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年片
贺年片
作者 陶冶
无论人们怎样感叹岁月匆匆，冷酷的光阴仍是按自己运作的铁律，分秒不差的向前推进。在新年钟声敲响那一刻，你、我、他都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当然，新的一年到来人们会有一个喜悦于辞旧迎新的共性，而无法阻止的容颜老去让经年里的豪情蒙上黯然。要不要老骥伏枥的鼓舞，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人们越是老去，心底越会泛起对从前的回忆，特别是童年，童年的记忆就如一部无声的电影剪辑，像是被编辑预先剪裁好的片段，一个一个从岁月的深处展现出来。已经是超过半个世纪的跨度，而往事却清晰地向我走来。那是元旦前的三洞桥商店，橱窗前堆着厚厚的积雪，墙体上还残留着早年粉饰的淡淡土黄，沿街门脸的屋顶处，建有以开间跨度为段落的拱形女墙，每段女墙之间的迎风柱顶部都卧着精致的狮子砖雕，女墙的迎面处是狮子滚绣球的浮雕，边框的线条与雕塑的完美结合彰显着设计者与施工者的匠心。这是栋民国风格的房子，通体都携带着旧时代的信息，室内的地板已有残破的塌陷与孔洞，而柜台与货架上的商品都是崭新的。特别是有两个摆满“贺年片”的柜台吸引着一群群与我们同龄的孩子。现在说“贺年片”听起来挺陌生，但又似曾相识，甚至是亲切，因为我们真的相识过。那是质地较好的软纸壳制成的卡片，小的扑克牌大小，大的不过小号的日记本那么大，尽管它的面积不大，样式却美观精致，有的还带有香味。正面印刷着或吉祥图案，或童话、神话故事，或电影剧照。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花好月圆，还有拔萝卜、小猫钓鱼、猴子捞月……。另外还有图案凸起的版面。大凡电影剧照的“贺年片”上都印有电影插曲的歌篇儿。所有卡片的醒目位子一定都印有各种不同字体的“恭贺新禧”“恭贺新年”或“新年快乐”，卡片的背面有的印着新年的日历，有的是给赠卡人写寄语的空白，样式不一，不胜枚举。对了，还有一种最小的卡片，只有3厘米宽窄，10厘米左右长短，顶端有一圆孔，系着一条细细的彩色丝带，正面多是花卉、《红楼梦》人物、吉祥图案等，背面一般都是写赠言的空白，它有个雅致的别名，叫做书签。记得女儿读大学时我曾为女儿自制了一套这样的书签儿夹在了带去的《红楼梦》书中，正面是自己拍的花卉，背面是我喜欢的几段《红楼梦》中的诗词，用日产的高端彩喷打印机打印而成，如今已被我收藏在我的书柜里。其实那时的“贺年片”就好似我们今天的贺卡，只是设计与工艺不如今天贺卡的考究。
那会儿我们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我们也想学着哥哥、姐姐们的样子买几张“贺年片”写上祝福的词句，送给要好的同学与喜欢的老师。可是，可是我们口袋里除去买铅笔、橡皮、演算本的零钱外，哪还有多余的？我们围在卖“贺年片”的柜台前久久不愿离开，有时还会壮着胆子说：“阿姨，请把那个拔萝卜的贺年片拿出来看看。”那时的售货员性子都不错，看出我们不会买，仍由着我们的性子在那儿爱不释手地翻看。其实当年的贺年片不过是两、三分钱，贵些的也不过是毛八分的，可那会家里的日子艰难，我们真的买不起，暗自将希望寄托与明年，可第二年，学校又在倡议勤俭节约，不赠“贺年片”。谁又会知道我们此时正处在文化断层断裂的前夜，转过年来便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破四旧里就连三洞桥商店房上的浮雕、砖雕都被彻底铲除，何况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贺年片”。于是，我们就成了那个时代“贺年片”的终结者，那个小卡片从此在我们的成长中消声灭迹。
不过，有一张特殊的“贺年片”多年来始终装在我的心里。
那是隆冬时节，母校的教室里，同学们的目光在向门外张望，大队辅导员交给班主任老师一封信，模糊的声音里像是提到我的名字，老师回到黑板前面继续讲“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其实没错，在下课前两分钟时，老师拿起了那个来自北京的信封，向同学们展示。收信地址处写的是我母校地址，收信人是我的名字，落款是中国少年报社。我惊喜地接过信封，启开后，一张精致的对折“贺年片”映入我的眼眸。一面温馨的墙上有扇窗，窗台与十字窗棂的外面落满了积雪，窗外一戴棉帽的男孩头像，像是在专注地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翻开对折，便是窗外的全景视野，那是瑞雪丰年的街巷，一派喜庆祥和，那个男孩手拿香火欲点燃雪地上的炮竹。“贺年片”的背面有我的名子，名子后面写着：同学你好，你的投稿虽然没被刊载，谢谢你的参与。祝你学习进步，新年快乐！中国少年报社“小小讨论台”。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贺年片”，可惜它失落在我少不更事的年代。
我不知道“贺年片”衍生与何年，我记得它消失的年代，那个小小的卡片毕竟承载过在新年到来之际人们的相互祝福与美好的期盼。2019年到了，“贺年片”的记忆扯动出文化断层的阴影，多少人在阴影中走进各自不同的芳华，茫然、忙碌中任凭时光给我们的生命画上一圈圈的年轮。而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让我引用当年印在“贺年片”醒目位子的大字送给我的朋友、同学与亲人——“恭贺新禧”“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