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不够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Gorgias）书评

在对话的早些时候，苏格拉底击败了修辞学家高尔吉亚（Gorgias）和他的追随者波洛斯（Polus）。高尔吉亚的弱点在于他不愿区分知识与行为，也就是说，他不承认一个人在明知道何为义和不义的情况下，还会做不义之事，因而他就“会不会有人将修辞作为不义的工具”这点产生了自相矛盾（460c-d）。而波洛斯忽视了善恶和美丑的关系：他指出“为不义所害”要比“行不义”更不可欲，但是出于对常识的盲目依赖，他对苏格拉底所说的“行不义更为丑陋”表示了同意（474c）。通过一系列玩弄概念的推演，苏格拉底宣称“丑陋”等价于“恶”；但是“恶”既可以指“不道德”的或者“令人不悦”，当苏格拉底试图证明不义的性质是前者的时候，波洛斯的意思大概更接近后者。波洛斯没有看到两者的区别，于是不得不屈服于苏格拉底的理论。

高尔吉亚和波洛斯都被类似“羞耻”和“丑陋”的概念所影响，他们的基本荣誉感使他们不能真正推翻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的说辞。然而卡利克勒斯（Callicles）已经看清了问题的实质，对两人的含糊其辞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他打断对话，长篇大论地批判了道德的虚假。在他这段演说的前半部分，他指出“诺摩斯”（nomos，法律或习惯）和“费西斯”（phusis，自然或本性）的对立，并概括地说明高尔吉亚和波洛斯的错误。他不仅一上来就控告苏格拉底一直在“玩文字游戏”（481b），并且用独具色彩的语言把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骂了一遍，说他“讲话像婴儿一样”（485b）、“到处喷胡话”（485c），而且“该挨一通揍”（489b）。

无论是他语言的刻薄还是立场的强硬，都让我们想到了《理想国》第一卷中同样反对道德的特拉绪马科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斯一样，特拉绪马科斯也一点不脸红地为强者的特权辩护，他的论点简单地说来，就是被当今一些日剧法学家奉为圭臬的“强者即是正义”。卡利克勒斯对此表示赞同（483d），并用他的一套“道德谱系学”打碎了为一般人接受的伦理的基础：弱者通过制定诺摩斯来“胁迫那些更有力量的人”，使卡利克勒斯所鄙视的“劣等人”得以赢得与强者平等的地位（483c）。他对人间条件严酷性的理解就仿佛是早生了两千多年的尼采——他甚至还想象有一种超人的存在，将“把我们和自然相悖的法律统统踩在脚底”，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名至实归的主人（484a）。如果高尔吉亚好像一位热情但不免有点单纯的匠人，波洛斯好像一位真诚而常识健全的外宾，那么卡利克勒斯就好像一位深谙世故、又充满生命意志的贵族，正是他这种人，在修昔底德的笔下，组成了在米洛斯人面前骄傲展示自己霸权的雅典使节。

受了一番辱骂之后，苏格拉底首先指出，既然群众总比个人强大，特拉绪马科斯式对正义的定义，也一定是支持民主的定义（488d）。于是卡利克勒斯不得不稍微变化一下自己的立场，把对“强者”的定义从简单的力量优势改为德性的优秀，这样就让他的理想有了一点贤能政治的意味（489c）。为了回答苏格拉底的诘问，他随后附加说，这种优秀一定要和城邦的实际事务相关，而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手艺（491a）。他尤其看重一种被他称为“男子气概”的品质，与之相对的则是“心肠软弱”（491b）。显然，卡利克勒斯并不是全然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依然保有贵族对勇气和阳刚的追求，而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品质未尝不是他之前驳斥的诺摩斯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最开始出言不逊，并非由于他想做一个完全摒弃道德的小人：他反对的是民众的道德标准，因为这种标准限制了他自己和与他相似的同僚。

基于卡利克勒斯对“男子气概”的赞美，苏格拉底提及节制的问题。果不其然，卡利克勒斯觉得这种品质十分搞笑，认为以节制为荣的人都是不值一哂的蠢货（491a）。随即他过于武断地判定“一切享乐都是善的”，将自己困入了尴尬的处境，被迫承认娈童的生活也是善的（494e）。苏格拉底指出：（一）感官的快乐要以匮乏和缺失为前提，而匮乏本质上是恶的，（二）愚蠢和怯懦的人也可以享乐，但是善的东西一定只能为义人所享用。苏格拉底找到了卡利克勒斯的软肋——他承认聪明和勇气都是善的品质，同时将节制过分贬低——然后将这两点推到了极限，从而攻破了他和特拉绪马科斯如出一辙的观点。一个完全藐视道德、完全个人利益的人，需要对一切传统的品质进行重估，并把对自己欲求的满足设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尺。和之前的高尔吉亚和波洛斯一样，卡利克勒斯的精神过于高贵，导致他当不了一个够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抛开道德问题，卡利克勒斯还攻击哲学，认为它不如世俗的智慧那样让人在城邦中得益。他认为哲学甚至无力击败“最低贱、最腐败”的敌人（486b）；这仿佛预兆了苏格拉底临死的审判。按照他的逻辑，修辞学（这篇对话的主题）能帮助人保命，所以自然比哲学更有价值。而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更胜一筹：他列举了修辞对雅典人的有害作用，连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如伯里克利（Pericles）和忒弥斯多克勒（Themistocles）也难逃他的审视（516d）。至于可能发生的审判问题，苏格拉底和在《申辩篇》中一样坚定地认为，即使面对死刑，正义依然更重要；就像《理想国》中领悟到了理型（eidos）的哲学家会觉得，重回到未启蒙的状态下生活比死亡更为可憎。

但是，关于高尔吉亚的首要问题——修辞是否是善的？——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苏格拉底相信哲学家比修辞学家高明，因为前者对善有更深的认识，但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修辞的价值。修辞有时可以为一个善的目的所用：苏格拉底的比方是假设一位“理想的律师”，他不为自己的客户、而是为正义辩护（480d）。其实，这篇对话的开头和结尾就可以看作是对修辞学的优缺点的展现。在苏格拉底最开始询问高尔吉亚他的技艺是什么的时候，高尔吉亚兜着圈子说了不少答非所问的“漂亮话”（448c-d）；真实和美丽之间的张力，是修辞学与生俱来的。但在对话结尾，三位论敌都甘拜下风之后，苏格拉底却用神话这种虚假但悦耳的修辞结束了讨论。也许不少读者会对这个结尾感到不满意：哲学家展示过了他的辩证法（dialectic），最终却回归用超自然吓唬人的陈词滥调。然而这或许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修辞学的一种有意的让步：即使它丝毫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善，它至少可以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起到传播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