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曾推动汉籍流传
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年（1884）间，清末民初杰出的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任出使日本大臣随员。在日本期间，杨守敬大量搜购和抄录汉籍，得书数万卷，其中有些是中国大陆已经亡佚失传的孤本，包括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以及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日本访书志》就是杨守敬对这批汉籍所作的提要目录。全书16卷，共著录古籍235种，以版本区分：宋刻本36种，翻宋、影宋、仿宋本8种，日本覆宋本5种，元刻本28种，明刻本54种，朝鲜刻本及活字本16种，日本刻本23种，旧抄本、影抄古写本41种，卷子本或影抄卷子本14种，其他版本10种。但从《日本访书志·序》谓“其中不尽罕见之书，而惊人秘笈尚多未录出者”来看，尚有许多汉籍未被著录入该书目。杨守敬的日本访书是域外汉籍近代以来最大一次回传，为保存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访书志》是中国近代首部域外汉籍书目，至今仍为目录学经典之作，是中国学者系统了解日藏汉籍的重要目录之一，在域外汉籍研究史上意义重大。通过该目录，也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学者对保存和流传汉籍所作的贡献。
整理、编目汉籍
中国古籍东流日本，源远流长。早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等就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籍。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最早的汉籍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著录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共计17209卷，可以想见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盛况。此后直至近代之前，汉籍东传始终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
中国古籍流传既久，屡经抄录和重刻，难免会出现误字、衍文、脱文等舛误，对古籍进行校勘整理就成为藏书和治学的首要工作，清末学者叶德辉甚至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因此，近代日本学者对搜集的汉籍认真校勘、考订谬误，使其成为从事古代汉籍研究的善本，嘉惠学林。
《日本访书志》卷五《贞观政要》提要：“《贞观政要》十卷（旧钞本）。此本系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国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每卷有'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黄村’印。余从黄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异同皆汇集无遗。”《贞观政要》的通行本是元代学者戈直的集校本，阿波介藤原以文又用日本所藏各种《贞观政要》的古本与戈本合校，使其成为一个汇集各版本异文的善本而流传于世。
近代日本学者还根据本国诸藏书单位的汉籍收藏情况，编制详细的藏书目录，在客观上为汉籍的搜访、保存、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如《经籍访古志》七卷，系日本近代学者涩江道纯、森立之同撰，共收编日本60多家藏书处的汉籍善本600余种，是当时最完善的日藏汉籍书目。杨守敬到日本后结识了精通汉学的森立之，森立之将具体记载了日本稀见汉籍的版本、收藏处所等信息的书目《经籍访古志》送给杨守敬，为杨守敬在日本搜寻汉籍提供了极大便利。
刊印、抄录汉籍
由于长期的人为或自然毁坏，许多珍贵的古代汉籍难觅踪影。为了不使这些寄托古人精神的珍籍亡佚失传，近代日本学者多方搜求，或重刻或抄录，使之化身千万，成为足本、善本，这既是保护珍本秘籍的最佳形式，又提高了文献利用率。而且，日本刻本或抄本大都源于古本，一些覆刻和影抄本高度保留了古本面貌，和中国流行的同种古籍的其他版本相较，文字、版式多不相同，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校勘价值。
《日本访书志》卷三：“《玉篇》残本四卷（刻入《古逸丛书》）。《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后，分从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发不爽，馀俱以传写本入木刻成。后日本印刷局长得能良介从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据以重镌，而《系部》始为完璧。”《玉篇》在中国唐末五代时期亡佚失传，所幸日本有顾野王原本残卷存世，经近代日本学者的多方搜求、补辑、刊印才得以流传于世。又如“《尔雅注》三卷（重翻北宋本）。此书原本为日本大医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摹，而松崎明复据以重刊，又别作《校讹》以附于后。大抵据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删繁摘要”。此书经日本学者校勘整理后依北宋本版式重刊，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赠送、借抄汉籍
近代受经济、文化、交通、通讯等诸多条件限制，聚书不易，因此，为防书籍流散，多数藏家对藏书珍爱有加、秘而不宣。而一些日本学者却慷慨地将私藏汉籍无偿赠送给杨守敬，或借出让其抄录、助其校勘，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日本访书志》卷八：“《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明嘉靖甲午仿宋本）。余此本得之森立之，有'东石黄氏藏书籍’六字，立之甚宝爱，余屡求而后得之。”“《世说新语》残卷（古钞卷子本）。是卷书法精妙，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
杨守敬还以森立之赠予的摹写古抄本书影为基础，增益补辑至20多册，以《留真谱》为名刊行于世。《留真谱》收录中国宋元刻本、旧抄本、明代刻本及少量朝鲜刻本的古籍书影，是研究和鉴别中国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书，也是海内外学者搜寻日本所藏汉籍文献的重要参考用书。
另据《日本访书志》所载，日本学者岩谷修先后将《尚书正义》古抄本、《春秋左传集解》古抄本、《集韵》宋刊本、《太平寰宇记》宋刻残本、《外台秘要方》影宋本、《樊川文集》宋刊本借给杨守敬供其影抄、校勘，还把影照古抄卷子本《王子安文》送给杨守敬。收藏家向山黄村将自己收藏的《春秋谷梁传》和宋椠本《竹友集》转让，又将《孟子章句》残本借给杨守敬助其校订其他版本。
协助搜访汉籍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过程中得到一批日本汉籍收藏家、汉学家的大力协助，他们或提供访书线索，或协助借阅、抄录汉籍，这在《日本访书志》中多有记载。
《日本访书志》卷一《春秋左传集解》条载：“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籍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较，此书现藏枫山官库，不许出，恐非外人所得见。余托书记官岩谷修访之，则云遍觅官库中未见。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谱》中，冀后来者续访之。立之又为言，此书不容遗失，俱道是如何椟藏之状。复以白岩谷。忽一日来告，云此书无恙。”得益于森立之提供的藏书线索和持续关注，杨守敬通过史馆编修岩谷修借到该书并请人影抄，遂得带回国。
大批汉籍从中国流散至日本以至于一些珍贵古籍在中国大陆亡佚失传，这对泱泱华夏来说不啻是巨大损失甚至是文化浩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某些古籍可能正是由于东传至日本才得以避免亡散于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而且，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学者们对汉籍珍爱有加，致力于汉籍的搜求、收藏、整理、编目、刊印、抄录，使汉籍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得到显著提高；杨守敬在日本访求汉籍时，他们又通力协助，甚至将自己的藏书割爱相赠。杨守敬能将数万卷珍本秘籍从日本带回中国，又编纂成首部域外汉籍善本书目《日本访书志》，日本学者所作的贡献不可忽视。最后，再说一件史事：辛亥革命时期，幸有当时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向都督黎元洪请求保护，杨守敬才得以保全从日本访求的汉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