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怪杰”关肃霜
【絮语】当年知青插队年限可以计算工龄的待遇，竟是关肃霜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交提案而获准的！作为曾经的知青，我感谢她的义举。这位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这位美丽、善良、正直的伟大女性，将永远活在2000万（不是文中所说的1700万）知青的心中！
侠肝义胆
关肃霜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巾帼英雄, 在这些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注释着她对人生的理解, 如刚直不阿的谢瑶环、助人为乐的红娘、劫富济贫的青蛇、行侠仗义的陈秀英……而她自己是一个“吃一家饭操百家心, 演千里戏抒万人情”的中华奇女子, 正如黄宗英对她赞美的那样“义骨侠肠好妹子, 文武双全一代绝”。
关肃霜一生帮助过多少人, 她自己也记不清。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 只要找到她的头上, 她准会倾全力去分忧解难。我首先要告诉人们一件鲜为人知也是1700多万插队知青应该感激
她的事情。
“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浪潮中, 全国大约有1700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在劳作的同时又把知识带到了农村, 特别是给那些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带去了现代文明。这是一批饱经沧桑非常可爱的青年,他们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农村。1972年, 关肃霜到景颇山去体验生活, 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插青”, 她关心爱护他们, 与其中的几位成了忘年交。“文革”结束后, “插青”们纷纷返城, 但因为没有关的政策, 他们的工龄乃至相应的福利都受到了影响。1984年春, 关肃霜做为全国第六届人民代表,要去北京开人代会。这时,当时的“插青”之一, 一位名叫朱运宽的同志找到她, 对她说:“关老师, 如果你去提交一个人民代表的提案, 将有1700万人感谢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会有那么多人感谢我? ”关肃霜问。朱运宽回答说: “就是‘插队知青\\' 的工龄问题, 因为知青到乡下劳动的几年不能做为工龄计算, 这样,这1千多万‘插青\\' 在调工资、晋级、分房、升学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关肃霜听完此话, 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只见她左手握拳右手拍了一下肚子然后向外一指（完全是台上的一个亮相), 掷地有声地说道: “你就照刚才说的给我写, 我到北京去给你们知青请命”。
关肃霜说到做到, 在人代会上当她宣读了朱运宽起草的这个提案后, 会场上引起大的反响,很多代表抱着对青年人负责的态度, 对这个提案作了附议。
两个月以后, 朱运宽又来到关肃霜的家, 这时关肃霜给他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厅的复函, 上面写着: 关肃霜等委员, 你们关于下乡知青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的提案, 我们已收到。我们提出了处理意见, 已交全国劳动人事部处理。
广大的知青们不会忘记, 从1984年底始, 下乡知青就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了。然而, 在人代会上为知青请命的关肃霜却从未向人们炫耀过此事。
1989年岁末, 老工人杨善楚敲响了关家的门, 他是来求助关肃霜的。事情是这样, 杨善楚的儿子杨新宇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工作, 不幸患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杨善楚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痛。经过多年培养, 风华正茂的儿子眼看就要被病魔夺去宝贵的生命, 他怎能不急! 要看病, 医药费又是如此的昂贵, 怎么办? 他想到了人民代表关肃霜, 因为他早就听说过关肃霜是一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的大善人。可是他并非没有顾虑, 自己与关肃霜素昧平生, 怎么好去求助呢? 但关肃霜高尚的品格鼓起了他去求助的勇气。当关肃霜听完杨善楚的自我介绍后, 十分同情, 当即叫女儿拿100元钱交给老人,“先给孩子买点吃的,你放心, 你的孩子就同我的孩子一样, 我一定尽力帮助”。说罢, 她提笔给身在天津的徒弟李佩红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到: 这是一位老工人的儿子, 他们没有什么地位, 但党把他培养成一名大学毕业生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还年青,应该用他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最后她要求李佩红尽快联系天津血液病研究中心, 她让杨新宇去住院医治。
李佩红真不愧是乃师的好学生, 她立即做了妥善安排, 使杨新宇很快的来到天津住院治疗, 并为他发起捐助活动, 尽一切力量减除他们的负担。
当杨新宇住进医院后, 关肃霜又给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写信, 在谭书记的关怀下, 医院减免了大笔的费用。关肃霜到北京开会之际, 又抽时间赶到天津去看望杨新宇。对这位仁至义尽的大恩人, 杨善楚在给她的信中说“……不知如何才能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急人之急, 解人之难是关肃霜做人的准则, 而且从不图回报, 只要能把别人的困难解决了,她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对待广大观众, 她别有一番情意, 因为从她学戏开始就牢牢记住
了一句话“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82年春, 关肃霜率团重返阔别35年的上海, 在这里她要把自己的拿手戏《铁弓缘》、《战洪州》、《杨排风》、《人面桃花》、《花田错》、《盗库银》等献演给上海的观众。由于电影《铁弓缘》早已深深印在上海观众的心中, 这次她本人亲自莅唱, 又掀起了一次关派戏的浪潮。她率领的人马未到, 劳动剧场便在一天内卖出了12000张门票。上海的观众非常热情,每天都有几百人在排队买票, 就是下雨天也不例外。就这样, 一连演了40个满堂。这频频地演出消耗着关肃霜的能量, 有一天, 午睡后, 关肃霜的嗓子突然不出音了。大家都很着急, 怎么办? 戏票在几天前就卖出去了。这时关肃霜示意大家不要急, 她自己到舞台练起功。拿大顶、翻虎跳、走翻身, 打飞脚, 直练得大汗淋漓。一个小时后, 嗓子有了一点音, 紧接着她又狠练了一个多小时, “热身”后的关肃霜一试音, 嗓子回来了。晚上开戏后, 剧场经理吕君武特意在台侧竖了一块牌子,向观众声明: 今晚关肃霜感冒, 嗓子不适, 请观众谅解。可是出乎所料, 这晚的演出非常圆满, 一点纰漏都没出, 演出结束后, 观众席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有一天夜里11点多钟, 关肃霜在劳动剧场外看见了一排长长的队伍,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拿着棉衣, 她问随行的人“他们是在干什么？”“排队买您演出的票呀, 连着几天都是这样”关肃霜听完后马上走到队伍中的一位老人面前说: “您不要着凉啊。”老人回答说: “不要紧, 为了看您的戏, 冻一夜划得来。”老人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关肃霜的全身, 她的眼窝潮湿。“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 贵在知心”,“有这样知我者的好观众,我没有理由不尽全力演好戏”,关肃霜叫人赶快把值班的职工找来, 请他打开剧场的大门, 让买票的观众到休息厅里去排队。
“尊师重友”是一切英雄侠士所崇尚的一种道德。关肃霜虽已成名并被内外行称为“关派”,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恩师戴绮霞。有一次她和叶楠谈到了在海峡对面的恩师时十分真诚地说: “她老人家年事已高,还是回来安度晚年吧,我养活她,我虽然不太富裕,但粗茶淡饭还是有的。”
自1948年师徒二人在上海分手, 一别40余年, 茫茫大海天各一方, 相见难呀,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师徒终于取得联系。1991年肃霜接到了戴绮霞的电话, 她要返乡扫墓,相约4月13日在杭州相见。谁知阴差阳错,直到4月17日也就是戴绮霞赴港返台的头一天才得以在上海奥林匹克宾馆相见。
1991年4月17日凌晨1时, 关肃霜乘坐的轮船在上海靠岸, 她担心师娘已入睡, 不忍心打扰, 直等到6时才去叩门。谁知, 当她进入房间时,只见师娘正襟危坐, 一直在等着她们。肃霜忙行大礼, 率子女一一磕头拜见。分别40多年, 一旦相见, 总有千言万语一时也难诉尽, 师徒二人谈的最多的还是京剧艺术, 谈至兴起, 已是70高龄的戴绮霞竟抬腿亮了个相。
戴绮霞返台后, 肃霜亲自购选了上等白色绸料, 派女儿到上海定做了大帐、小帐和一堂桌围椅披, 托人给师娘送去。不仅是尽孝道, 更是支持师娘钟情的京剧艺术。
1988年10月, 关肃霜献艺于天津, 她精湛的艺术使津门观众大饱眼福, 好评如潮, 更使她欣慰的是找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开山弟子傅家珍。
傅家珍原是天津小百花梆子团的一位优秀青年演员,1959年由周恩来总理介绍在人大会堂拜关肃霜为师。当时, 肃霜的岁数也不大, 她对总理说自己还要深造, 怎么能带徒弟呢? 周总理鼓励她可以“教学相长”嘛。
“文革”中傅家珍被戴上“三名三高”“黑尖子”的帽子, 身心受到了残酷的摧残, 被迫离开舞台, “小百花”也遭到解散, 师徒二人多年没有音信。此次关肃霜一到天津就四处打听傅家珍和“小百花”的下落。
傅家珍得知师傅来到津门, 便找到了她下塌的招待所。当时, 关肃霜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当她的女儿听到有人来找母亲便上前讯问: “你是……”“我是她当年的徒弟傅家珍”。“你在哪儿工作? ”“我原是小百花梆子团的……”关肃霜在里屋听到“小百花”三个字后, 一下子冲到门口, “什么, 谁是小百花的? ”她大声地问。眼前的傅家珍一改当年飒爽秀美模样, 只见她神情憔悴又黑又瘦。“师傅, 我是傅家珍。”“哎呀, 我的宝贝儿……”师徒二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一旁的人面对此情此景无不为之动颜。
“台上有艺德, 台下有人格。”这是同仁们对关肃霜的赞誉。他们清楚的记着一件事。1979年, 关肃霜率团赴中越边境慰问解放军, 一天演《打韩昌》, 饰演韩昌的是青年演员王玉柱, 他偶一失手, 银枪刺破了饰演杨排风的关肃霜双眉中间的额皮, 当时流了血。这可吓坏了王玉柱,认为自己闯了大祸, 赶紧躲回了家, 他的父母一听, 给肃霜“破了相”, 这是犯了大忌呀, 正在全家人惊恐之际, 肃霜也赶来了, 她拉着王玉柱的手耐心的开导他说: “人有失手, 马有漏蹄,舞台上出错是常有的事, 不用担心，我没什么, 这不是缝好了吗?”
关肃霜艺高技广艺海同钦, 但她的工资并不高, 不是她不够拿高薪的条件,而是她自己不要。在她的坚决要求下从1951年起, 她的工资先后由1500元降到1000元、800元、700元、直到450元,
大大超过了文艺一级的工资标准, ……文艺一级不好拿, 把我定为二级吧。我还年轻, 使我有个向上攀登的奔头。定一级, 我这张弓就拉得太满了, 太满了, 就容易断哪! ”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 由450元降至280元。
正是: 金玉有价情无价
是真名士自风流
坦诚交友
旧时，梨园行中有一种陋习，即同行是冤家。然而，在关肃霜的人生字典中却找不到这几个字。她以真心真情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既有一般演员又有艺术家；既有普通观众又有文坛巨孽。
李少春是关肃霜最敬重的朋友之一，他们之间有着几十年的友谊。1946年，肃霜还未出徒，在武汉她看了李少春的演出后甚为惊讶。是日，少春贴演双出，前《打渔杀家》,完全宗余叔岩；后《闹天宫》又透出杨小楼的神韵。少春的台风正、身上帅，唱、念、做、打、翻俱佳，彼时16岁的肃霜便把李少春当做了偶像。1954年，李少春率慰问团到昆明慰问解放军，云南省委宣传部安排关肃霜演出《擂鼓战金山》来招待慰问团，李少春看后大加赞扬。隔日，肃霜去看望少春等北京来的演员，这虽是两个人第一次在台下见面，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少春率真地说:“肃霜，
你的条件很好，将来大有前途，如果你愿意到北京，我可以把你调去。”北京，京剧的发祥地，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关肃霜真想随李少春北上。可是，她又舍不得云南的观众，舍不得与她朝夕摸爬滚打的伙伴们。第二天,她委婉地对李少春说:“李先生,我只去北京学习,可以吗？”李少春满足了她的要求。肃霜虽然没有调入北京，却曾数次到北京演出，而每次进京，少春都必去剧场观摩，而且必定衣冠楚楚，以示对肃霜的尊重。
1958年,戏曲界大排现代戏,中国京剧院上演了以李少春、杜近芳、袁世凯领衔的《白毛女》,此后京剧团争相学演。当时关肃霜也想演出此剧，李少春得知后，便主动地给她提供了剧本。
肃霜对李少春怀有十二分的敬重，但在交往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1957年，肃霜参加了由周巍峙任团长，李换之任艺术指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和平友谊联欢节。戏曲演员中除关肃霜外还有杜近芳、李世济、马长礼、红线女、魏喜奎，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李少春。带去的剧目中有出《闹天宫》，由少春主演，他希望肃霜能扮演剧中的红鸾天禧，肃霜一口应允。没想到排戏时她却发了脾气。
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悟空在与天兵天将的战斗中遇上了红鸾天禧，这时少春对肃霜说：“你拿剑刺我，我一盖、两盖、用棍一压，我这里一抬脚,踢你一个枪背。”李少春的话刚说完，也不知肃霜从哪儿冒出一股火，大声说：“叫我走抢背？”说罢把手中的家伙往地上一扔，推门就往外走，“我坐飞机回云南”。少春赶紧追出门去，说了许多赔情的话，此事才算过去。
“文革”中，李少春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远隔千山万水的关肃霜非常惦念。1973年，当关肃霜得知少春先生已到“五七艺术大学”任教的消息后，便来北京看望他。两人见面后，满腹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两双手长时间地相握，两双眼睛长时间地相望。这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肃霜说：“咱们上街上转转吧。”于是俩人从北郊来到城里，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肃霜买了几件衣服后，俩人又到了天安门前，这时肃霜说：“李先生，您给我拿着衣服。”然后，她走上金水桥，面南盘腿而坐，而大名鼎鼎的李少春竟然手捧肃霜的衣服一旁而立。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俩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是兄妹情？还是朋友友谊？还是惺惺惜惺惺？如今俩人都已作古，只有苍天来回答吧！
孔夫子曾说过：“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冯牧先生是关肃霜尊敬的师长和挚友，他们的结始于1950年，当时冯牧是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那个时期，各文艺团体都派军管会，冯牧先生非常爱才，很注重对关肃霜的培养，要求她在演好戏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学习。肃霜对新生事物一向求之若渴，她尊重这位既懂戏又有文化的新型领导。那时，冯牧看到肃霜既唱青衣戏《生死恨》、《锁麟囊》，又演花旦戏《红娘》、《辛安驿》，更有武旦、刀马旦戏《金山寺》、《泗州城》、《取金陵》，还有武生、武小生戏《连环套》、《白门楼》、《周瑜归天》，他认为这种演出太驳杂，不利于肃霜向专与精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有一次他看到肃霜前演《玉堂春》后演《金钱豹》，肃霜饰演的金钱豹同男演员一样还要露半个肩膀后，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为肃霜耽心，他认为：“这种演法即使是对于余割具有非凡禀赋的演员来说，也是不正常的,而且会给她的艺术生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他不失时机地给肃霜做工作，给她讲演员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给她讲思想文化修养与舞台实践的关系, 并把她推荐给正在昆明演出的程砚秋先生，又亲自陪同程先生看了肃霜的两场演出。程先生既赞叹“这是个能得的人才”，又在后来的会晤中语重心长地叮嘱肃霜，希望她以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精和专上下功夫，”至于像《金钱豹》、《铁公鸡》那些戏。我看就不要再演了吧”。程先生的点石之言肃霜牢记在心，对冯牧更是由衷地感谢。此后，冯牧奉调进京，肩负文学艺术界的领导重任，与肃霜的友谊也日益加深，肃霜每次进京，必去看望，凡有大事先听其意见，有时彻夜长谈，特别是徐敏初去世之后，肃霜心中的苦闷，只能向这位尊敬的师长倾诉。
肃霜在与冯牧先生的交往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演员要和有文化的人交朋友，这样有利于提高对艺术的鉴别能力。云南有位名演员叫金素秋，她有较深的文化修养,既能演戏又能写戏，所以她塑造的角色以细腻著称。肃霜非常佩服她演的《人面桃花》，在这出戏中她塑造的杜宜春是一个散发着兰惠幽香的古代少女，美丽而动人。肃霜便主动去学，金素秋也把自己的体会、节骨眼全盘托出。肃霜很想报答金素秋的授艺之恩，但采取个什么法子呢？肃霜是个实在人，实在人就要办实在的事，她看金素秋很爱洗衣服,于是就送去了两条肥皂。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文坛昆仲白桦叶楠兄弟与肃霜相交深厚，“真诚”是他们之间的友谊桥梁。然而，天各一方，极少相见。1984年，叶楠到云南出差，自然要去肃霜的家，刚一进门,肃霜就向孩子们介绍:“他特别迷我，小时候，他是个小戏迷。”叶楠不回避：“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你们妈妈的戏。”临近中午，肃霜对叶楠说：“你等会儿，我有点事去去就来。”后一句还上了韵，叶楠不知肃霜唱的是哪一出，这时旁边的人说了句话:“她赊菜去了，这是常有的事儿,这月的粮饷又用光了。”
就在叶楠惴惴不安之际，肃霜风风火火地提着一蓝子菜肴回来了。叶楠忙迎上前去: “我已经知道内情了”。关肃霜哈哈大笑: “莫要大惊小怪，我有好街坊，还愁赊不到酒肉吗？来来来，今日你与我同醉。”
肃霜就是这么一个诚实的人，在朋友面前没有任何遮掩，喜怒哀乐随时而发。1978年在京召开文联全委扩大会议，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会，委员们一见面哪怕是不相识的人也都喜泪交流相拥致意。在这次会上，她见到了劫后余生的赵燕侠大姐。赵燕侠请她到家中小聚，席间她狂欢不止，想起了伤心事，她竟然一把掀翻了酒桌。然而当她心情好时，往往又会做出一些“轻狂”状态来。1982年春，她赴上海演出，当火车停在上海战时天还没有亮，出了火车站她直奔好友李丽芳的家。咚咚地敲门声惊醒了李丽芳全家人，李丽芳开门一看是关肃霜，赶紧招呼一家人起床，又要给她弄早点，而肃霜却连忙制止，说：“我看看你们就走，不要忙活。”说话间她看到了李丽芳的儿子，又说:“这个儿子多好,让他学戏。”丽芳说:“孩子的事,让他自己做主。”
肃霜对丽芳的话似乎没有听见，对着丽芳的儿子说：“儿子，过来，一定要学戏。学戏多好。看着，姨给你来一个”。话音刚落，她竟在墙上拿了一把顶。惹得李丽芳一家人大笑不止。
“坦城”是关肃霜做人的标准,“热情爽朗”是她的性格,所以她的朋友遍布天南海北。198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团来到昆明巡回演出，关肃霜在观摩是发现女武生余鉴的嗓子很疲劳，第二天就把她接到家中，为她准备适口的饭菜，陪她寻医，替她煎药。外人也许以为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其实她们是头一次见面。余鉴是年53岁,她扎根西北二十多年,代表剧目为《乾元山》、《岳云》、《陆文龙》等，肃霜也落户云南三十载，姐妹俩心仪已久,今日相见自有说不完的话。
夜幕降临，肃霜把煎好的药倒进暖瓶，用提包提着，挽着余鉴的手一直送她回到云南饭店。
在艺术团体中有某些大演员与上层人士过从甚密，但在本单位却整天“扎着靠”，对普通演员不屑一顾，而关肃霜却不是这样，在云南戏曲界盛传着她与老演员赵慧聪为了艺术事业成为毕生挚友的一段佳话。
那是五十年代初,有一天演《红娘》,肃霜把一个该念“尖字”的字念倒了,念成了“团字”。这时科班出身的老旦演员赵聪慧便在后台捂着耳朵大声地说：“哎呀，这念的是什么呀？快把我的耳朵给震坏了！”肃霜本是个火爆脾气的人，当她听说有人在讥讽她，气就不打一处来，想去讨个说法。但她又仔细一想：人家能听出毛病，说明人家比我高，我为什么不能去上门请教呢？于是她找到赵聪慧，诚恳地说：“你是科班出身，基础好，往后我演出你多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及时指出来。”几句话说完，赵慧聪倒不好意思了。从此以后她们成了好朋友，在艺术上互相帮助，生活中互相关心，合作了一辈子。
唱武二花的贾连城是肃霜的老搭档，俩人在舞台上十分默契。在“文革”中老贾不顾个人安危替关肃霜收藏了一件被造反派抄走的珍品。“文革”后期，人们对“阶级斗争”已经厌烦，有一天，贾连城对关肃霜说：“肃霜，我替你保存了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肃霜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贾连城说：“就是郭老给你题的诗啊。”关肃霜听罢，两眼含着热泪,跪在了老贾的面前。
那是1961年郭沫若先生看了关肃霜的《白门楼》后给她题赠的一首七律。诗中写下了郭老对她的评价和寄托的希望：
梅花谢后又逢君，声艺果然可胜群，
舞姿轩昂回落照，歌喉嘹亮遏行云。
身披铁锁温侯活，水涌金山白氏真，
努力加餐多自重，为民为国为传神。
正是：襟怀坦城交挚友
侠肝义胆为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