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售”一下我的时评观
文章如人,千人千面,有一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漂亮。还有一句雅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所以文章也好,怎样写文章也好,都不过是一己之得。前不久参加一个网络评论座谈会,兹把会上的“胡言乱语”整理于此,就教于高明。
我认为好的时政评论,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共同关注的议题;二是独特新颖的视角;三是个性鲜明的表达。
先讲议题。时政评论的议题一定要有公共性,为大家所普遍关注。或者议题本身就是社会热点、焦点;或者是某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前者像突发性公共事件、公共政策、措施;后者像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雾霾、官员腐败、农村“空壳化”、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大学生就业、旅游宰客等。前面一种考验“反应力”,能倚马可待快速发出声音;后面一种考验“发现力”,能从寻常中看到不寻常。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媒体都要求评论第一时间发声,以获得最大的“眼球效应”、最大的影响力。但我觉得,慢一点也许并非坏事。不抢第一落点,而是在事实背景全部浮现后第二、第三落点写的评论,对事实的描述更准确,见解更深刻,更有生命力。近年来不少公共事件出现一波三折,甚至大逆转,评论家们匆忙绰枪上阵,无的放矢,甚至引据的事实有重大出入,对评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造成了损害。比如去年5月“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云南导游辱客”事件,还有12月发生的“厅级官员三亚裸行”事件,开始都是一片哗然,舆论一边倒,随着真相逐渐呈现,舆论迅速分化,众说纷纭。“男司机暴打女司机”的视频刚出来,有的评论家以“锄强扶弱”的姿态立即发声,我觉得这样的评论不写也罢,徒增社会纷扰,就算说对了,也只不过是附和一下众议罢了,可贵的是要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有独特见地的声音,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显现评论家的眼力和见识。
关于议题,我想特别讲一下“伪问题”。我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听收音机,发现电台里很多让大家参与讨论的问题都是“伪问题”,比如讨论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父母该不该体罚小孩,公务员该不该辞职下海、该不该上街扫地、维护交通秩序,大家该不该网购。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跟讨论该不该“穿秋裤”一样,穿秋裤有一百个理由,不穿秋裤也有一百个理由。评论的目的是让大家明辨是非曲直,传达为社会大众认可的主流价值观,而这些“伪问题”,论点莫衷一时,不能明确给出对或错,这样的议题根本没有任何是非可言,每场讨论不过是一团泡沫、一锅乱炖。
与这些泛滥的“伪问题”相比,那些“真问题”往往被遗忘,比如天津大火的责任官员该不该主动引咎辞职,比如城市规划调整要不要公示,自来水提价要不要听证和怎样听证,公务员能不能炒股……等等。这些绝对是有是非对错的。作为一个时政评论员,首先要学会辨识真问题、伪问题。现在非常多版面和时段留给了伪问题。
二,关于角度。我认为角度是检验一个时评作者优秀与否的重要因素。对于任何一个事件,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个摸大象的盲人,但谁都觉得自己是全知全能、真理在手的上帝。很多时候一件“大事”出来,不少人抢着发声,老实说很多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评论,远远不及网友的只言片语精当、尖锐。当然,要做到角度独特、见人所未见并不容易,现在一些人靠评论吃饭,评论只为稻粱谋,要做到什么时候都有新意是一种苛求,但我认为即使这样,也一定要尽量寻找新的角度。我印象最深的“非典”过后,中国人吃野生动物成为议题,我看到一篇文章,从《新华词典》中发现关于动物的释义基本都有“肉可食”,还有“皮可制革”之类,提出要从词典中去除这些不良文化。我认为这就是评论家的慧眼。这篇评论一出,相信那些编《新华词典》的人都睡不着觉。
我写过不少针对公共事件、社会现象的评论,茂名PX事件发生后,很多评论指责政府不做群众工作,认为政府“懒政”,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一种想当然,是“懒评”,只要对官场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样的重大项目,群众工作那是无时无之、无孔不入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关键在于利益分配,这样的重大项目,所在地的“利益相关者”没有直接受益,像建大型水电站,电站周边群众仍用高价电;建垃圾处理厂,周边居民作出巨大牺牲,未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欧洲国家上马大型项目,除了利益相关者能有序参与决策,同时能直接获得更多好处。这是发达国家社会治理值得学习的经验。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玉林市有个女孩因为脸上长痤疮,喝“百草枯”自杀,被送到省会的医院抢救。我看到这件事的评论角度,有关于应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有关于应重视学生心理健康辅导的,有关于家长与学校应关注青春期学生动态的,却没有人质疑为什么“百草枯”这种剧毒农药还广泛应用,未成年人能随便拿到?我知道有的地方每年有数十起喝“百草枯”致死的病例,社会管理明显存在漏洞,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我想评论的价值会大得多。
三,关于表达。我特别想交流一下评论的表达问题。物有不平则鸣,愤世嫉俗 也好,感时伤世也好,忧馋畏讥也好,表达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立场,是每个人的自发冲动。到底评论是应该用“我”还是用“我们”来表达?龙应台说,德国的评论忌讳用“我”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没有英国作家那种“昨天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以前我在媒体供职时写时评,当然用的是“我们”,所以文章中经常有“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希望、我们相信”,但现在写网络评论我更喜欢用“我”来表达,当然这个“我”表达的是主流价值观,而不是一己之私的偏激观点。最近河南大学生掏鸟被判刑十年半引起热议,我看到一个大V写的文章,把大学生的获刑与贪官相比,得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结论,我觉得这种论点有些过度诠释,有“民粹思维”之嫌,但《北京青年报》公账“团结湖”蔡方华的一篇评论,写得特别好,他就事论事地剖析了法律“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认为是法律量刑标准的拧巴造成这种过重、不公平的判决,同时对某位电视主持人“这个判决会不会成为保护野生动物的里程碑”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不应该用毁掉一个大学生前程的严惩来唤醒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而应该更多地普及保护知识。我觉得这篇评论就比较公允,虽然未必比那篇大V的文章有轰动效应。
当下写时政评论,尤其要警惕民粹情绪,不要迎合民粹,更不要煽动民粹。像1912年5月20日,上海《民权报》曾发表24字评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世,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评论,我以为不应当作好的范例。
回到“我”还是“我们”的问题上,我认为网络时代,要平等交流,不宜居高临下地强加于人,不然读者连看也不看。党报评论的读者对象不同,给很多官员看,他们看评论是为了领会上头精神、了解报纸对一件事物的态度,但网络评论面对的是普罗大众,特别是思想更加独立的新一代网民,我觉得用“我”来表达更恰当,“我”的好恶、“我”的立场、“我”的感受体会,平等交流,传达给每一个“你”,引起“你”的共鸣,得到“你”的赞许或认同,我认为这是网络评论的特点。
关于表达,我还觉得网络评论“文无定法”。过去有人把时评、杂文、随笔分得很清。这我对三者是没有界线的。我自己写的东西,评论的是时政,思想属于杂文,笔调和手法则像随笔,有较多的闲笔,这些闲笔主要是为了让文章有趣、耐读,引人入胜,美妙的修辞、奇特的比喻、恰当的夸张和幽默的语言,都需要必不可少的闲笔。写文章固然不能“以辞害意”,但一定要牢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我还想谈点特别的个人体会,我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去评论公共事件和社会现象,比如谈城市“牛皮癣”,我会扯到文化心理;关于小孩偷东西被沉塘处罚,我会扯到农村的道德习俗和农民的处境;关于一些新兴城市不是忘记立路牌,就是立的路牌让人如坠五里雾中,我想到这是农民“一亩三分地”的传统习惯作怪。我最近写了篇《人生如“球”》,关于群众办事难的,我没有谴责某些部门作风不良——这样的谴责已经“多如牛毛”,而是从群众角度,感慨“踢球症”的流行:“闻道球堪踢,而今尽踢球;有球皆要踢,不踢不成球,踢自由他踢,球还是我球,请看踢球者,人亦踢其球。”我觉得这种文化角度的批判,不仅不比直接谴责衙门作风缺乏战斗性,而且更有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