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康熙最看重的两位儒学老师，一位可谓良师，一位被视为知己

清朝建国及入关之初，有两位皇帝都是幼年继位，分别是顺治和康熙。

幼年继位的皇帝一般来说，可塑性更强，他们的人生观念、权力观念、治国观念等，都是由教导皇帝的老师来塑造。

而在当时，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当然是儒臣，对此，儒臣们也是趋之若鹜，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

这是儒家士大夫们用儒家理念改造皇帝的一个机会。

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曾接受儒臣的教导，顺治才20多岁就死了，所以，在他身上还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而康熙却是实实在在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且本人也愿意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因此，至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实际上是逐渐在理学化。

这其实是迅速适应统治需求的一种态度，清朝早期的几位皇帝，都相当务实，接受儒家文化对重心已经转到关内的清朝来说，异常重要。

康熙一生，对理学的接受和深研，可谓是兴趣盎然，他如果不当皇帝的话，也能成为一代理学大家。

这不仅对康熙皇帝个人的思想观有重大意义，也对清朝的延续有重大意义。

康熙从幼年始，到成年以后，接受儒家教育的过程中，有两个儒臣对他的影响最大，分别是熊赐履和李光地。

熊赐履是顺治十五年时的进士，在顺治时期，以及康熙亲政前，他曾陆续担任过弘文院侍读、秘书院侍读学士，因此，能成为影响到皇帝的重要人物。

康熙登基之初，由于辅政大臣鳌拜在处理某些案件时异常跋扈，导致了某些矛盾冲突加剧。

因此，无奈的儒臣们把希望放在了年幼的康熙皇帝身上，并寄望于他亲政后，能做出一定的改变，要求康熙学习儒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康熙六年，熊赐履进《万言疏》，在细数朝廷中某些弊端的同时，也着重阐明儒学对君主及君权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熊赐履在《万言疏》中就提到要康熙多跟儒臣们学习儒学，且应该不间断地学习和深造：

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

熊赐履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主德清明，君身强固。”才能让吏治清明，民生稳定，复“三代之盛”。

当时，对儒学深恶痛绝的鳌拜想要治熊赐履的罪，却被康熙否决。

在鳌拜还掌权时，康熙能顶着压力认同熊赐履，相当不容易，显然，他看中了这份《万言疏》。

鳌拜集团被康熙清理掉后，熊赐履得到重用。

康熙十年，康熙在经筵中听了熊赐履的讲课后，感叹“今日可为得行其言矣”，马上任熊赐履为“日讲官”。

此后数年，熊赐履在经筵中，不停给康熙讲述儒家的思想和理念，成为康熙学习儒学的良师。

因此，不论熊赐履在康熙朝此后的官场起伏，仅凭康熙执政之初的这段经历，足以让他对康熙理学思想的形成，以及治国理政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熊赐履去职后，康熙还曾感叹：“每论侍学者，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

由此可见，康熙在儒学一道上，对熊赐履的认可。

李光地也是康熙朝的名臣，他于康熙九年高中进士，进入官场。

李光地曾长期为康熙讲解儒家经典，是康熙比较信赖，且一定程度上视为知己的臣子。

他于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担任经筵的日讲官，且兼任起居注官，不但对康熙的儒学思想有重大影响，还深度的参与到康熙朝的机密要事中。

李光地在《周易》上的造诣很深厚，康熙对《周易》的理解和学习，基本上，都是源自李光地的讲解和灌输。

在李光地为官的过程中，好几次被言官弹劾，但都因康熙对其的信任和看重，而毫发无伤。

康熙能如此信任李光地，全是因他的儒学思想让康熙受益匪浅，些许小毛病，也就认为无伤大雅。

李光地死后，康熙曾给予他高度评价，甚至超过熊赐履：“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朕最深。”康熙是真把李光地当成知己了。

总结，康熙全面接受儒家文化，离不开儒臣们前赴后继的影响和灌输，其中，熊赐履和李光地是佼佼者。

他们能长期影响到康熙，除了本身的儒学功底深厚外，也是因为身后站着全体儒学士大夫们，肩负着全村的希望。

当然，这也是康熙有意而为，要想清朝统治稳固，顺利延续，接受儒学的适当改造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史列传》《康熙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