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专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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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俊奇
第一次背娘，是十多年前一个秋初的日子。那一年我53岁，娘72岁。
那些日子一直阴雨连绵。每到这个季节，娘的膝关节病便会复发，于是便给娘去电话。
电话的那端，娘全无了往日的欢欣，声音沉闷而又有些迟疑。娘说，你要是不忙，就回来带我去医院看看也好……
我的心里一阵恐慌。那时候娘大多数时间住在老家，她喜欢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说家里有老姊妹们可以拉呱，在城里你们都上班去了，自己一个人闷得慌。只有到了每年最热和最冷的日子，娘才会在我们的劝说下，到我和弟弟妹妹工作的省城和海滨城市住上三四个月。
娘一个人在老家住的时候，因为担心儿女的惦念，总是报喜不报忧，像今天这样主动提出让我回去，还是第一次。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三百多公里，从济南赶到沂蒙山老家。
一路上忧心如焚，娘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父亲去世时，娘才33岁，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三个月。为了把我们兄妹五个拉扯长大，尽早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娘就像一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半夜又要爬起来，为生产队推磨、做豆腐，这样每天便可以记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而她每天的睡眠，经常只有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我们那里每天的工分价值1毛多钱，娘却经常一天可以挣3毛钱的工分。村子里的人经常议论我娘的身子骨是“铁打的”。我大伯则慨叹，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磨去半截了啊！时光磨走了岁月，却磨不走娘的意志力。那时候，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不能让人家笑话你们是没有爹的孩子……
为了这个承诺，娘吃的苦、流的汗，娘经受的委屈和磨难，难以用文字描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农活有许多靠肩挑人抬：挑土挑水挑肥挑庄稼，有多少人被压弯了腰，那时候农村驼背的人比比皆是。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到80斤，看似柔弱的娘，却有着一副压不垮的腰板。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娘不知道用坏了多少钩担、扁担、筐与水桶，而娘的腰板却一直挺着。娘知道自己一旦倒下，会是怎样的后果，娘说不能让没有了爹的孩子再没了娘，没有了娘的孩子才叫可怜……娘咬紧牙关撑起这个家。
在我的记忆中，最令人恐惧的农活之一，是从村西的渠道里挑水抗旱。那时候种花生、种玉米、栽地瓜，全部要靠人工挑水。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娘挽起裤子赤着脚，一次次走进冰凉的渠水，在陡峭、湿滑的坡道上，弓着腰，挑着两个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水桶，一趟又一趟，在水渠和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来回奔波。
后来，渐渐长大的我也加入到挑水抗旱的行列，才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苦不堪言：一根钩担挑着两个装满水的桶，沿着45度、近二十米高的一条又湿又滑的陡坡，上上下下，步步惊心。挑水上坡时，必须保持身体与陡坡的平衡，脚要稳，脚趾头必须像钉子一样扒在湿滑的坡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滚进水渠……至今每次回老家，路过那条已经被移除了高高的土堰，看起来已经不是不是那么高、那么陡的水渠，腿依然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娘说，那时候她一天最多挑过七十多担水，膝关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我曾经到省、市多家医院为娘看病，医生说是长期劳损引起的退行性病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
汽车驶过一条小河，远远地就看见了熟悉的村庄，还有那条令人敬畏的渠道，一群鸭子在水里悠然地游动觅食。渠水依然在流淌，乡亲们却再也不用挑水种地，大大小小的电灌站分布在渠的两岸。
因为连续的下雨，到处泥泞，我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头，心急火燎地向家里走去。
娘见到我，艰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手抚在肿得像大馒头的膝盖上，脸上呈现出痛苦又有些歉意的表情。我在娘的跟前蹲了下来，想背着她上车。娘犹豫了片刻说，“我一百三十多斤呢，你背不动吧？”看看院子里的泥和水，娘还是顺从地趴在了我的背上。
平生第一次背娘，才知道一百三十多斤的娘是如此重。娘看我有些摇摇晃晃，几次想下来，我阻止了。一位婶子正在大门口做针线，看见娘趴在我的背上，有些乖乖的样子，便哈哈地笑了起来，“哎呦，年幼时背着儿子，现如今老了，得让儿子背着喽……”
娘“嘿嘿”地笑着，笑声中，有羞涩又有些幸福的味道。
婶子的话，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流出来。想起儿时在娘背上的岁月，今天终于可以背着娘，既激动，又有些成就感：娘，您终于给了儿子背您的机会……
曾经瘦小的娘，有着一个宽阔而又温暖的背。儿时，娘的背是我们兄妹最温暖的家。多少次，压弯了娘的腰，娘却舍不得把背上的儿女放在劳作的地头上，娘担心蚂蚁、虫子爬上孩子的脸……多少次，熟睡中尿湿了娘的背，娘顾不上擦一擦，却急忙看看孩子的衣裤是否湿了不舒服；多少个雨雪天，爬下娘的背钻进娘的怀，娘用单薄的身体为我们遮风避雨……
我是娘的第一个孩子，娘对我的疼爱和付出，可想而知。记得我十五岁的那年，一次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吓得娘不知所措，慌忙背起比她还高的我，撒腿便往村卫生室跑……
我们兄妹长大了，娘也老了。老了的娘，却总是想着不让我们为她操心。娘常说，你们做好了公家的事情，娘的脸上有光有彩……
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我背着娘楼上楼下看门诊，拍X片，做各种检查，到处是温馨的目光和礼让。医生说娘的腿并无大碍，开了些消炎和外敷的药，提醒要注意保暖等。
中午，我背着娘走进一家比较气派的酒店。正在这里用餐的人们向我们行注目礼，许多人站起来鼓掌。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我的身边，竖起拇指，说着地道的家乡话：“背着的是老娘吧？俺很长时间没看着背着老娘来饭店吃饭的了，一看就是孝子啊！来，俺给老人家敬一杯酒！”
那个中午，许多素不相识的就餐者来到我们的餐桌，给我和母亲敬酒。饭店的老板也过来敬酒，说很久没有看见今天这样感人的场面了。
平生第一次背娘的我，那一天竟如明星般的荣耀……
吃过饭，我劝娘随我一起回省城去住，娘说家里还有喂的鸡，离不开，还是像往年一样，天气冷了再去吧。我拗不过娘，只好把娘送回家。
晚上七点多钟回到省城，立即给娘去电话报平安。电话里却传来娘的哽咽声。我大惊失色，慌忙说娘你不要紧吧？腿是不是还是疼得厉害？
娘没有回答，抽啜了许久才问我，你的腿、腰没事吧？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背了我一天，心疼死我了……
顿时，我泪如雨下……
文：厉彦林
岁月酿造记忆的美酒，时间沉淀怀旧的情感。想故乡、盼故乡的这种纯真的情感，忆故乡、念故乡的这种乡村情结，好像从骨缝里，从血液里，从灵魂深处，冲出来、窜出来，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城里居久了，待烦了，对熟悉的城市会滋生几分生分感、压抑感，那心头的乡村情结会越缠越乱、越来越重，时而想起偏远故乡的一些事情，小山村的山水风物、世故人情，在眼底，在心窝，是那么鲜活而生动，那么纯真而清晰，甚至设想自己不进城会是啥样子，突然向往起田间陌上、垄头树下、把酒话桑麻的田园生活和悠然情趣。
城市没有连绵青翠的群山、亲切的村庄、熟悉的河流、弯曲的小路。乡村正月瑞雪飘舞，五月豌豆花开，六月小麦金黄，九月高粱艳红，十月忙着颗粒归仓。普通的农家小院，青石砌到顶，栅栏门、牵牛花、压水井、老黄牛、弯把犁、八仙桌、老烧酒……让从乡下走进城的已上了些许年纪的都市人心旷神怡，动情动心。许多城市人心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等积攒些钱，回到故乡或择一处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乡间，盖上几间瓦房，种上半亩菜园，读书，种菜，享受悠闲。如果有知心朋友来访，可以先去挖野菜、摘山果、刨花生、掰玉米、宰山鸡，拉起风箱，炒菜蒸馍，在那几缕炊烟飘过之后，可以邀几缕月光喝酒长叙，直到鸡叫三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接到那张薄薄的、重重的、预示着改变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在我的家人和所有山里人眼里，我拼命读了十几年书终于出息了，可以不继续在农村翻山越岭推小车挣工分了，可以远离臭气熏天的猪圈牛棚，可以不再一日三餐啃煎饼咸菜，可以不在乡下找媳妇，反正能离开贫寒的乡村，全村老少的梦想先在我身上实现了。我把通知书拿回家，我爷爷虽然认识不了多少字，但还是反复地看了几遍，好像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贝；含辛茹苦的父母异常高兴，父亲在美滋滋地抽烟，母亲抹着眼泪忙着炒菜做饭。离开小山村时，我心里既有对乡村、对乡亲特别是家人的留恋，又充满了对城市、对未来美好的期待。那几天家里像过年，本家的叔父大爷来了，邻居来了，亲戚来了，毛巾、香皂、脸盆、水笔……礼品竟然收了一堆。母亲更是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恨不得让我把好吃的都吃完、该吃的都吃到。从离开乡村那时起，我才真正懂得乡村对我生命的重要，才发现乡村是这么难割难舍，悄悄把对家乡的留恋、对亲人的惦记一点点深埋心底。
在城市工作，往往把一个很大、很宽泛的地方说成是自己的故乡。关于故乡的记忆，更多形成在中学时代。那时农村特别穷，虽然学费不高，但好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如说家穷的孩子早懂事。当时一家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我也算懂事，能够体谅家人的难处和艰辛，算得上村里比较刻苦的孩子。白天在学校，我认真听课，把知识当作应当精心收获的庄稼；放学后和节假日，我先帮着大人干活，放牛、挖猪菜、搂柴火；晚上，坐在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预习功课。上高中时，农村的日子没有起色，家里依然穷，一周就是一捆煎饼和一坛自家腌制的咸菜。当时不能住校，也没有自行车，每天就用两只脚丈量从学校到家十华里的土路。能够亲身感受茫茫田野一年四季的轮回变化，品味田地和庄稼的芳香，倒也是一件十分快乐和得意的事情。
如今忙里偷闲回到故乡，站到村头巷尾，那熟知的乡音土语，那终生难忘的土腥味、牛粪味、灶烟味扑面而来。小村并没有太大变化，在外工作久了，只觉得熟悉的人正越来越少，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变化、在减少，甚至有我不认识的人在对我指指点点，那分明在交谈我是谁。偶尔我陪着父母下地劳作，经常有人和我的父亲打着招呼，又惊奇地加问一句“这是你家的小子？也长了年纪喽”。在我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要是外出工作或者打工回来，说啥也得拿盒烟与老少爷们共享。那些曾看着我长大的邻居长辈，那些与我一起打打闹闹、顽皮长大的同学伙伴，那些在接过我双手递上的香烟时，也会仔细地打量我一番，亲切地与你交谈，问我夏天济南那个火炉子能受得了？听说如今在城里就喘气还不要钱？你抓紧捣鼓点钱把咱村这条路修了吧？……听到这些话，我胸口涌起一股暖流，甚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纯朴的乡情、乡音，蕴涵着多少真切的关心和期待呀，伤感中也增添了些许的苍桑、悲壮、惋惜和失意！
在故乡没有机器的噪音和流动的车啼，是做梦追梦圆梦的好地方。太阳没有露出山头，老天爷还阴沉着脸，朦朦胧胧中大红公鸡又打了几声清脆的啼鸣。睁眼看看微微发白的窗，天真的放亮了。老梧桐树上的喜鹊，开始唧唧喳喳讨论今天到什么地方飞翔、如何带领子孙觅食。邻居家响起了挑水的铁桶声。父亲早已坐在南屋里喝茶，娘正忙着点灶火、做早饭。我于是赶紧起床，到水井旁打开水龙头洗把脸，拿起扫帚清扫其实很干净的院子，然后喝一杯父亲已给倒好了的浓茶。我的妻子、儿子没有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经历，对种地、收割保持着一种新鲜感。再说如今地也少了，啥时干啥也都自己说了算，农活也就轻松了许多。我常问父亲今天地里还有什么活，一方面，这是履行作为儿子应该在家承担的责任，一方面也是在寻找久违的乡村生活记忆。地里没什么活做，只好流连于门口那二分菜园。望着那水灵灵的蔬菜，韭菜、大蒜、豆角、辣椒、小白菜，听着鸡鸣鸭叫，闻着饭菜的清香，自然淡忘了城市的喧嚣与浮华，顿感增添了几份悠闲与宁静。
回到村里，我经常细心寻找那淡忘的记忆的痕迹。这里曾是放牛割草拾柴的那条沟汊，这里是我们一群混小子、打打闹闹、偷着烧队里花生吃的岭膀，这里是我曾经推着独轮车、和生产队的男劳力搬送土肥的小路，这里是那年深冬、全队人冒风抗雪整修的大寨田，这里是我们那群学生劳动锻炼时唱着革命歌曲填过的水库……。前些年，我家老房子被拆前，墙周围还贴满我从小学开始挣的红奖状，虽然它早已褪了颜色，但排在一起仍然很壮观，它分明记录着我一步步成长的履历。抚摸那些堆放在屋角的旧书，轻轻拂去沉积的灰尘，随手翻阅几页，如同回到了昔日那读书的岁月。童年与少年的往事，似乎越来越遥远。父母偶尔说句“你小时候……”，就会把我带回那终生难以忘怀的岁月。童年、少年、青春时光，乡音，乡情，乡味，都已成为生命的基因和遗传密码。听听乡音，叙叙乡情，品品乡味，如饮一杯烈酒，如掬一股清泉，如沐一缕春风……
回忆与怀旧的界限有时很难分清。怀旧往往是对逝去岁月和事物的追溯和迷恋，回忆往往是对昔日生命轨迹、生活方式的反思和重塑。那每一次回故乡的探望，每一次在村头的驻足回望，那乡村情结就更牢固地盘扎在我的心坎上，那么刻骨铭心，那么荡气回肠，都市和都市人真正渴望的是乡间的自然、安谧与宽厚，铭记的是山民的纯真、朴素与善良。
文：厉彦林
现如今，现代商业发达，农村的社区服务中心、商品超市也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我突然写下“货郎”这个在乡村生活中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名字，让熟悉那段时光的人不可思议,让没见过、没听说过的年轻的人也摸不着头脑。可“货郎”它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在那段艰苦岁月的脊背上划上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符号。
无法考证从何年何月起，那摇着手鼓、挑着货担的货郎出现在乡村。那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山区还没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农民刚刚“忙时吃干、闲时吃湿”、“半干半湿”地填饱肚子，城市的物品开始渐渐丰富起来，乡村日常生活用品却依然比较贫乏，货郎也就活跃起来。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货郎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名字。货担是一座流动的商店，它带给山乡人们满担的新鲜与希望。对于孩子来说，那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时间久了听见这货郎的鼓声，姑娘、媳妇们就问：“这卖小货的，怎么还不来，我的锥子都用坏了。”那个接着说：“我的绣花线也早没了，鞋面的荷花叶还没绣完哪。”……
其实，各个村庄尤其是偏远的村庄每隔几天，就会听到货郎摇着手鼓，大声地吆喝着“拿头发换针呃……”。古铜声的破嗓子，还伴随着些许的抖颤，那清亮浑厚的声音搅得村子一片沸腾。货郎把货郎鼓摇得特别富有节奏，玩兴正浓的孩子丢下手上的砖头、土块、木棍子，飞快地向货郎聚拢而去，或走或停，嘻笑声、喧哗声引来购物的大人。姑娘、媳妇们就从屋里村头地头三三两两跑来，互相招呼着：“郎货来了，货郎来了……”上了年纪的婆婆，也拿出了几分威严，扯开嗓子喊着：“卖小货的！快到这边来，让我看看！”货郎，引起墙跟抽烟汉子的几份羡慕与嫉妒。
货郎挑的木制红漆的货架，像个四方的抽屉，上面是玻璃面，能翻上翻下，中间用搭扣锁上。那扁担也很有特色，中间稍粗，两头稍细并微微翘起，挑起来上下颤悠，能减少压力。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分门别类地挂着一些惹人眼红的小玩艺儿，什么剪刀、纽扣、卷尺、铜锁、顶针、铁丝、铁钉、烟嘴、火石、油灯、橡皮筋、彩线、二胡弦、老鼠药等，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货郎不仅卖东西，还帮助代购紧缺物品和收购废旧物品。箩筐之下还有大袋储备商品，一头是帮熟人到城里买的稀奇东西，一头装着收购上来的或者换来的鸭毛、旧塑料、头发、铁皮等可以带回城里卖的废旧物品。货郎的手鼓有长长的手柄，鼓面是羊皮做的，乳白色。鼓边漆成紫红色，上面固定着一圈金黄色的圆钉。鼓两侧各有一根短线系着个硬豆豆，摇起来两个豆豆就敲打着鼓面，发出悦耳响亮的“咚、咚”声。货郎一边摇着手鼓，一边拉着长腔喊：“拿头发来换针呃，拿头发来换针呃……”孩子们一边也学着，拖着慢腔吆喝“拿头发换针呃……”，一边簇拥着货郎和货担，从这条胡同跟到那条胡同，满街乱窜，货郎到哪，笑声就跟随到哪里。
货郎放下手鼓，刚把担子放下来，一会儿功夫，周围就聚满了人群。大娘、大婶们有的攥一把梳下或理下的头发，有的拿着破铜烂铁或旧塑料布、破塑料鞋，递给货郎过称，换回一些针、线、锥子、钮扣、发髻网等满意的物品。姑娘小媳妇们叽叽喳喳地挑着针头线脑，还有扎辫子的头绳、丝带或绒花。那时不兴讨价还价，只是翻来覆去地挑，比一比哪把剪刀长出半个手指甲，哪把锁的弹簧跳劲大，有时还将清凉油的盖也打开，眯缝着眼量份量。小孩子也眼睛放光，抚摸着自己喜欢的五色糖豆和插在货架上动物形状的糖块，拽着大人的衣角、乞求着：“我听话啦，咱买吧，买糖吧！”
货郎大都为人和气，好似不斤斤计较，还在木箱的沿上刻好了尺寸，大姑娘小媳妇要买的红头绳、松紧带，小伙子们要买的钓鱼线，都是在这儿丈量的。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在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们的嘻嘻哈哈拉拉扯扯中，一边嘴里嚷着“不够本了”“不够本了”，一边把手中的线绳又往外放出几寸来。当所有人脸上洋溢着笑容，货郎也挂满了一脸的微笑摇着货鼓走着，心中暗暗盘算着挣了多少钱。
听老人介绍，货郎大都来自南方江苏、浙江，俗称“南蛮子”。传说那些地方有个传统，当男孩子长到十多岁，家里就给置办上货郎的家什和零杂用品，就让孩子腰里别个货郎鼓，挑起担子，去北方开始闯荡经营。小货郎每到一个村头，就把挑子放在胡同口，从腰里拿出货郎鼓，边摇边吆喝，招引顾客。货郎云游四方，走到哪卖到哪，也就吃到哪住到哪。货郎喜欢走同一路线，借住农家次数多了，自然与农家人熟了，就会谈些他们家乡的事情。据说那地方，水多，人穷，“半年庄稼半年跑，半年不跑吃不饱”，只好“出门跑外一担货，回家挑来一担粮”。一根扁担挑着货担走四方，挑着一家人的开销和希望。
货郎从小到大，逐渐学会了自谋生路，等攒了足够的钱，再回老家娶媳妇成家，成家后，大部分也就终止了游走四方的货郎生涯。有些虽然成了家、年纪也大了，但家境不好,又得重新挑起货担，再回北方当货郎，大家称其为老货郎。也有一些轻松地挑着担子晃晃悠悠地走在乡间的货郎，因为见多识广、为人实在、挣钱有门路，被乡下姑娘看好，在当地结婚生子，在这乡村扎下了根，不再回南方了。
大人们总是吓唬不听话的小孩：“货郎马上来了，不听话就让他把你担去卖了！”果然不多久，货郎鼓就在村头响起来了。孩子赶忙躲到柴草垛里，甚至被吓出一身汗。那时候的小孩们没有零花钱，大都用“鸡胗皮”换糖吃。就是杀鸡后，把鸡胃剖开取出里边的胃皮，洗净晒干便是“鸡胗皮”。货郎小货盒里最撩孩子目光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泥哨。新泥哨涂着红红绿绿的颜色，刚吹时嘴唇上会被染得红红绿绿的，放在嘴里一吹“吱吱吱”地震天响。用舌头一舔，还有股酸苦味。每次货郎来时，围观的几十个小伙伴中总有一两个央求着父母给换个哨子吹。而那些没有哨子的小伙伴们，总是围在吹哨子的伙伴身边，苦苦哀求着借过哨子吹上几声过过瘾。泥哨吹得时间长了，哨嘴就会被唾沫沾湿，在嘴里化成黑泥，让伙伴后悔莫及。
当我们频繁出入现代超市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起货郎担的那段历史，但有一些东西会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隐秘角落，盛放着，尘封着，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就会轻轻地打开门，鲜活地走出来。货郎的影子和亲切的货郎鼓声，已经刻进了乡村那段物质短缺、生活单调的历史，婉约而又略带伤感。
文：厉彦林
我小的时候，我家还住在村庄的东岭上，离村不到两华里。那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像是一根黄鞋带。路两边是茂密的杂草，再往外就是茂密的树林子和庄稼地了。
据老人讲，旧社会祖辈上为了给富人家看林子、糊口养家，在林子中盖了几间草屋，就这样一辈辈地生存下来了，到我这辈已上百年了。我上小学时，还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树林子还特别茂密，什么柞树、松树、槐树、柏树，都长得很壮、很旺，树下是叫不上名字的灌木、杂草和野花，还有柴虎、桔梗等中药材。那树枝、树叶不动声色、比赛似地伸展，虽然很拥挤，但平和谦让，因而林子越来越密，树荫也越来越厚重。走在林中小路上，感到异常凉爽且阴森森的。
那时候学校抓得很紧，教我们的老师是邻村的，头发花白，身体微胖，慈祥严厉，长期住在学校里，心思全部倾注到了孩子们身上。我刚上二年级时，学校晚上开设自习课。村里很支持，每天晚上在教室里点上一盏大汽灯，老师穿着汗水浸黄的大汗衫，戴着老花镜，一边坐在讲台上仔细批改作业，一边随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们很规矩，捣蛋鬼也不敢乱说乱动。别的孩子都住在村里，而我家却在山岭上。那时生产队里每天晚上也组织一些活动，大人们或者挑灯学习背诵语录，或者整地、送粪，家长也没空接我。每天最让我犯愁的事，就是晚上放学后独自穿过那片树林回家。
夏天，月光下的山是有层次感的，天空就像一块深蓝色的布，点缀着闪烁的星星。群山千姿百态，远望黑黝黝的，像拉练的队伍，近处的树荫竟然像一个个的黑洞，阴森森的。林里的各种小动物，黄蜂，金蝉，螳螂，蟋蟀，蜘蛛，蝴蝶，青蛙，野兔，黄鼠狼，蛇等，时而在身边弄出点声响来。风穿过林子，树叶一阵躁动，就连地里那茁壮的高梁、玉米也惊吓得你推我揉，沙沙作响。那树叶、庄稼叶沙沙的声响与脚步声，纠缠在一起，好像有人跟随在身后。有时，脚下踩上一只软乎乎的蛤蟆，会被吓得一蹦多高，拔腿飞快地跑。但不管跑得多快，那声音依然跟在身后边。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天下着雷雨，闪电在天空飞舞，那路已被水冲得沟沟壑壑。我背着书包往家跑，脚底和腿上沾满泥浆。山路的南侧是一片林地，簇拥着无数的坟头。据老人们讲，那鬼火是死人的灵魂在游荡。许多人在坟林里走迷了路，被鬼火领着在一个地方来回转圈。按照乡下的说法，是被鬼罩住了，没有火光是走不出迷魂阵的。坟边和坟头上长着许多灌木，有的像站立的人在晃动。想起那些鬼怪故事，望望周围的景物，听听林中的鸟叫和水流声，只觉得头皮发麻，全身打颤，举步为难，泪水悄然涌上眼眶。这时，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路边的树棵里窜动，我迅速弯腰摸起一块大石头。肯定是遇上狼了，老人们常讲狼是最爱吃小孩子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站在那里不敢动了，只等着与狼拼命。突然，狼冲出来了！我正要扔石头，却听到熟悉的汪汪的叫声，是我家那条老黄狗？！我疑惑地大喊一声“黄——”正在我犹豫之时，老黄狗已跑到我跟前。我定神一看，老黄狗早已被雨淋透了，它摇摇身上的水，竟然伸出前爪扑到我身上，嗅了嗅，用舌头舔了舔我的脸，然后哼哼地叫着，摇着尾巴，围着我转了几圈。这真出乎我的预料。我顺手扔掉石头，用力抚摸着它的头，说不出有多高兴。那狗特别懂事，可能是担心惊吓了我，为了表示歉意，竟用嘴从我身上扯下书包，叼起来跑在我的前边，为我开路。没走出几步，远处山岭上传来狼的叫声。那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竟然让我在那炎热的夏天，感到刺骨的凉。老黄狗也有几分惧怕，跑回来，把书包扔给我，贴着我的身，伸直了尾巴，一边汪汪地叫着，一边急匆匆地伴我往家赶。等我们回到家中，我的衣服上已浇满了雨水和冷汗，全身有些颤抖。那老黄狗也躺在地上，抽动着长舌头，喘着粗气。
从那以后，老黄狗每天晚上都要到村东头去接我。村东头有口老水井，等我放学出来，它早已坐在井旁了。有几次，我到井旁时，却找不到它。谁知它就藏在周围的树丛中或墙角跟。它调皮地跟我捉迷藏，突然给我一个惊喜。这时，我把书包挂在它的脖子上，它就跑一会儿，坐在路当中等我一会儿。等我赶上来了，它再跑一会儿，然后再等我一会儿。有时我抚着它，理顺着它软绵绵的毛，一块往回走。从此，我走夜路不再寂寞，也不再害怕，倒还增添了几份童趣和坦然。
老黄狗成了我的好朋友、好伙伴。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无论是月光明媚，还是伸手不见五指，在那林中的小路上，老黄狗像一位忠诚的卫士，护送着我渡过了那段难忘的学习生涯。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家的老黄狗因为年老体弱，经常咳嗽，卧在地上不能起来啦。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尽量帮助调节饮食，更换身子下面铺的草，但它还是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天刚亮，我就跑去摇摇它，它已经不动了，我的眼泪顿时涌出眼眶，大声喊着：“黄死了；黄—死—了！”全家人十分心痛，没有谁有心思吃早饭。当时，山里人家日子穷，长期闻不到肉味，好心的邻居来劝说：把皮扒了，煮煮给孩子们吃了吧；邻村卖狗肉的也登门：“你们自己不舍得吃，干脆卖给我吧！”。我们全家人都在摇头，我竟然破口大骂：你们滚，你们滚！等到夜深人静，我二叔把老黄狗包好，悄悄把它深深地埋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山沟里。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我仍然难以掩藏对我家那条老黄狗的感激。
我怀念我家那条老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