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达斯古普塔等：为什么要重新定义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

题记：2021年10月12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大国发院联合举办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圆桌论坛”，邀请《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The Dasgupta Review）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的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教授进行圆桌对话。本次圆桌对话由林毅夫教授主持，参与者还包括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薛进军，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以及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张林秀（论坛全英文进行，本文为对话内容的中译，未经作者确认）。

林毅夫：众所周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比如河南郑州、美国纽约以及包括德国在内欧洲各地的暴雨和洪水，还有北美的热浪等。所有这些极端天气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2015年170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同意采取行动，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C以内。

人类面临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威胁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计和福祉依赖于大自然。然而，近几十年来，以生物多样性丧失为代表的自然退化速度惊人地加剧。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虫类动物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68%。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统计数字则表明：5%～20%的脊椎动物和树木物种现在面临着灭绝的威胁，而且物种灭绝的速度正以百倍的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类似于《巴黎协定》的全球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今年2月，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发布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The DasguptaReview），提供了可靠的分析并呼吁采取行动。我认为，该评估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就像《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样。

我很荣幸成为该评估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我发现该评估的结果和建议与中国政府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新的发展理念高度一致。我们知道，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10 月在昆明举行，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新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是讨论《达斯古普塔评估》并共同引起关注和呼吁、采取行动的好时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很高兴在 COP15 召开之际组织这次圆桌会议。我们很高兴达斯古普塔教授与徐晋涛教授、薛进军教授、张林秀教授一起参加圆桌对话。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向达斯古普塔教授提问。多年来，环境保护的关注点一直是气候变化。但如您所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气候变化的关键原因，反之亦然。在某种程度上，生物多样性的危机更加令人担忧，因为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量化其对人类的意义，而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它们有何不同？

达斯古普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非常明确。大部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由于土壤用途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例如砍伐热带雨林将土地用作牧场、开发大豆和棕榈油种植园等。如此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也很清晰。气候变化，尤其基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如我们当前所见一般，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热浪、火灾、龙卷风、台风等等。这会破坏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与其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调节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经济学家选择研究气候变化的方式有所不同。气候变化经济学，正如目前在经济学模型和国际讨论中所呈现的那样，将气候调节与自然提供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废物分解、固氮、授粉等）割裂开来。大自然以联合产品的形式向我们提供服务，这些服务相互补充，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独立。因此，如果我们破坏大自然，导致她无法充分为我们提供某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也将受到不利影响。

大自然不会出现在增长和发展的标准模型以及贫困经济学中。公认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只是将气候系统嫁接到没有大自然的模型上。在我发表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评论中提到了大自然服务的多样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上建立经济模型，让我们可以合理地了解经济可能性。

为什么要评估大自然在经济中的价值？

林毅夫：您在评估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经济根植于大自然，大自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并为评估大自然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达斯古普塔：对于林教授和我们圆桌对话的其他嘉宾来说，这些显而易见，但我仍然需要向公众强调一下：我们的经济根植于大自然，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我们的家园。

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聪明的大脑将自身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利用科技进步超越大自然的限制。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但它只有在当代经济模式中才有具体表现，即无止境的技术进步可以让我们能够享受更大的物质财富。一定要抛弃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在经济模型中以整合的形式引入大自然，也就是说应该将经济模型嵌入生物圈。

大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自生式固定资产。生物圈的所有组成部分，如生态系统等，都是固定资产。它们可以被称为“自然资本”，与建筑物、道路、港口和机器等其他资产一样，生态系统对我们来说也有价值。政府部门采用的经济模型包括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但不包括自然资本。而经济可能性模型不仅应该包括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还应包括自然资本。

我在评估中敦促各国政府，不仅要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例如 GDP）来编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还要编制资本核算账户，列出这三种资本的存量。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上一年移交到下一年的资产清单来理解。对存量资产的正确计量必须是对财富的包容性计量，即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社会价值的总和。私营公司要创建资产负债表，国家也应该创建资产负债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该使用会计价格来评估资产价值，而私营公司则可以合理使用市场价格。

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国家的财富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是国家的 GDP 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世界银行让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只根据人均 GDP 增长率的差异来衡量各国经济的相对成功。

林毅夫：您的解释非常清晰，下面我请薛进军教授发言。他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与增长理论和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薛进军：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的圆桌讨论。众所周知，经济科学一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应对不同阶段的需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当世界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时，正如达斯古普塔教授的评估中所说，经济科学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复苏。然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现了增长理论。

当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时，随之出现的是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

到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初，正如《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所述，人类社会面临全球变暖。《低碳经济学》（Low Carbon Economics）是我写的一本书，于2011年以中英文出版，为经济学引入一个新的分支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前，生物多样性面临风险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于是，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达斯古普塔教授的这本著作对经济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将对经济理论、政策以及我们的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也将改变我们看待世界和思考大自然、社会、人类等事物的方式。

因此，我必须说，非常感谢您对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我正在研究新的经济学，有时会觉得很难理解，所以想利用这点时间向您提出一些问题。

第一，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到增长理论中？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在经济理论中非常重要，将气候变化问题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结合起来将形成创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林教授刚才提到的由斯特恩和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提出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议题。

其次，如何在经济统计体系中反映生物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或自然资本的隐含价值或潜在价值计入到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期待您的答案，谢谢。

达斯古普塔：您和林教授提出的问题都很好，它们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我现在提出一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想法。

首先，我的评估虽然被称为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评估，但其重点并不是讨论生物多样性，而是应该被称为关于生物圈及其生态系统的经济学。生态系统是固定资产，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生物多样性越强，生态系统越健康。

我在这里特意使用了“健康”这个词。生态学家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与全科医师、医生、医学专业人士在意指人类健康时完全相同。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在于是否能将自身转化为我们依赖的各种服务，也就是我之前在回答林教授的问题时所列举的服务。我们享受的这些服务是无声的、无形的，比如气候调节、固氮、土壤再生、废物分解等。只有当这些服务崩溃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所以生态系统是资产。我们需要将之与其他各类资产相提并论，例如桌椅、机械设备、道路和港口、教育和健康等。

可以将生物多样性比作“信任”。“信任”是社会的一个特征，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方面就越有效率。

对于气候变化经济学来说，公认的弱点之一是它只关注大自然的一项服务，即气候调节，而忽视了其他服务。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生物圈是一个由可再生资产（湿地、红树林、珊瑚礁、草原、雨林等——它们都是资产）组成的互联系统，而且，我刚才列举的服务是互补的，并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独立的。所以，如果你对其中的任何一项服务施加压力，其他服务也会崩溃。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第二个弱点是，清洁技术可以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能源。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一旦实现能源转型，GDP就能无限增长。此外，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强调，把全球GDP的2%-3%用于（技术）投资就能实现能源转型，这也使得气候变化问题至少在理论层面很容易解决。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评估中所指出的，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一难题，并没有技术解决方案。我们不能用生产性资本来代替生物圈的运转！我们要让大自然恢复健康，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愿意尝试基于大自然的解决方案，才能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意味着我们的投资要从生产性资本转移到自然资本的再生上。

为了让大家了解原因，我们应该始终记住，技术解决方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你试图过多干预大自然，她会习惯性地进行反击。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不了解大自然，她太复杂了。毕竟大自然已经经过了 43 亿年的演化，而智人只有区区20万年的历史。我们与大自然一起进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现在我们却试图凌驾于它。这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真正悲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构建增长模型，将人类经济视为植根于大自然之中，也就是说，人类经济并没有独立于大自然之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学术界不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构建宏观经济学模型。在我的评估中，我制作了这样一个模型的原型，它与气候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型大不相同。

大自然是一种资产，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包含了从家庭、社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对于资产管理问题的研究。

在福利经济学对于幸福感的衡量中，有一个奇怪的分裂型因素。我们通过GDP及其增长率来判断国民经济的表现。但是，当我们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选择投资项目时，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会估算投资回报率——公共投资估算社会回报率，私人投资估算私人回报率，这两种方法都是估算项目现期贴现值的不同方式。在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一条告诉我们应该根据项目对 GDP 的贡献来选择投资项目！

但请注意，项目的净现值是利润的贴现总和，即现金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现金额就是库存。仅此一项就能看出，净现值衡量的是一个项目对经济财富的贡献。然而，当我们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我们却不会提到财富，反而仅仅讨论GDP。没有私营公司会说：我会根据是否会带来GDP的增长来选择投资项目。他们不会这么说，而只会关注利润。私营公司想要知道利润流的净现值是不是正值。因此，我们的确有必要转向以财富为基础的衡量指标来评估经济表现。

我在评估中将该衡量标准称为“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表明我们所说的财富包括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之前，我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曾称之为“综合性财富”。事实上，中国和新西兰在纳入资本核算账户方面一直处于领先，英格兰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预计，各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基于财富的指标进行评估，而不是采用基于收入的衡量指标。

林毅夫：非常精彩的回答。对于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回应，薛进军教授还有什么评论吗？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区别

薛进军：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复，我对此回答大致满意。不过，我仍想谈一些我对您的经济学的看法。我在耶鲁大学时师从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学习发展经济学，也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教授那里学到了相关知识，所以我对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有所了解。我对您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您想创新一种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理论。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生态和自然资源这些元素已经被很多人充分讨论过，而包含这些要素的环境经济学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存在。

那么您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跟环境经济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您的新经济学理论涵盖了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或许我的理解不正确，但我确实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达斯古普塔：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申明我的评估符合经济学推理。我所提出的并非是全新的理论，该评估是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包装。通过接近正统经济学，我完成了重新包装，并在许多需要调整的方向上进行了调整，以便它能够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经济植根于大自然之中，而非独立于大自然之外。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我也是在这门学科的指导下撰写这篇评估，但我不得不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包装。可以肯定的是，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有大量文献，我在撰写评估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素材和观点。但我这篇评估读起来与那些文献大不相同，这并不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在于我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甚至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都倾向于将大自然视为人类经济的外部因素，只有在我们认为需要时才在传统经济模型中引入环境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通常也会提出主流经济模型的附属模型的原因。

举例来说，假设你要研究珊瑚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在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可能性时，您希望能够将其视为固定资产。传统的经济模型会将珊瑚礁视为另一种资本品（capital good），找出珊瑚礁没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公共财产资源），并继续使用直观的经济推理。我的评估则超出了这一点，认为每个区域经济都已嵌入生态系统网络，当然也包括珊瑚礁。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之所以需要重新建构，还有另一个原因。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国家理所应当地把这些资源视为便利设施。海滩、湖泊和公园为人们提供了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机会。由于缺少此类公共产品的市场，因此采取各种方法，让人们能够衡量这类资本品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估算出人们对于资本品提供的服务应支付的费用。我认为，这种对自然资源舒适价值的重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大自然视为奢侈品的原因。世界银行发布的《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专门探讨了环境经济学，并采取了这一方法。该报告指出各国首先通过传统方式发展，即投资于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只有当国家变得富有时才会收拾混乱的局面。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都充斥着这种观点。我的评估有一部分是对这种经历的回应，认为大自然不仅美丽，而且富有生产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她提供的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该评估会在解释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方面花费了如此多的篇幅。当然，就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们都明白这一点。只要问问渔夫、护林人或农民，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将当地的生态系统视为一种生产资料！

我认为重点的变化——从消费转向生产，又从生产转向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关注人类福祉和包容性财富的增长，而不是GDP的增长——是我的评估对公认的经济学的调整。

所以，我最后要对薛进军教授说，我们不应该把这篇评估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我没有能力提出新的理论，我只是站在了导师罗伯特·索洛和肯尼斯·阿罗教授的肩膀上。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索洛教授没有继续研究他的增长理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没有机会发表这篇评估！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不等式

薛进军：非常感谢，我明白了，重新包装和重新定向是您的经济学的两个关键词。但是我鼓励您继续您的研究并发展新的理论，以便我们可以用来分析目前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回到理论层面，我有一个关于您的生物多样性方程式的问题，即 N、Y 除以α，大于 G 和 S。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衡量 α和 S，如何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取得平衡？您说左边是需求方，右边是供给方，那么我们如何调整并达到平衡呢？

此外，如我们所知，有许多可以轻松记忆和理解的指标，例如GDP 和人均 GDP。所以在您的报告或经济学中，您是否也想创建一个新的指标，就像人均 GDP 或自然资本等之类很容易衡量和理解的指标呢？这也是我的想法和一点评论。

达斯古普塔：谢谢你的提问。正如你所说，该评估要求各国政府在国民核算账户中报告本国的包容性财富，而不是 GDP，要牢牢记住包容性财富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的社会价值。应该将经济进步理解为包容性财富的增加（当然，要根据人口变化进行调整），而不是 GDP 或人均 GDP的增长。原则上，即使自然资本存量有所下降，包容性财富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年）增加。如果生产性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积累速度足够快，足以弥补自然资本的下降，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广为接受的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和贫困经济学曾提出，人类（经济）植根于大自然，但这一假设是建立在一种直觉之上，即只有用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取代自然资本才能实现经济进步。这一假设指导了经济实践。全球经济遵循的发展道路是不断开采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正处于一种救火状态。现在，自然资本岌岌可危，处于临界点，我们需要关注我们对大自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大自然可持续地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的巨大差距。你刚才提到的影响不等式（Impact Inequality）是衡量某一时刻供需差距的指标。而如今的影响不等式所反映出的差距已表明，我们的观点需要改变。

在该评估中，我将人类对大自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分解为三个因素；N（人口规模）、y（人均 GDP）和α（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务转化为在 GDP 中体现的最终产品的效率的数值指数），因此总需求是 Ny/α。请注意，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在评估中用 G表示，而 G值取决于生物圈的状态S，因此我们可以将供给表示为 G(S)，S 越大，G值越高。所以，影响不等式为 Ny/α > G(S)。

由于现在的影响不等式很大（我们正处于救火状态），现在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一词应该被理解为，需求（Ny/α）和可持续供应（βG（S））之间的最小差值应该降到零。要实现这一点，要么减少需求，要么增加供给，或者两者同时进行。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杠杆、制度改革和行为改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当今的讨论集中在y、α、β、G和S上，主要是降低y、增加α，同时想办法增加G——可能是通过投资S（注意，这些讨论中不包括N！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说到）。这就是从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有一类政策杠杆直接针对y，旨在让自然资本适当变贵，这样我们对生物圈的需求就会下降。相关政策包括对自然资本的使用征税、设置配额以及建立专门的保护区等。这些杠杆将可同时提高S，从而实现可持续供应。此外，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变革来降低需求，例如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提高α，降低Ny/α，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减少食物和水资源浪费等行为改变则是提高α的另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法是取消自然资本补贴。我在评估中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对自然资本使用的积极补贴约为 4万亿-6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的3%-5%。

投资于大自然也可以直接增加可持续供应。开垦荒地是一类措施，通过减少污染促进湿地、河口和红树林恢复是另一类措施。基于大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直观的表达方式，即依靠大自然本身改善其健康通常比依靠生产性资本改善其健康更可行。对大自然进行投资只需要等待。在如今的荒地上植树和对荒地上的自然基础设施进行小的修复所需的财政支出，并不会比扩建导致荒地形成的道路网所需的财政支出更多。正如我们今天反复指出的那样，道路扩建带来的收益可能低于失去曾经的优质湿地的成本。自然友好型投资主要是为了等待植物、细菌和真菌网络的生长。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如生物技术）来提高G。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持续到2030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现在到2030年，α必须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我所进行的评估发现，只有当α的年增长率是过去30年增长率的4-5倍时，影响不等式才会在2030年降至零！你可能会认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官员和顾问会在2030年检查这些目标是否可持续，但他们并不会。

那么N呢？它在影响不等式中扮演着与 y 一样强大的角色，但如今没有人谈到它。我所读到的关于 COP26 和 COP15 的讨论中并未提及人口因素，这令我十分困惑。联合国人口统计部门对目前到2100年的区域和全球人口进行了预测。你会发现，除了非洲，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数量略有下降，但非洲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0亿增加到38亿。非洲的生育率约为4.7，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匹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如果非洲人民试图在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提高GDP，并且非洲人口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保持增长，你认为他们将如何应对？我认为这是非洲人民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一问题，尤其是非洲的领导人。这就是我在该评估中谈到非洲问题的原因。我希望能够清楚地表现我是从普通非洲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她的未来如此暗淡。非洲的富人会像其他地方的富人一样照顾好自己，而普通的非洲人将继续受苦。在不断缩小的生物群落中，人数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内部冲突，而向外迁移的努力则会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生育率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从而将 N 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排除。但y 的组成也是如此，而且文化习俗变得非常快（想想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没有任何文化障碍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在贫穷国家中，孟加拉国展示出了大力投资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服务可以取得的结果。那里的生育率目前刚好在人口替换率以下。相比来看，巴基斯坦的生育率则约为3.4。再比较一下他们的经济状况！（编者注：孟加拉国的GDP已超过巴基斯坦）

薛进军：感谢您的回答，我明白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从您那里学到更多东西。

林毅夫：进军和达斯古普塔教授之间的对话很吸引人。我发现达斯古普塔教授非常谦虚，他说自己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特别是他扩展了我们提到的财富的概念，延伸了财富的衡量标准。这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试图了解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当然还有世界财富的本质和原因。

众所周知，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仍使用 GDP 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而该衡量标准太狭隘了。达斯古普塔教授希望我们扩大衡量标准，扩大财富的范围。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定量和定性的维度。很多时候，如果扩展量的维度，将会导致质的变化。由于我们一直使用GDP这个狭隘的衡量标准，因此尽管我们努力提高GDP，却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下降。

我认为达斯古普塔教授提出的关于财富的新理解，能够维持甚至扩大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其结果将是革命性的。虽然您谦虚地说您的理论或分析方法并不是新的，但其研究结果将是新的，具有创新性。

下面我邀请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加入对话。

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徐晋涛：达斯古普塔教授。我原本有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个是，您这项评估的议题是 “生物多样性”，但是您经常说到的词语却是“大自然”，请问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

原本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想询问您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现状的看法。不过进军刚才已经提了这个问题，您也给出了很棒的答案。您提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问题和发达国家的便利设施问题，这一观点很睿智。

那现在我想再提一个新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是两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比如候鸟迁徙、跨边境的森林火灾等。对于单个国家来说，仅仅试图增强民众意识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这么做可能仍不够。有许多议题需要全球联合行动。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保护它的森林，那么它就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木材，这样其他国家的森林管理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差，森林砍伐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渔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现在我们从热带国家进口大量木材，进口量显著增加，所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我们出台了禁捕的政策，却在全球的公海捕鱼。因此，生物多样性确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仅仅一、两个国家做得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以全球视野看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达斯古普塔：感谢您提出了一个绝妙的问题，让我可以对一些事情进行澄清。在评估中，我没有交替使用“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这两个词，而是使用“环境”、“生物圈”和“大自然”。因为如果我在 600 页的文章中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术语，那会让读者感到厌烦。

生物圈是一个存量；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的一个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特征；而生态系统则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这篇评估的标题提到了“生物多样性”，但评估本身是对自然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e）的研究。生态系统是构成大自然的生产性资产。

我将关注点从“生物多样性”转移到“生态系统”的影响之一是避免在评估中讨论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反，该评估讨论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讨论了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

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非常深刻。确实如此，这些是自然界中出现的一些最大的问题，它们是全球性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自然是可流动的。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加勒比地区，而船只在北极造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到南极，因为海洋和风一样一直处于循环中。您所言完全正确，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就是控制局部外部性（local externality）。

例如有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用于生产咖啡豆，另一块则是一片森林，这两块土地能够互惠互利。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当地的问题：比如管理沿海渔业，管理当地的森林等。这些都是确信无疑的，但我们不要拘泥于其全球公共产品性质。

我之前提到过，减少食物和水资源浪费等行为变化可以提高影响不等式中的α。我注意到，提高α的另一种方式是取消自然资本补贴。我曾提到，目前全球每年对自然资本使用的积极补贴约为4万亿-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5%。尽管这个数字十分庞大，但并不包括人类通过允许资源开放利用来开发公海（提供鱼类资源和海运航道）等全球公共资源而支付的被动补贴。公海属于每个人，这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人，也因此没人会有保护它的动机。有必要建立一个跨国组织对公海的使用进行监测、管理和收费，所产生的收入可用于支付保护在各国管辖范围内的泥炭地和热带雨林等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这笔费用将是“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延伸，而收取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做法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系统。

“二战”结束后，各国通过设计马歇尔计划以及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跨国机构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展现了无穷的想象力、勇气和胸怀。不过，目前还没有针对生物圈的全球公共产品设立相关跨国机构。由于 COP26 和COP15 都不太可能提议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因此每年未能针对公海运输和捕鱼征收数千亿美元的租金。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可以将这些收入支付给那些拥有热带雨林等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停止对雨林的破坏。

现在，在国家管辖范围内鼓励甚至强制要求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的做法越来越多。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我在评估中建议应将该这种做法扩展到全球公共产品，如热带雨林等生物群落，当然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机构。

据我所知，COP15不会讨论建立国际机构来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因此我感到非常失望。毕竟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行。

林毅夫：回答非常精彩，晋涛，您还有其他的评论和问题吗？

徐晋涛：达斯古普塔教授的评论非常精彩。我认为您的回答所传达的信息是，经济学在这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悲剧中仍然有效。我们可以使用定价方案，可以使用PES（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全球机构，大概就可以使用所有这些经济学工具。

中国的“绿就是金”原则与实践

林毅夫：接下来我邀请张林秀博士发言。首先，我想问张博士一个问题，在您成为“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之前，您已在中国拥有广泛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背景，现在您领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中国的合作中心。在谈论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与《达斯古普塔评估》产生共鸣时，您无疑处于非常独特的位置。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观察吗？

张林秀：通过参与此次圆桌讨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达斯古普塔教授说我们缺乏保护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制度。我明白我们距离创建全球机构还有一些路要走，但我知道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政府对生态和环境问题非常关注，并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作为关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福祉的长期战略。

所以我们才会谈到“绿就是金”的概念。中国人喜欢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认为这确实与我们讨论的内容产生了共鸣，它强调了我们的经济植根于大自然，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就政治意愿而言，它需要与雄心壮志、协调合作和各种工具等其他要素相结合，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在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决策主流方面，中国一直在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进行试点项目，例如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这一项目是由联合国统计司指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一次很有前景的尝试。它在国家层面启动了生态系统核算的试点测试，这是帮助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纳入国际主流决策机构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框架下，我们还与中国生态环境部密切合作，开展有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的短期项目，其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评估可以支持更好的决策过程，将农业领域的外部性得以内在化。

我认为这些案例评估的优点之一是它们使用了情景分析的方法，这使我们能够看到现阶段制定的政策不仅会影响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还会影响远至2035 年甚至2050 年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当代和后代的价值观和福祉考虑在内，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注意到中国还有其他专业人士正在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例如，其中之一是“增长、经济和生态”产品，这个概念将GDP和GEP结合起来，建立“绿就是金”的框架，也就是将经济发展嵌入大自然之中。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有前景的工作。我相信从这些案例或试点中得出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把这样的实践扩展到我国更广泛的区域。

同时，我希望通过南-南合作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这些做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将对大自然的评估纳入主流，正如《达斯古普塔评估》所期望的那样。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联合国环境署如何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

林毅夫：我还想问一个关于您的机构在做什么的问题。《达斯古普塔评估》呼吁采取集体的和持续的行动来改造体系，这也是我们使用大自然的基础，尤其是要改变金融和教育系统。那么，您能否与我们分享您的机构为了应对目前的难题，加速促成革命性和系统性的变革，制定了什么政策和计划？

张林秀：从联合国环境署层面，我们提出了三个环境挑战：一是气候变化，二是生态系统退化，三是污染。

正如达斯古普塔教授所说，环境问题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需要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丧失以及气候变化和污染，关乎8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不是关于目标的可持续性，而是关于目标本身，这让我们更难在减贫、饥饿、健康、水以及城市和气候等方面取得进展。

因此，鉴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以及空气和水污染的相互关联性，这些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因此，目标的制定、指标、承诺、关键环境中的机制、公约及其实施需要保持一致，才能协同作用，更加有效。

基于这种精神，关联法（nexus approaches）对于变革性行动至关重要。因此，在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之下，自 2016 年开始，我们正在实施一项关于气候、生态系统和民生的旗舰项目。我们注意到，当你搜索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或民生时，会发现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和行动；但是当你把它们组合起来，尤其是将这三个元素合在一起时，就没有多少相关的研究和行动了。这就是我们开展该项目的原因。

因此，自 2016 年以来，我们的项目已经展示出用关联法评估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目标的情况。保护这些国家的生态系统并改善民生是可能的，也是有前景的，因为我们明白，当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时，它将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将提升民众的福祉。

所以，我们清楚：每个人都可以在转变社会和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作用，迈向可持续的未来。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互补的和关联的作用，连结各领域带来即时的和长期的经济领域的转折性影响。我们也知道个人可以通过改变饮食、旅行习惯，避免浪费食物和资源，以及减少水和能源消耗等方式促进变革，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和加强认识来达成。

当然，企业创新和知识共享将在向可持续的未来转型过程中创造出新的联结、经济可能性和机遇。我认为我们拥有充满前景的良好实践，但前路仍不乏挑战。

GDP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如何衡量包容性财富

林毅夫：我再想向达斯古普塔教授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将自己称为发展经济学家，总是以行动为导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的GDP增长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中还起作用吗？第二个问题是，正如您在评估中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步骤以衡量包容性财富？

达斯古普塔：我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GDP 将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试图了解或掌握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规模，GDP仍是很有价值的衡量标准。

当然，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管理问题，GDP 仍将是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GDP的问题存在于评估方面和跨期项目上，即评估国家和国际政策所呈现的宏观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性。GDP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考虑到折旧。这在过去或许并不重要——比如70年前——当时各国使用只计算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非不合理，因为人们可以使用粗略、现成的折旧数字。

自然资本则大不相同。生态系统的折旧是高度内生的——一年内可以从完全不影响生态系统的0% 到破坏生态系统的100%！这就是我在评估中建议采用基于资产的国民核算方法的部分原因。各国应该制作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一点也不相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记录包容性财富。

此外，自然资本所附加的价格不会公布，在某些项目上会出现巨大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包容性财富视为一个指标是无法实现的，但它指出了改善国民核算账户的方法。该评估的目的是建议统计部门每年编制一份国家自然资本存量清单，应邀请生态学家加入统计部门，以便对国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比如对于渔业而言，需要跟踪鱼类资源的自然数量……诸如此类。每年年底，一些生态系统的质量会有所改善，或者范围会扩大，而另一些生态系统则会恶化（就是贬值）。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因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作为参考（例如需要对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投资）。

不幸的是，大多数国家似乎只有一份很初级的自然资本存量清单。几年前，我和肯尼思·阿罗教授、劳伦斯·古尔德（Lawrence Goulder）教授发表了一项研究，估算了中国、印度、美国、巴西和委内瑞拉这五个国家的包容性财富随时间的变化。我们想看看在所讨论的时间段内人均包容性财富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我们竟然找不到鱼类资源的估算值！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关于鱼类存量的数据。私营公司拥有自己的资本存量清单，但国家居然没有。这一点需要改变。

好消息是，一些国家正在增加自然资本核算账户。你比我更清楚，中国正在努力重建国民核算账户。英国在自然资本核算账户方面十分领先，在适当的时候，自然资本核算账户将作为主要账户的附属账户，而主要账户将继续以GDP作为根基。那就好了，因为我的想法并不是要抹杀GDP，而是希望用体现公民福祉的方法来补充GDP，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评估经济计划的可持续性。

环境经济学家常常忘记GDP 是为了满足短期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需要而设计的。整个凯恩斯主义体系建立在 GDP 与就业之间理所当然的联系之上。后者是国家福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我希望宏观经济学的同事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将就业与经济产出脱钩，这样政府就不必为了防止就业下降而敦促人们消费了！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我的这项评估无法涵盖。

结语评述

林毅夫：今天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增强了我们对您这份评估报告的理解。当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导。我喜欢凯恩斯所说的：“无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一旦我们有了好的想法，就可以扭转局面。否则，世界可能会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恶化。

从您的报告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本性是寻求生计和福祉。我们有义务修复生物多样性，挽救生态圈等自然资产，改善大自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行动理念和财富目标，即不仅仅盯着GDP，还要为此采取全球联合行动。

即将举行的COP15 将是一个向全世界传播您的想法并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因此，我希望这次圆桌对话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

在结束本次圆桌对话之前，我想请所有与会者做个一句话评述。这次请张林秀博士先发言。

张林秀：我认为我们对《达斯古普塔评估》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我想提出另外一点。我想在行动层面提醒大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女性赋权。因为女性是革命性变革的杠杆和驱动力，是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跑者。

徐晋涛：在这次对话中，我们似乎在讨论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我们意识到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全球共同的悲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等。所以，我们很乐观，可能只需要沿着达斯古普塔教授刚刚指出的方向更加努力地工作。总的来看，所有潜在的解决方案都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薛进军：非常感谢林教授和达斯古普塔教授的主持，以及精彩的回答和评论。我认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但这还不够，因为今天我们提出了很多新问题，达斯古普塔教授也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概念和想法，所以我建议以后有机会继续讨论。

今天早上，我联系了《自然》（Nature）杂志的一位编辑，问是否可以将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讨论或见解写成一篇文章发表，编辑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可以合写一篇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如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章，以为生态系统保护做出更多、更切实的贡献。

林毅夫：很好的建议。当然，我们应该继续携手共进，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达斯古普塔教授，现在轮到您做最后的总结。

达斯古普塔：我最后想说的是拜托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经济的附属品，她应该是经济逻辑的核心。

林毅夫：非常好，这和我们常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非常相似。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感谢各位的参与，期待有机会再合作，为更美好的世界贡献我们的知识。

翻译：吴瑾

整理：文展春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