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邵雍全集》的出版
一、邵雍的生平成就
邵雍，字尧夫，人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卒于熙宁十年（1077），享年六十七岁，卒谥康节。幼年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三十七岁时移居洛阳。奇才盖世，人品峻洁。名流学士如富弼、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皆与之交游，司马光待之如兄长。以隐居不仕著称。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等。其学问精湛，融会贯通，尤精于《易》,并创立先天之学。后人尊称“邵子”。
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早年即胸怀大志。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不事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学问足可当邵雍之师，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其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等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
邵雍四十五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名伯温。嘉佑六年，邵雍五十一岁时，丞相富弼让邵雍出来做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被他婉言谢绝。当时神宗下诏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无泽等人皆推荐邵雍，朝廷连下三道诏书，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又称病不肯赴职。
邵雍在洛阳闲居近三十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立言不朽。尝有诗云：“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的确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儒者。
邵雍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也不公开反对。他把这种不满的心情通过吟诗唱和的形式表达出来。如“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他也是一位能够权变知时的智者。有门生故旧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道：“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价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价邵雍其人。
熙宁十年三月，邵雍有病，后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七月四日病危，五日凌晨去世，享年六十七。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葬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云：“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儒者。程颐前来探病，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又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其时邵雍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踱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等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君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不可而必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南宋咸淳三年正月，封邵雍为新安伯，从祀孔庙。
程颢、张、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因其学问不杂以“智数”。脱脱《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或称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云：“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云：“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云：“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径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亦难乎!”脱脱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作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诗人，先天学说的创始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邵雍弟子张崏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参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
二、邵雍的《皇极经世》及其先天之学
邵雍的易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先天之学”方面。邵雍创建了先天象数学理论，成为后代先天象数学派的开山者。邵雍以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象数学者，著名的宋代有王湜、张行成、祝秘、廖应淮，明代有朱隐老、黄畿，清代有王植、何梦瑶等。这些学者从不同的向度发挥或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说。
以先天学说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皇极经世》，是邵雍思想的代表作。该书体系庞大，内容涵盖宇宙生成论、自然观、历史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关于“皇极经世”含义，朱伯昆先生认为“其所谓皇极经世，即按三皇所立的至高法则，观察和推测人类历史的变化以御世。因为此法则为伏羲氏所立，故又称其易学著作为《皇极经世》”。“皇极”最早出现在《尚书· 洪范》中，有“建用皇极”、“惟皇作极”的表述，言治道则上推三皇，有追寻道统本源之意；“经世”，是经邦济世、治理人世之意。该书力求构造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的观念体系。这是一个最高法则，以此，上应宇宙，下应人事而不惑。
邵雍把从传说中的帝尧即位之甲辰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己未（ 959）这三千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编在《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运世时间体系中。该书通过编年的形式表达作者的历史哲学。作者中年以后卜居洛阳安乐窝，与司马光、二程等名流吟诗唱和，探讨学问，编撰《皇极经世》的思想构架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形成的。与此同时由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政治失意，亦隐居在洛阳，与邵雍为邻。司马光著名的《资治通鉴》亦是在这个时期成书。司马光非常尊重邵雍的学识，待之如兄长。《皇极经世》与《资治通鉴》在表达历史哲学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邵雍受到《易传》思想的启发，对其思想加以发挥敷衍，成为《皇极经世》最主要的思想来源。比如受到“天地定位”章启发开出的“先天图式”，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而展开的八卦生成思想。老子的《道德经》中也提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扬雄通过拟《易》而作《太玄》，北周卫元嵩作《元包经传》。邵雍的《皇极经世》，就是努力构造自己时空观体系的一部书。在该体系中，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上的朝代消长、兴替，万物的存在状态的看法，用其子邵伯温的话说就是：“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
朱熹云：“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以其信道不惑，不杂异端，班于温公、横渠之间。”余敦康先生颇为推崇邵雍的“宇宙意识与人文情怀”，认为邵雍的“宇宙意识有似于道家，这种人文情怀就有似于儒家了”，称赞邵雍是一个“儒道兼综的人物，虽旷达而仍有执着的人文情怀……他的先天之学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
今人研究邵雍的思想，如果想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那就必须对邵雍著作做深入研究。邵雍博大精深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史、易学思想史有着深远的影响。邵雍的人文情怀、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刘师培在《汉宋学术异同论》中说：“宋人象数之学，精语尤多……而邵子《观物内篇》曰‘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其析理尤精，远出周、张之上。又以水火土石为地体，以代《洪范》之五行，地质之学已启其萌。此则宋儒学术远迈汉儒矣，与荒渺不经之说迥然殊途。”
三、《 伊川击壤集》及邵雍的诗学成就
《伊川击壤集》这部诗集表达了邵雍“ 自乐”和“乐时”的思想。邵雍追求宇宙和人类的最高“ 至理”，亦即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规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安顿，获得精神上的“安乐”。《伊川击壤集》以文学诗歌的形式表现其哲学思想，其精神实质与《皇极经世》是一致的。
邵尧夫喜饮酒吟诗，“兴至辄哦诗自咏”。《四库提要》以为“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历代有人喜爱其诗，南宋大诗人辛弃疾有《读邵尧夫诗》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元代虞集早年斗室攻读，书“邵尧夫诗”，将书室题为“邵庵”，被人尊称邵庵先生。邵尧夫诗形成“击壤体”，仿效者又形成“击壤派”，是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一支，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在日本也颇有影响。
《击壤集》卷首有康节自序，自谓其诗“不限声律，不讼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不同于一般诗人之作也。康节之诗，学白居易，平白如话，味薄意淡。朱国祯《涌幢小品》谓“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宋人多于诗中言哲理，康节实肇其端。
邵尧夫以诗言理，然不出于勉强，更有不少咏史诗阐述他对历朝兴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作用的探究，其中《观大棋吟》、《经世吟》等均为咏史诗长篇巨作，为中国诗史所罕见；写景诗数量也不少，无论是出游山水还是居家即景遣兴，都可见他对四时物象观察的细致，更有部分是借景发明其理学观；还有些咏怀诗，写他安贫守道的生活状态，辞官不做的决心，对名利的鄙夷，及对世态人心的看法；还有一部分为唱和诗，表达他对友人的尊敬、感谢、劝诫；更多的是自述心迹与行止。其诗集中不少箴言直指人心，即便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仍有相当的意义。从文学史方面来看，其诗学观、诗的文学价值，以及“击壤体”的形成，都大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