大学接受面试，恰好碰上史蒂文受聘指导英语系学生，准备参加不久后在香港举行的“莎士比亚戏剧大赛”。经一位热心的同事介绍，我在深大图书馆的地下咖啡角认识了史蒂文。他面容清瘦，身材高挑，一身浅蓝的牛仔装，肩上挎着破旧的背包，俨然是一个搭免费便车的旅行者。我开了个俗套的玩笑，调侃他那马克思式的大胡子。他笑了笑，温和地说：“马克思至少比小布什强。”我们初次见面，谈话的内容杂乱无序，兜了几个小圈后回到诗歌这个话题上。史蒂文喜欢华莱士·史蒂文森和西维尔亚·普拉斯——两位风格、性情迥异的美国诗人，一个内敛凝重，深藏不露，智性豁达；一个尖刻冷峻，直观敏锐，痛苦偏执。史蒂文森和普拉斯似乎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可我却在史蒂文身上找到了这对矛盾的契合点。史蒂文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环保主义者、文学批评家。他本人的性格同样矛盾重重，单纯而又深邃，宁静而又热情，随遇而安而又认真执著。多重的身份和矛盾的个性使史蒂文的诗歌创作获得一种“复调性”。
史蒂文“放弃”哲学潜心写诗，是近些年的事。诗人有早间散步的习惯。他每天在芝加哥郊外的林中步行40—50公里，聆听小鸟的啼鸣，细看树叶色泽形状的变化，寻找动物的踪迹，思索“存在的乌有”和“真实的乌有”之类的哲学问题，一篇篇诗作就这样酝酿出来。从2003年至今，史蒂文一共出版了四本小小的诗集：《猫的理论》（Theory of Cats）、《通往拉萨之路》（On the Road to Lasa）、《革命的耐心》（Revolutionary Patience）以及《向下》（Down）。粗略地看，史蒂文
的诗承袭了威廉姆斯的“白描”传统，通过简单明澈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诗歌感受。与此同时，诗人的创作颇得史蒂文森之风，语言纯净洗炼，意蕴幽深高远，充满形而上的玄思。史蒂文将两种诗歌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美学理想。
诗歌之于史蒂文，是一面多棱镜，许多条边组成许多个面，一个面就是一种颜色，一个角度就是一个世界；每调整一次角度，每玩味一次，就会获得不同的视觉印象和审美感受。多棱镜的魅力在于它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它坚硬而脆弱，如史蒂文在《期待冬天》一诗中所写：“人人都知道/在你的重量之下/它将破裂成/一个玻璃的世界。”；它本身缺乏温度但又能折射阳光的温暖；它原本透明无色，但却能呈现缤纷的色彩；它看似简单，但却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它凝固静止，却又能通过言说和叙事获得流动的时间感。
意象派大师庞德注意到，诗歌的三大元素——声音、形状、意义——决定着诗歌前进的方向。对于史蒂文来说，诗歌的声音和形状是第一位的元素，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声音和形状起到生成意义的作用。在生成意义的过程中找到形式，在形式浮出水面时找到声音、在声音中找到意义，诗歌三大元素实现有机的结合。这是众多诗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史蒂文也不例外。
史蒂文十分注重诗歌的形式。他的诗歌具有古色古香的形式感。诗人自称，这得益于他年过八旬的母亲的教诲。母亲是一位西方古典诗歌忠实的读者，为了争取母亲对现代诗的好感，他着手尝试用十四行诗来描述当代生活。史蒂文不仅深得西方古典诗歌传统之精髓，而且对中国格律诗也情有独钟。其《李白》组诗、《月亮》系列诗在形式上接近中国古代的五言、六言、七言格律诗，格式工整，韵律和谐，节奏抑扬，能吟能诵，体现了古典的音乐美。如《纯光中的李白》一诗所示：躬身捧鞠
流动水面
一轮满月
指间奔跑
理由充分
沉沦月中
非溺水也。史蒂文的多篇诗作共有一个突出的形式特点：一节诗其实就是一个滚动的长句，每一行诗句显得精致洗炼，流畅的句式和简洁的诗行形成一股张力，语言节奏时缓时急，语气不温不火，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典雅的诗意美。
古典的诗歌形式没有成为现代的诗歌内容的桎梏。诗人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当代生活的脉动，以诗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五彩斑斓、复杂多变的当代世界。诗人戴着形式的铰链，翩翩起舞，言说着自己在德克萨斯州大平原上和国际化大都市芝加哥的生活体验。他平静宁和的诗歌声音里饱含着一种热情，那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理想、忠于友情的人所特有的含蓄的热情。
史蒂文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哲学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诗歌的进入方式。诗人的创作深受查尔斯·哈特桑恩（Charles Hartshorne）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响。哈特桑恩是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价值的审美基质”（aesthetic matrix of value）这一概念，认为善与真从属于美，对美的观照实际上就是对真和善的观照。柏格森是“直觉说”和“生机论”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直觉”、“意识”、“悟透力”的价值，对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发动挑战。柏格森视艺术（以及哲学）为打开被常规认知活动所关闭的窗户。换而言之，人们发挥常规认知功能依靠的是筛选、排除、关闭等手段；而由于艺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所以它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在诗人看来，诗歌的旨归不是再现现实，而是发出邀请；一首诗就是一封请柬，诗人借助观察、聆听、抚摸、闻嗅等手段进行诗歌创作，尔后邀请读者进入到诗歌世界里看诗人之所看，听诗人之所听，触诗人之所触，闻诗人之所闻，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写作者和读者的合谋构成诗歌的进程。这是一个自足的互动进程，它创造出一片既向外部环境开放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诗歌空间。史蒂文的个人诗观与美国当代诗人盖瑞·施奈德（Gary Snyder）、美国后现代主义音乐家约翰·盖奇（John Cage）、俄国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Kandinsky）等人的艺术理念表现出很多的共性。
史蒂文在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着他的个人诗观。《平原眼》、《十二月蓝》、《给她时间》、《留心落光》、《近》、《满月》等诗篇，大多具备古典的形式美和意象美，观察细致入微，想象精致新颖，声音宁静平和。上述诗作都是短诗、小诗。诗人很少书写《荒原》、《四个四重奏》、《诗章》那样的宏大诗篇。从表面上看，诗人
的小叙事似乎反映了“微言大义”的诗歌理想，但他的诗歌不是空洞喧哗的“载道”诗，而是纯粹的诗歌，是美的诗歌，是用出世的姿态写出的入世的诗歌。
史蒂文坚守美的信条。他认为，美先于意义，美产生意义。每一首诗都是对美的信念的实践。然而，唯美的诗人从不回避即时的社会问题，从不推卸诗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本人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为此付出了被美国学术界、诗坛边缘化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绝非追求混乱、无序、暴力的无政府社会。恰恰相反，他向往着一个绝对平等、人民绝对自主自治的乌托邦。极端的政治理想和淡然的生活态度在史蒂文的诗歌世界里构成另外一对矛盾。
当代荷兰诗人冈波特（Remco Campert）曾发出以下的诗歌宣言：“诗歌是一种确定的/行为，我确定/我活着，我不是独自活着”。在此，诗歌等同于一种社会行为。虽然史蒂文把诗歌形式置于内容之上，但他的诗作里不乏时代感。史蒂文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憧憬没有权威的政治乌托邦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世间桃源。他憎恶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社会暴力、战争、工业化。他的政治诗、动物诗最具代表性，带着“行动主义诗歌”的烙印。《2006年1月，收听BBC》传达出明确的反战、反媒体、反工业化、反现代文明的信息。无线电发报机、收音机、电视等高科技手段传播的不是文明的福音，而是士兵们疯狂烧毁城池的喧闹声，如：“地球上人人都拥有一台机器/唱出怒气冲冲的士兵去焚烧某座城池。”战争不需要理由，不弘扬理性；战争成就虚假的英雄，为媒体提供新闻素材。《革命的耐心》用寓言的言说方式表达对弱势群体——麻雀——的同情，对强权——鸽子——的嘲弄和鄙视。在史蒂文眼里，动物不仅是人类的兄弟姐妹，更是人类的导师，人类无需以施舍者自居。《先祖》一诗用诙谐的语言描写了一只流落街头却傲骨铮铮的野猫形象：“她这个古代美食家接受/爱抚头部的致敬行为，/但除了精挑细选的东西/拒绝接受人手施舍的食物。”《不仅仅是眼光相遇》中的猫是艺术大师，它教会诗歌叙述者超越视觉限制，通过品尝、触摸、观看去获得艺术感受。
史蒂文的诗是唯美的诗，是智性的诗，是行动的诗。透过诗歌的多棱镜，读者可以洞见诗人五光十色、维度丰富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