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我下乡的时候，看到很多藤萝挂在路边的灌木丛，挂在房屋的围墙和房前屋后的篱笆或果树上。以前可能没留意，貌似没有这么多的藤萝，它们像土行孙一样，一下子冒出来，生机勃勃，气势汹汹，好像要把全世界都占领了一样。我喜欢下乡，每次下乡都跟猴子回到树上一样快乐。到每处村子，感觉都像故地重游。形状大同小异的房子，像儿时伙伴一样能叫出名字的树木和作物，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捉黄鳝泥鳅情形的田埂，田埂上颠着身子走路的狗，田头悠闲地低头啃草的牛，连倒映在水田的蓝天白云感觉也和城里不同。以前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很亲切，现在这些无处不在的藤蔓，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从镇里到村里的路基本都是水泥路，“不是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不是已经修好，就是正在翻修或新修。农村的路越来越好走了，感觉得到花了许多钱，但路上的人和车并不多。这些钱花得值不值，是一件扯不清的事。说不值吧，毕竟还有人要走，政府像阳光普照，办一切事情的原则是不能让一个人如何如何，比如不能让一个儿童失学，不能让一个受灾群众得不到救助，不能让一个犯罪分子漏网……所以，路尽管走的人不多，但还是得修。特别是逢年过节，外出打工的、当老板的、做干部的“游子”们回乡，有没有一条可以驱车回来的路，成为他们最为关心、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说值吧，它的“使用效率”又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村正在快速“空壳化”，许多房子都是空置的，包括那些新房。每个村里看到的几乎都是老人，他们就像时光机器筛出来的谷秕，三三两两“堆”在村头某棵荔枝树、龙眼树或榕树的树荫下，打麻将、下棋，抑或漫无主题地吹水（聊天）。“空壳村”最明显的就是学校。一些学校显然已经不再使用，关门闭户，球场长满杂草，每个新学期开学，都有一些教学点被“拼”到别的学校。村干部说，现在留守儿童也少了，父母外出打工大都把小孩带在身边。除了这些废弃的学校，农村其他的公共设施越来越健全，村委会办公楼都是崭新的，几乎每个村都有戏台，有篮球场，有养老院和图书室……我经过的两个篮球场野草茂盛，还有一个倒是十分平整光滑，像是新建成的，就在一条小河旁，场边却没有任何围网或栅栏，打球时篮球“分分钟”会飞到河里。
南方的秋天与北方不同，阳光充足，雨水充沛，人们经常夸口的这种宜人气候，赋予植物无限的生命力。远山近岭，坡地和田野仍旧葱茏蓊郁，植物仿佛都在攒足劲生长，滋滋地往外冒气——这是一股杀气吗？这些繁茂的树林和丛生的野草，像一支绿色大军，正在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包抄和驱逐着人类。它们实在太强悍了，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仅快速占领了不再耕种的田坎，侵入村落里遗弃的破败老屋，连一些新建的水泥楼房，野树和藤蔓也公然“登堂入室”，攀爬在墙壁和屋顶上，连大门口和天井的水泥地板，也有野草见缝插针地生长，仿佛存心欺负留守在这些巍峨宽阔的房屋里都是些七老八十的长者，奈何不了自己。我认得大部分的灌木和野草：孑然独立的鸡屎木，枝茎和叶脉都是红色的鸡冠花，叶片粗大、绿得滴翠的野芋；叶子三叉的牛奶树，要是开五叉就好了，它可以顶替名贵的中药黄芪；还有野芭蕉、苎麻、蓖麻、野菊、姜黄、毛蕨、鬼谷子、鸭脚木、香丝草、田淡菜、板蓝根、车前草、两面针、山蒌……还有一种辣蓼，小时候草医挖回来煲水给患痢疾的小孩喝。野草们在路边的坡地或水沟旁，肆无忌惮地舒展着，有的还把“胳膊”和“脑袋”伸到路面，丝毫不害怕被践踏或辗压。在不少路段，它们的进攻居然得逞了，已经占据了道路，让经过的人望而生畏，担心里头是否会藏着蛇。
在侵袭的野草中，一种金黄色的藤萝最为猖狂，它只有牙签一样大小，我叫不出名字，随便掐一截丢到树上，它能像天女散花一样，密密麻麻地缠满树枝，使得每一棵树都变成一个金发女郎。另外，明显是瓜籽乱丢长出来的南瓜或丝瓜的藤，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乱窜，有的爬上了围墙和电线，藤上有黄色或白色的小花绽放，像在飒飒秋风中吹着胜利的号角。跟藤萝一样，灌木也十分嚣张。在靠近水渠或河沟的堤埂上，我看到一种比人还高的无名树，开着像满天星一样的白色小花，它们肆无忌惮，张牙舞爪地伸展着枝条。一位村民说，这是外来的野生物种，“烂生”得很，过去农民砍它的枝条做瓜棚或豆架，现在基本没人砍了，“它的花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长出来。”
鸡冠花
同样难以对付的还有人们熟悉的水葫芦。从一个水库附近经过时，我看到路边的河沟里铺满了水葫芦，把水面挤得密不透风。我太熟悉这种水生植物了，小时候我在长满水葫芦的池塘里捉蝌蚪，只要拎起一个水葫芦，就会带起来一大串，蝌蚪就藏在水葫芦暗红色的根须里。村里人把它们打捞起来，剁作喂猪的饲料。大概是大量用做猪饲料的缘故，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泛滥成灾。说到养猪，我一下子意识到，好像下来后一直没有看到过它们。以往每次下乡，见得最多的，除了狗就是“二师兄”，它们腆着触地的肚皮，在竹根里转悠，或者在垃圾堆里乱拱。村里的狗几乎都在睡觉，它们却总是在觅食。谁说猪懒呢？懒是因为人们喂得太勤，把它灌得太饱了。它们只是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把屋前屋后弄得污水横流，难以插足，散发出的那股又馊又臭的味道，仿佛钻进人的头发和毛孔里。但今天居然一头猪也没见着，非洲猪瘟弄得它们销声匿迹。不过我想就算家家户户都养着猪，也对付不了这么多的水葫芦，因为现在喂猪都用兑好的现成饲料。再说，家里留守的老弱病残，哪里会有力气打捞它们呢？与这些一阵风种子就四处播撒、落地生根的树木，一场雨就舒枝伸叶、拔节而起的野草相比，人的力量似乎软弱得多。人们显然也在抵抗。挂在路边树上的标语，或者矗立在草丛中的宣传牌，还有田头的线杆，线杆上安装宽带的广告，像蛇一样蜿蜒伸向所有村子的水泥路，都在宣告这些村落仍然掌握在人的手里，但这些向“最后一公里”进军的人类活动，分明处于咄咄逼人的绿色包围中。大自然在进攻，而人在坚守。也许人们应该把“阵地”构筑在镇里，把教育的、文化的、娱乐的、卫生健康的、体育的、福利的公共设施布置在镇里，毕竟镇里人更加稠密，毕竟已经修了道路，分散在村里的学生可以在资源整合的镇里入学，五保老人可以集中在镇里供养，电影院和戏院不会无人问津，不致因为“战线”分散漫长，顾此失彼，变成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多的屋子无人居住，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丢弃在屋角，门楼下的石磨、石滚被废弃，天渠虽高架空中，却早已断流，情形一如撤离阵地时的丢盔弃甲。水田里青绿的晚造秧苗，在微风中像千军万马在晃动，但它们不像是人类栽种的作物，相反是与野草挽起臂膀的同盟军。偶尔看到一个扛着铁锹放田水的农民，让我想起鲁迅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我参观了当地一个大族的宗祠，它整洁而空旷，黑糊糊的瓦面和斑驳的墙壁，仿佛从时光的枪林弹雨冲出染上的硝烟。禇红色的大门门框已经变形，天井里的青砖长着苔藓，廊阶和耳房则留着修修补补的痕迹。与分散的民居相比，宗祠像是这场农耕社会转型鏖战中坚守的“重点阵地”。大多数村落的宗祠早已沦陷，这里还算坚固。大门外墙上，挂着一块县政府1993年颁发的“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在它的旁边，则是前不久同族金榜题名的准大学生名录，以及捐资助学的乡贤大红榜。在每个数额不等的奖金获得者后面，都用钢笔写着“某一房后裔”字样。我注意到一些人的住址分别在北海、合浦、浦北、防城，显然这些宗族的后裔早已在别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些受嘉奖的学子也许还记得这里是他们的根，但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站在宗祠外拍了几张照片，无意中低头看到，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卵石地板上，密密麻麻长满了地锦草。这种暗红色的野草非常烂生。可以想象，一旦宗祠人迹不到，它们很快就会乘虚而入，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像在这之前在一个客家围屋看到的情形：布着大小射击孔的墙壁上，薜荔像一张披散的绿色大网，结着一个个鸡蛋大小的果，显示出它们旺盛的繁育能力，让我想起那句熟悉的诗：千村薜荔人遗矢。
我脑子里滑过一部纪录片的画面：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在人们陆续迁走之后，那些厂房、办公楼、宿舍很快爬满了藤萝，屋顶塌陷，窗棂开裂，灌木在墙壁上扎根，石板生满苔藓，野草从水泥路面的裂缝里钻出来，蛇、野兔、狐狸、猫头鹰、蜈蚣、老鼠等动物成为废墟的主人，大自然仿佛用一只巨大的魔爪，捂在这片一度机器轰鸣、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把它变得阴森可怖。一位红树林专家曾经告诉我，人类活动是对自然界最大的影响，但大自然也有着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被损毁的红树林根本无需人工种植，只要把原来生长红树的滩涂圈起来，不再允许人们进入其中从事赶海和养殖，它很快就会繁育成林。春华秋实，物候常新。植物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凋落，草木荣枯，如一只嚓嚓行走的自然之钟，提醒着我们岁月不居，时光倥偬，提醒着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发生的变迁和更替，引发怀旧的惆怅和年华老去的伤悲。
一棵柳树，让途经金城的东晋大将桓温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周朝大夫面对宗庙遗址的几株野麦，感受故园不在的黍离之痛。从某个角度，工业化、城镇化这千年未遇之变局，何尝不是发生在乡村的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
传统村落，被认为是农耕文明的象征，留存着中国人最为悠远的文化记忆。一向以大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却被大自然逐渐攻占了自己的老巢。据说最近的40年间，全国300万自然村落已消失约三分之一。当然，从某个角度，这是因为人类的主动弃守，他们要奔向一个物质更加丰富、更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
我不希望这篇文章被看作逆工业化的悲叹，它只是一个泅渡者面对浩浩江波、滔滔江水的感喟。“河”是一定要过的，尽管野草杂树长得很快。一种文化，往往在没落之时才倍显瑰丽，但挽歌再凄美，也只是为过去送终，希望永远是在前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