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世界，世界在身边。第167，莘庄三官堂
1986年出版了二本莘庄志书：《莘庄镇志》和《莘庄乡志》，都有记载三官堂。
《莘庄镇志》：
三官堂始建于明初。光绪二十一年（1895），西侧又建造房屋四间，曾作寄放棺材之用。三官堂大殿中央，塑有三官老爷神像，佛龛高大，形态逼真。西殿有关公神像。西次间有施相公神像。另有铜钟一具，铸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石碑一块，上刻“勒石永禁”、“钦加同知衔松江府华亭县正堂”，碑文已模糊，勒于同治十三年。
三官堂尚有师太一人，法名开修，解放后已还俗务农于张家宅生产队。堂内一切陈设， 均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现仅存正殿和后面云房，留作开修起居之用。
雷伟平博士论文《上海三官神话与信仰研究》，第二章《上海三官神话与信仰的历史文化传统》，“明朝时上海三官庙的地理分布”一节提到，闵行区有2座三官堂，一座为向阳村的野三官堂，另一座就是引《莘庄镇志》的这条记录。
1986年之前，三官堂尚存正殿与云房，对于修志人员来说，地点应该很清晰，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特别指出来。
《莘庄乡志》没有专门介绍三官堂，仅在表75“庙庵情况表”中列出三官堂的条目。莘庄三官堂位于青春村张家宅队，始建于1874年，占地0.2亩，有房屋19间，供佛像3尊，（僧侣）3人，1986年时为社员住房。张家宅另有施水庵。
0.2亩是132平方米，19间房屋的话，平均每间不足10平方米，好像太小了点。住3人（社员），每人平均占用6间房屋，又有点多。
始建年代是清末，与《莘庄镇志》记录的明初想去甚远。二者相吻合的是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镇志记载的是立碑勒石的年代，应该是同一座三官堂。因为有顺治铜钟，始建于明代是可能的，但早至明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莘庄三官堂的地点为青春张家宅。乡志的图二为莘庄乡（1986年）现域图，清楚标出这个生产队的位置，位于沪闵公路以西、紧靠沪杭铁路之南，相当于今天邻里苑的东北门处。
莘东路南端，有一个隧道穿过沪杭铁路，出口处对面是邻里苑。邻里苑，2009年建成，距离1986年有23年，我猜测三官堂尚存的正殿与云房，在修建邻里苑时被拆除。
邻里苑外围是一个很大的绿地，往西走，遇到一个亭子，空地上有烧香的痕迹，我想这大概是三官堂或者施水庵旧址。
再往西走几步，是个大一些的广场，有垒起的砖块，香灰更多，看起来这儿应该是正主。
回到邻里苑北门口，向几位大妈打听三官堂的旧址，大妈说三官堂在康城的西边（也许我听岔了，大妈可能说的是向西去康城的路上）。我又问这个广场处原来是什么庙？大妈说是娘娘庙，另外她还指出了陆昌庙和春申庙。她还告诉我，烧香应该就近，我去春申庙就可以了，不用跑去康城。
对照上表，大妈可能把娘娘庙与三官堂搞反了，或者是编志书的人把它们搞反了。
绿地的西缘是大富浜，向南汇入春申塘，向北汇入莘浜（莘溪），或许是施水，很可能施水庵在大富浜岸边，受这些河浜、隧道的限制，原三官堂应该就在上面那个广场处。
大富浜，穿过沪杭铁路桥后西折
起点大富浜、终点莘东路
雷博士的论文中，关于1843年到1911年止的上海三官神话与信仰：西方列强借助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开始走上殖民地之路。从1843年开埠起，上海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们的风俗习惯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更重要的是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逐渐减弱， 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一时期三官文化的内容比较丰富， 与处于乱世的人们更需要精神依靠的说法相配比。三官神话故事的类型增多，母题更加丰富；节日文化的表现更趋多样化。这一时期产生的神话故事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内容上是最多样化的，类型上是最丰富的。三官神话故事的类型包括灵验故事和起死回生两类。
其中一则起死回生的故事与莘庄有关：
康熙二年（1633年）秋间，东土人民大疫，死者十二三。春申庵民家一妇死。埋土中已四日矣，忽棺中大呼救人。于是聚众启棺，而其妇已活。裸体坐起。其夫扶至家，乃云，始出口忽至冥漠之所，见翁姑在焉，问汝何得至此，此死所矣。始大骇，姑遂牵引往叩三官大帝。遂行文查之，覆云：“尚应阳寿五年，速令返阳。且令速去衣服，不然宅舍坏矣。” 故得复生。彼处居人彭子复云：其棺尚在埋处， 上有红布覆焉。
《五茸志逸》
雷博士查证，在康熙二年时是发生过人民大疫的事情。说明当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官方又无法给予人们帮助时，人们往往会求助于神灵，上述故事就有这方面的指引。
这个分析肯定有道理，不过莘庄三官堂“曾作寄放棺材之用”，而棺材被民间看作身后的宅舍，也可能是上述神（鬼）话的由来之一。
论文中引《2004年闵行年鉴》提到：“再如莘庄镇的三官堂，在2004年3月被视为非法宗教活动场所而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