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7日，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1948年11月7日，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一生中最为焦虑的一天，司令官冯治安因为张克侠曾多次动员自己起义，所以强令张克侠住在徐州，不允许他接近部队。张克侠想到前方战斗已经打响，起义就在明早，心中焦急万分，认为必须设法脱身，尽快赶到贾汪地区，以保证起义成功。

张克侠一方面向冯治安提出要去贾汪参加作战指挥，一方面通过另一个副司令何基沣和第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向冯治安提出同样要求，但均被冯治安拒绝。

之后，张克侠再次向冯治安提出：“前方将有大的战事，我应到前方去主持战前会议！”不料，冯治安非常狡猾，干脆将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七十七军副军长许长林电召到徐州，让张克侠主持开会讨论作战计划，并要参谋长陈继庵参加，起监视作用。冯治安此举，是企图困住张克侠，并拴住前线两个军事主官。

会议一开始，冯治安就摆出“马拉松”架式，他先让要大家提出作战方案来，上午开了半天，没有任何结果，下午又继续讨论，仍然形不成方案。

晚上，冯治安宴请在徐州的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留下陈继庵，监督会议继续进行。这时，贾汪方面突然打来电话，要找张克侠讲话。开始是何基沣，接着是杨斯德（解放军联络代表），都是催促张克侠尽早赶往贾汪，陈继庵怀疑地问张克侠：“什么人来的电话，有什么急事吗？”

张克侠说：“是何副司令催我到贾汪。除了打仗是急事，还有什么急事？”

深夜，和邱清泉吃完饭的冯治安来到会议室，问起讨论的情况，孟绍濂说：“总司令，搞那么多方案干什么？”

冯治安说：“你们不是报告共军调动频繁吗？我们要多备几个方案，只有这样才可以万无一失。”

孟绍濂说：“那总司令为什么叫刘振三军长（五十九军军长）去上海，他一有事就请假，总司令也就准他的假，军长走了，把担子加给我，我没话讲，但把我留在徐州，把责任加到参谋长身上，我于心不忍。”

参加会议的人见孟绍濂十分激动，都默默不语，冯治安一时也无言以对。

张克侠见时机已到，遂说：“前方紧急，指挥官留在这里很不利，今晚让他们回去做好准备，明日再来。”

冯治安无奈，只好表示同意，孟绍濂再三请求让张克侠亲自去前线指挥，但冯治安心中有疑虑，执意不答应。孟绍濂只好在临行前悄悄对张克侠说：“副司令，我走之后，你也要马上寻找机会脱身。”

张克侠心急如焚地回到都天庙营房办公室，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正准备离开，冯治安又来了电话，说是天亮后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要张克侠务必参加。

张克侠说：“冯总司令，我这会牙疼得厉害，明天早上要先去一下医院，开会的时候迟来以后。”

冯治安听了也不好拒绝，只得说：“不要浪费过多时间，看过后一定要来参会。”

凌晨4时左右，张克侠悄悄叫醒司机何梯修，带着侍从副官，三人一起驾车向徐州郊外冲去。

通往郊区的栅子口前，挤满了等待进出的人，因为没有到放行的时刻。不过张克侠在亮出副司令官的身份，说要外出视察防务，哨兵见状也不敢阻拦，很快就放行了。

张克侠原本以为行动秘密，殊不知陈继庵早就派人在监视他，张克侠一出城陈继庵就接到了报告。陈继庵慌慌张张到冯治安处，告诉冯治安的随从高级参谋尹心田：“张副司令开小差了。”

说完，陈继庵上楼去见冯治安。很快冯治安全副武装走下楼来，叫尹心田准备汽车，他要去徐州“剿总”司令部向总司令刘峙报告。尹心田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是张克侠的同学，平时关系甚好，有意成全张克侠的行动，于是便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峙一定会批评你过于慌张，依我之见，最好先打电话到各处，问问张副司令是否在那里，请他回个电话。”

冯治安点头称是，尹心田为张克侠的脱险赢得了时间。

在徐州到贾汪的途中，张克侠首先到132师师部和过家芳（77军副军长兼132师师长）见了面，并打电话给何基沣，告知了安全脱离虎口的消息。

11月8日上午8时，张克侠赶往贾汪。为稳住冯治安，张克侠专门从贾汪给冯治安打了电话，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和我的部队同生死共患难。”张克侠还以何基沣和他本人的名义，请冯治安也来贾汪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冯治安明知有诈，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作一个顺水人情，命张克侠在前线负责指挥。接着，冯治安又给何基沣通话，以威胁的口吻说：“安阳四十军的部队已有1个旅空运徐州，马上就开到前方归你指挥。”

何基沣以讥讽的口气说：“冯总司令，这都无关紧要了，最好是你亲自来一趟，局势或许可以好转。”

就这样，争取、反争取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最后时刻，但是，双方均无回转之意，此时，也只能分道扬镳了。为防不测，张克侠、何基沣同杨斯德等人商定，将原定11月8日12时起义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杨斯德去万年闸向解放军通报了这一情况。

上午10时，张克侠、何基沣率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1个师和第111团全部共2.3万余人，在运河前线起义。贾汪起义意义重大，为围歼黄百韬兵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