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守书人”傅天斌
“我是傅天斌。我是毛边书局主理人。我是守书人。衷心希望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归宿。”
这是2018年独立纪录片《毛边书局》中，傅天斌先生的开场白。
但凡对旧书行业有所涉猎的人，都很难忽略一个叫『毛边书局』的旧书店，以及书店的主人傅天斌。
从1998年到2021年，从湖北十堰到四川成都，从十本书到一万本、十万本、二十万本，在纸媒日渐式微、图书市场衰落的大背景下，以经营旧书为业的毛边书局，却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存活二十余年，其间流通图书上百万册。
在蜗居百余平米的住宅小区二十年之后，毛边书局于2018年搬出，与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街道合办，成立了建筑面积达一千七百平方米的『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成为政府公共文化资源与社会组织资源创新结合的典型。
有人说，毛边书局存在的意义，是给图书市场填补了一块空白；也有人说，傅天斌二十年如一日对纸质图书的坚守，是在“以坚韧不拔之精神行侠义豪情之事，维护人间一缕书香，留存一份文人相交的纯粹”；还有人质疑他的“理想”和“传统”。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傅天斌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守书人”——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在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逐渐压缩和淘汰了“书房”的时代，他守住的是周边社区18万人的书房，守住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传统，是根。
他说，人人都愿意创新，但有时候，守旧并不是一件坏事。
成都市清溪东路80号，一间百余平米的老旧住宅，曾经是很多读书人的隐秘乐园，是他们至今怀念的地方。
到毛边书局“淘书”，被认为是一件极具乐趣的事情。不同身份的书友从全国不同的地方寻来，其中包括学者、青年学生、高校教师、驴友等等。
而寻找毛边书局，同样是一件具有仪式感的事。
有人描述寻找毛边书局之难：“一路上没有指示牌，终于在一家露台封窗上找到毛边书局的招牌，这个招牌出自成都文化名人流沙河先生之手，然招牌之小，仅比一条香烟略大一点点。”
流沙河先生为“毛边书局”题写的店招
待真正进入毛边书局，又是什么样子呢？
书友回忆：“书局内未做装饰，地面也是水泥的，而露出的些许墙壁则是天蓝色的，除此之外，凡有墙壁之处皆摆满书架。每个书架之间剩余的过道颇窄，我的身材还算苗条，但穿行在书架间也需要侧身行走。”
发出同样感慨的人不在少数：“拐角或者旮旯的空间里，也被见缝插针地砌起一摞书，虽然房间总面积近120平米，但感觉空间已快被这大量的书籍撑爆。移步在位于书架间的空隙里，更像是身处参天的书林。”
因为容纳能力有限，人稍多，书店门口就会排起队，外面的人需要等待里面的人出来才能进得去。
但那是毛边书局“走红”之后的事情。
20年里，更多时候，它和它的主人傅天斌一样，是默默无闻的。
有人寻来了，傅天斌会从书堆里起身将客人迎进屋，有时候是走出小区，将迷路的来访者引进来。如果对方没有什么问题，他便又回到桌前坐下，任由他们自己读书、淘书。
作为最早一批在网络上注册的旧书店之一，毛边书局的更大一部分生命在线上。毛边书局从网上收书，也在网上卖书。每天，一捆一捆的书从外地邮过来，又一本两本地从这里四散到各处去。
除此之外，每周六是傅天斌去旧书市场收书的日子，天不亮起床，稍作收拾，凌晨四点钟准时到达书市。经营毛边书局二十多年，这个习惯他一直保留至今。
傅天斌每周六天不亮就到旧书市场淘书，二十多年如此（图_网络）
常年埋首“故纸堆”，每天“读书皮儿”，练就了傅天斌的一双“火眼金睛”——一本书摆在眼前，他能迅速判断书的内容、受众范围、版本信息、留存数量、新旧成色，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完成重新定价。
网络上旧书定价混乱，但几乎没有一本书能瞒过傅天斌的眼睛。经由他整理上架的书，只需要提及书名，他就能迅速在几万册书里准确找出来。
早些年，二手书市场还比较火热。在书市收书，一捆书刚散开，收书人蜂拥而至。要淘好书，就需要“眼疾手快”，单是“眼疾手快”还不行，还需要有“功力”。
比如有一次，同样是去收书。傅天斌到的时候，同行们已经淘过一遍，只留下一堆看似无用的手稿。待他再仔细一看，心中大喜，立即就掏钱买下来，装了整整一个编织袋。原来，这些手稿署名“苏东皮”“杨槐”，他人不知道，这其实是民国时期四川“名记”、作家车辐先生的笔名。
老作家何满子曾说：“在成都，不认识车辐，就如同没有真正认识成都一样。”
不是成都人的傅天斌，却一眼认出来了。
毛边书局的书友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国外（图_网络）
傅天斌正式成为成都人，是在2002年。
那一年，他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湖北，到成都安家。随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的5000多册书、他所有的家当。
那是他第一次搬家。他托人找了两个集装箱，把“毛边书局”整体运到成都。此后二十年间，每一次搬家，书都在增多。直到最近一次搬家，即2018年，他的书已经不可控制地从最初的5000册增加到二十多万册。
追究起来，傅天斌与书的缘分，源于大舅龚明德。
龚明德先生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考据和研究专家、随笔书话作家。在这些身份之外，龚先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号，“中国藏书家”。
傅天斌曾多次在受访中提到几位舅舅对自己的影响，视其为启蒙人。与毛边书局保持良好关系、并为毛边书局题写店招的流沙河先生，也是龚先生的多年密友。
小时候，傅天斌的外公外婆家都是读书人和教书人。每逢大假期，家里人都打发他过去读书。他便背上一袋子米，再提上一篮鸡蛋，去住上一个假期。让他至今印象深刻，是舅舅的书房，图书数量之多，在身板矮小的年幼孩子眼里，就是一座“书山”。
“刚走进这座‘山’，还充满好奇，能安静地看上半个小时书。半个小时后之后，就耐不住性子了，东翻翻西翻翻。”傅天斌笑称，他“读书皮儿”的能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舅舅们为磨炼他，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木夹子，叮嘱他：一本书，读到哪里就夹在哪里，晚上要抽查、提问。读到不耐烦时，傅天斌就把夹子藏起来或扔掉，还因此被关过书房，跪过两次，那之后就再也不敢了。
虽然小时候对读书并不十分上心，但这段经历却拉近了他与书的距离。毕业之后选择工作，几经辗转，傅天斌终于还是决定以书为业，只有书能让他的内心感到亲切和安定。
于是，1996年底，经大舅推荐，傅天斌开始在湖北省十堰市新华书店上班。
毛边书局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之所以命名“毛边”，是因为它在诞生之初，是新华书店的一个特色窗口，专门运营毛边书和签名本，以满足小众“毛边”爱好者的需求。后来才又拓展到经营旧书。
对于毛边书，很多人并不熟悉。毛边本最初并不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版本类型，因为它其实只是规范装订的未完成状态。也就是说，在书本装订完成之后，少做一道工序，书口不再切齐，保留纸张折叠后形成的原初状况，阅读时须自行裁开。
毛边爱好者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鲁迅先生。但是据荆有麟先生在《回忆鲁迅》中记述，鲁迅先生是“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装成毛边，看完后可以“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这是一种非常实际的考虑。
后来，毛边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逐渐变成部分爱书人的独特喜好。比如龚明德先生。
渐渐深入其中，傅天斌也成为毛边爱好者之一，他在读一页裁一页的形式感里，找到了内心的宁静。指尖划过毛茸茸的页边的感受，也让他深深着迷，为此，他还曾专门买了一把裁书用的红木裁刀。
当初那个诞生时仅两平米的小橱窗，也被傅天斌做出了全国影响力。
他通过书信、网络与全国各地的毛边书爱好者建立起联系。十堰的毛边书局成为全国各地书友的钟情所往，以至于只要找傅天斌，必然就是要买毛边书和签名本。
2018年，毛边书局再次搬家。
从1998年成立，到与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街道（目前已合并为府青路街道）合办“毛边书局·桃蹊书院”。20年间，它搬迁过多次。从湖北十堰到四川成都，从成都的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搬一次，都是一次耗时费力的大迁移。
但这一次搬迁，意义不同以往。它即将搬进那个1700平方米的宽阔场地，也意味着，它要从文人的隐秘乐园里走出来，走向社区，走向普通大众。
从2018年3月份开始给十多万册书进行分类、编号、打包，一直到6月份开始搬，请不到搬家公司，傅天斌就和家人一箱一箱地往外搬。六七月份正好是成都的雨季，搬书要跟雨抢时间。时时刻刻待命，雨一停接着搬。搬过去再整理、上架。
2000多箱书，傅天斌和家人前前后后忙活了近半年时间。
毛边书局原先的样子（图_网络）
“让每一本旧书都有尊严。”这句话是傅天斌从事旧书行业之后说的。他是不是第一个有这样发心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你走进他的书局，置身书林，扑面而来的第一感受是真实感动。
新落成的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总共三层，为满足社区居民、社会民众的文化活动需求，划分为“讲、学、问”三个功能区，藏书十余万册。
在这里，分门别类，每一本旧书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它们可能因为被多次翻阅而留下了印记，也可能因被多次转手而有破损，但每一本书都干净，整洁，没有一点尘土。每本书里，还夹着一张白纸条，上面记录着书的版本信息、入库时间、售价。
淘书，给书做清洁、消毒，填写信息，上架。这些事情，傅天斌一丝不苟做了20年。
每一本书里都有一张纸条，上面详细记录着书的版本信息、入库时间和售价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今天的样子，就是毛边书局一直以来的样子，没有变。即便是在以前那个拥挤不堪的一百多平米的地方，它也有别于其他二手书店。
傅天斌说，“一提起二手书，人家就觉得是被扔掉的、没有价值的东西。一提到二手书店，好像就是脏乱差，抬不起头。我从做旧书店第一天起，我就说我坚决不要这样，我要让每一本旧书都干干净净的，都有它的尊严。一个整洁的面貌其实就已经传递了一种态度。”
曾经有书友动情地描述毛边书局以及傅天斌带给他的感动，他说：“无疑，事无巨细地打理这些书，让我对这里悄悄升起一股敬畏之情。这些曾被人丢弃的、被人当作垃圾处理的书，在这里，重新恢复了书籍的体面，被一本本归置于书架之上，在人们唾手可得的地方，阅读它欣赏它。这里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万物皆有灵。”
傅天斌对书、以及与书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仔细、敬重、尽心，让他在20年里交到了一大批书友。这些书友，遍布全国，有的从未谋面，但十多年书信、书籍往来不断。住得近的，隔三岔五过来逛逛，到饭点，拍拍傅天斌的肩：今天刚发了奖金，请你到外面吃碗面。
傅天斌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收敛的、疏离的、沉默寡言的。
“有时候我会在朋友圈分享即将开办的活动，这些书友，你平时看不到他们点赞，也没有评论，但可能第二天就收到他们的信息：傅老师，看你最近在办活动，方案做好了吗，发过来我帮你一起看看。”傅天斌说。也有书友，时不时背来一捆书，不收钱，放下就走：这些书我不读，放在我那里没什么用，给你背来了。
毛边书局在成都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并不会刻意通知每位书友，曾有位外国友人，每次来中国都要到毛边书局淘书。十多年，每次搬家后，他总能准确地找来，见面第一句话是：嘿，傅老板，好久不见。这让傅天斌感到很不可思议。
岁月沉积下的与书友的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成为傅天斌二十多年坚持办书店的力量。
逐渐有记者找到傅天斌，提问中总绕不开傅天斌与书友之间的故事。
但是，自从毛边书局渐渐有名气之后，傅天斌却不大愿意讲故事了，要么就尽量平淡化：“萍水相逢的关系就是最好的关系。”
他觉得那是“讲别人的故事，来成就自己”，“现实生活都充满了无限诱惑，人与人之间交往，好像也变成了唯利是图、相互利用。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书友还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很真很纯粹，没有压力。”
他说，“有趣的故事尽量少发生。”
曾经有书友问傅天斌，毛边书局有没有什么书是“镇店之宝”？傅天斌回答他，没有你说的“镇店之宝”，对这里而言，你们就是镇店之宝。
傅天斌所说的“你们”，原本是指书友。
后来，这位书友借由傅天斌的话发出感慨：“没有所谓的镇店之宝，如果有的话，恐怕就是书店老板傅天斌本人吧！”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傅天斌的样子，就是毛边书局的样子，也是“毛边书局·桃蹊书院”的样子。
工作中的傅天斌，严厉，一丝不苟
20年不间断经营，书卖出去，赚得利润，利润又变回一屋子的书。循环往复，造就了“毛边书局·桃蹊书院”现在的规模。
远不止这些。傅天斌说，因场地面积限制，没有上架的图书，可能还有两三个桃蹊书院这么多。
2020年10月，第十八届全国读书年会在成都举办，由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承办，这对成都和毛边书局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事实上，在与街道合办之前，傅天斌和毛边书局就已经多方面参与到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比如，2014年在成都市青羊区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十余场；2017年在龙泉驿区举办二三十场。
期间，不少公司、个人找到傅天斌，向毛边书局抛出橄榄枝，希望跟他合作。但都被他拒绝了。为什么最后接受街道的合作建议？傅天斌说，“一个原因是，我的书越来越多，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地方，让更多的书找到自己的归宿；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做的这件事是公益的，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推广阅读，我找书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去阅读。”
20年前，傅天斌给自己的目标是：让爱书之人得所爱之书，使每一本书不致蒙尘；20年后，他更清晰地给自己定位为：“一个守书人”。
随着旧书行业衰落，很多人打着卖旧书的名义，实际上做着其他的事情，比如到客户家里收旧书时，顺便便宜收买一些古董字画，再高价转手出去。与傅天斌同时期开始从事旧书业的人，要么通过经营大大改变了生活经济状况，要么早已转行。
有朋友说，“只有傅天斌，还在天真地谈理想。”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经营更为贵重的线装书？傅天斌回答，“古董看的是升值空间，而书则看有没有用。那种原价可能几块钱却卖上万块的东西，不是毛边书局的关注领域。”
傅天斌身上那股“直”和“倔”始终没有改变。这些品质，是他受人信任、成功经营毛边书局的关键，但同时，也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给他带去了困扰。比如，在员工眼里，他是一个“不太好糊弄”的严厉的人，要求高，以至于很多事情需要自己亲力亲为。
而曾经支持他的家人，也逐渐生出不理解和埋怨。
“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生活就是五味杂陈的。你要理解。”
毛边书局与街道合办之后，对傅天斌来说，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承办第十八届全国读书年会，傅天斌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家，吃住都在书院里。脏衣服换了一堆，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洗。准备工作完成，他才把它们用两个行李箱装回家，每天自己慢慢洗干净、收拾好。
“尽量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不过多给家里人添麻烦。”他觉得这是自己唯一能为家人做的事情。
主编《芳草地》的谭宗远先生曾评价傅天斌：“他经商，却没有商人习气，不奸猾，不吝啬，并不把钱看得多重，为人质朴厚道，甚至还有一些羞涩和木讷，跟他相处尽可放松。更可贵的，他崇尚知识，热爱文化，因此交了不少爱读书的朋友，即使相隔万里，很少见面，大家的心也靠得很近。”
从线上书友发展为线下书友杜鱼先生则说，“天斌先生业旧书垂二十年，可谓资深的书商。但他并不汲汲于利。对他来说，‘商’恐怕只是谋生手段和表象，‘儒’才是骨子里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