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周末特刊】鹏 鸣：【耐人寻味的历史画卷】
文/鹏 鸣
《笨花》是一部风格迥异于铁凝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经得起长久琢磨的好书！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笨花》，讲述的是清末民初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里，一个冀中平原名叫“笨花”的乡村中，几代人的生活。铁凝塑造了九十多个不同的人物，而其中又以向家三代人的命运贯穿全书。她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世俗生活。
人们有理由感到惊奇：铁凝的作品基调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过去人们所熟悉的关注女性命运、关注个人情感开掘的模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那段中国变幻莫测的历史变迁，是向氏一家三代的命运坎坷，是以“笨花”这个北方普通村落为辐射点的冀中风情画卷——正是这三点构成了一个崭新的铁凝，一个平静地挑战重大沉重历史使命的铁凝。
这段席卷冀中大地的历史风潮，始于清朝末年新军的改革，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与衰败，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占领，八路军冀中根据地的建立与坚持抗战。抗战的胜利是这段历史的终点。这段历史的主流与趋势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在军阀混战中的苦难与无奈、煎熬与抗争，是在外来侵略中对红色革命的选择和接受。铁凝通过“笨花村”向家三代由冀中农民到直系军阀，再由留有良知的军阀到落魄闲居，又由军阀子弟的第二第三代，到投身抗战的红色阵营，非常准确地从连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阶层，还原和吻合了历史的轨迹。《笨花》对这段历史变迁的把握，至少从艺术上表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红色革命的兴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接受，具有着历史必然性。
在长篇小说《笨花》中，向 家三代人命运的展示具有两种作用：首先是完成人物的性格塑造，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向喜，这是在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军阀形象。向喜本是粗通文墨的农民，只是因了家庭进而科举的惯性考进了新军，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一步步崭露头角。他在军阀官场上的命运，也就是旧中国当官发财、修房置地、娶三妻四妾的过程。只不过，向喜完成这一过程，由于性格的平和，以及平日信奉的中和理念，处理得比较平和自然，没有激化各种矛盾，没有激起各方面的怨恨。因而他的命运，与旧官僚一样，与妻妾摩擦，对孩子关爱，对家乡父母及故土眷恋，在官场的倾轧中消磨……向喜的命运，是铁凝揭示某种命定自然、也同样是人们观察民国初年政治社会生活的窗口：军阀们挥霍无度，社会底层苦不堪言，军阀激起民变兵变，而带来的是残酷的杀戮。军阀混战，无情倾轧，翻云覆雨，人心叵测，多少还保留着传统的孔孟之道及中国农民正义良知的向喜，不得不步步败下阵来。日本侵略者到来，向喜试图避难，但他终究没有躲过侵略者的暴行。他把仅有的三颗子弹，两颗射向了为非作歹的侵略者，一颗留给了自己。他倒在了粪池中，保全了一个旧军人的民族气节，同时也完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形象的塑造。
向家三代人，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命运，则在一定的意义上起着对故事情节的串联和辅助作用。铁凝通过他们的命运，展开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历史画卷。事实上，长篇小说《笨花》并不以人物性格冲突发展为故事情节，而是以人物命运和细节织成生活横断面，连接一个个生活片段，从而构成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的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全景。作家铁凝对生活原生态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至关紧要的。也正因如此，向喜才成为她着意表现的主要代表人物。
也许为了服从这一最高需求，铁凝不去人为地设置结构、情节、矛盾，也不泛滥地使用激情，她只是用细节，用平静自然的叙述，用历史生活中的无数偶然，来揭示历史过程中的必然。
作者在题记中写道：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笨花是棉花，人们在小说中看到冀中种花的风情。笨花是村落，人们在小说中看到了冀中的原生态。笨花是质朴的，是不是中国人的某种特征呢？面对如此平静叙述的小说，也还是能引起人们的某种联想。
便步入了铁凝《笨花》中那个河北平原上的小村庄，一同参与了一段跨度久远的历史变迁。读书不仅使我走向虚妄的趋势得以逆转，也使得我精神上获得行走的道路和一同上路的指导者。也许当有一日我从那精神上的远游中归来时，可以用更成熟的目光看待此时的生活，得到更大的勇气和辨别的智慧。阅读是重要的，心灵的清醒也是至关重要的，不然到最后只能戴着别人配制的眼镜观看一切。当然强调自我存在，心灵清醒并不妨碍我一门心思地在别人笔下的故事里遨游。况且最后写下一点自以为是的心得，这属于自己的体会就算不能澄清什么，也可以作为对自己视觉的一次校正。
我在读完《笨花》后可以有勇气冒着别人指责无知的危险声称：《笨花》不仅是写乡村的，它的根在乡村，基点在乡村，精气神在乡村。作品虽然写到了历史的变迁动荡，写到了南北城市物景，也写到了官僚军阀等上流社会人物，但这些都是舞台上的背景，都是从另一个更宽广更复杂的方面应证和服务于作家对乡村表达的需要。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或明或暗地与乡村发生着关系，主要人物在生活细节和精神气质上更是如此。
铁凝要表达乡村的什么？这个问题很关键，但答案容易找到。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作者给出了直接的回答：“在《笨花》里我关注的是世俗的烟火”“表达的是平凡人的生活”。这种表达在作品中是具体和详细的。从西贝一家作为全书的开头，中间有劳动，医疗，农事300多种，到最后的喝号原汁原味地呈现着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详细到位的表达不仅说明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热爱。
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表达乡村？或者为什么借着乡村中的人展开故事？这种表达在当下时代有没有意义？要知道表达乡村在现代社会不仅“落伍”，而且存在阅读认可上的困难。社会快速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更能招来观众的喝彩声和聚焦的闪光灯。在这样一个人人思新思变的时代，铁凝回过头去书写一个几十年前的村庄，作者的这种“退步”怎样发生？书写的自信如何获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作者的部分写作意图，也包含着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我认为这其中涉及到作者自己多次提到的并被现在许多学者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快和慢。现代化把我们送上了加速前进的列车，我们在从未有过的速度中见证和目睹着世界更快的变幻和新事物的涌现。而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经济”和“物质”的范围内展开，最后我们在经济和物质的驱动中加快自己的步伐，努力赶上一辆辆驶向美好未来的列车，不然用时代主宰的话语来理解，我们会落伍会被淘汰。
可写作不是。写作虽与现实发生联系，但现实层面上的关怀无一例外都指向精神，而且时代的加速前进不等于或者说不必然导致审美和精神的加速。真正的写作永远不单是时代的应声虫，也不会只做时代变化的映像。正好相反，一个认真的作家必然会在大众的浮躁中与时代生活保持必要的时空间隔和心灵空间，同时以一个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进入到叙事，使自己的书写不仅具有更开阔更纵深的背景，也能够拓展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参照。
铁凝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对现代化加速发展的社会和生活变革所保持的必要警惕和慎重态度让人敬佩。在答记者采访时，铁凝就快和慢的问题做了如下表述：“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这个时代是一个好时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我就谈到了快和慢的问题。有人说你的这部小说怎么现在才拿出来，人家都那么快，你却这么写，写怎么喝粥，怎么喂牲口。我们确实应该有目测前方的雄心，因为都已经车流滚滚了嘛……可我们有时候为了快，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全都忘了……我们有时候都已经忘了，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人的心灵当中最本真的财富，应该是越积累越丰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灵魂，或者说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行头的现代化。”
上面引文末“人自身的现代化”在我理解就是现代化的进程中人自身精神层面上的现代化问题，是否在车流滚滚中，在窗外风景变幻中，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让自己的精神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良好的、有益的、和谐的同步？
所以这里所标示的“慢”不单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当代人需服用的“防晕”良药，也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需具备的基本品质。昆德拉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关于“慢”的文字，被很多人引用，我也步人后尘把原文罗列如下：“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了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其实这段文字最后看似天真的发问让人感到的不是有趣，而是沉重和更多的思考，是对往昔消失的自然之物的怀念，是在怀念后面对现实感到四面墙壁挤压而来的窒息。
铁凝选择乡村，就是因为乡村和城市相比有它自身独特的优点。当然与乡村相比，城市更具有开放性，是知识和文化的集合场，城市也有自己的精神品质，但城市人口的流动，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使它比乡村具有更大的变动性和易模糊性。我无意在这里人为割裂乡村和城市的有机联系，我承认两者既存在相互区别的地方，也存在相互影响的一面。但在对“快”的抗拒上，乡村因其自身的特征更具有可被言说的意义。
在第一章对黄昏来临的描述中，黄昏的到来和结束在作者笔下有层次的展开，黄昏的开始先是炊烟四起中西贝小治媳妇的骂街和小治打猎回家，接着是牲口的打滚以及各家喂养牲口，后面是鸡蛋换葱的，卖烧饼的，卖酥鱼的，卖煤油的依次出场，可谓是乡村黄昏的精彩部分。最后出来的是去元庆家公然“幽会”的走动儿。书中写道：“他们好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专门等待着这人的到来，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
“半顿饭的功夫吧，走动儿走了……至此，笨花街上才变得鸦雀无声。黄昏结束了。”从作者对一个村庄黄昏来临的生动再现，我们发现这不正是以前真实乡村生活所具有的“慢”吗。
慢不仅体现在乡村的时间表上，也体现在乡村的精神认同上。《笨花》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尽管史书把这个远古的移民传说做了详尽的记载，但笨花人还是不打算以史为依据，他们坚信着传说和演义，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解释着那些细枝末节。”这是具有深层含义的一种慢，是一种基于乡村自身精神框架上认同的慢。这是乡村的哲学，它本色，质朴，淳厚而可爱。所以乡村这个话题在作者笔下获得了被言说的意义。
它不再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命运继续探讨, 而是以一个知识者的平视的眼光看待具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叙事中回到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建构了一种新的进入乡村历史和乡土生存的话语方式。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半个世纪的宏阔画卷，这段纷纭复杂的“大历史”，始终是艺术化的、可感知可触摸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人物的命运史和特定地方的社会风俗人情史。我们在《笨花》中看到的文本的着力点，已经不在于用宏大的叙事架构解读奇诵的乱世风云和诡秘的时代传奇，而是在日常生活叙事模式下, 将历史褶皱中那些常常被历史所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日常琐事刻画出来，以展示这群中国人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美，世俗烟火里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进而使我们领悟到这群扎根乡土世俗的中国人的人情、人性之美。铁凝就是这样凭借着对农村生活的格外熟悉和热爱，铁凝能够一步步把乡村社会的风俗景象、人情事理的种种细节自然而然地铺展、显露出来。
《笨花》所面对的是另一种现实，那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重新联合”，人的“自然”景观，是传统与历史写成的，乡村的“自然”景观，与朴素的人伦道德、平凡的世道人心、普泛的道德人情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里，在世俗烟火的背后其实有永恒价值的存在”。笨花人就是在这种散漫的日子中，度过一日又一日，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透过一幅幅风俗画，笨花人所具有的特性一一呈现出来。在他们身上，既有着几千年来的传统优点，善良、质朴、诚信、仁义，同时又残留着长期积淀下来的沉疴，因而表现出愚昧无知、麻木保守的一面。
在笨花村，不仅有蒂里希所说的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的和谐，而且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在规范之外的生机与活力。作品中写到的“钻花棚”一直为一些批评家所津津乐道，它表现出的其实就是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亲近，以及自然人性的展现。
拾花、钻窝棚，是存在于冀中平原的一种民俗。这种风俗似乎也是一种女性的生命寓言，她们唯有用身体向男人献祭、向历史献祭，女人以出卖色相而赚取花主的棉花，窝棚和女人由此而成为花地里的一道风景线。小妮儿经过大花袄介绍, 来到了向桂(向喜的兄弟) 的窝棚里；向桂同大花袄在窝棚里时, 他可以顺畅快活, 但面对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处女小妮儿时, 却怜惜起她的小身体来，不仅没敢动作，最后还让她起身，穿好衣服提起大把棉花回家。向桂是个比较张扬、甚至有些张狂的人，但他对小妮儿的善举(事后, 他找到小妮儿与她爹，给了他们十块大洋，要他们回家, 不准再来笨花村) , 却点染了他性格中朴素厚道的另一面。小袄子是寡妇大花瓣之女，她的钻窝棚历史虽没她母亲长久，但风情却超过大花袄。她总是主动挑逗、风流放荡,，迷惑的男人不得不为之醉倒。但， 像留学日本的佟家少爷佟继臣，在就范于她之后，却依然觉得村女小袄子更具真实性而不矫揉造作。
钻花棚的习俗突破了世俗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与束缚，然而，这种放纵又得到了世俗社会的有限度的认可。他们冲破禁忌的行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调剂。穿梭于月光下、游走于花棚中的年轻女性，既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也是本能欲望的一种展现，它丰富着、补充着规范严整的世俗生活，使日常生活更多了些灵动的气息。棉花地成为了村民们的狂欢之所。文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用“庙会”来比喻花地里的窝棚，用“起了戏”来喻窝棚中的狂欢盛况。如果说正式的庙会是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是正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那么，这夜里的窝棚风俗则成为释放生命与性情的节日狂欢。可以看作是道家浪漫风情、无拘无束的精神气质对儒家正统、严正的精神的一种补充，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无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
小袄子这个钻窝棚的女人, 在战争年代却扮演起重要角色。红色政权需要她，她曾三次向村里报告日军动向，而使笨花村免遭扫荡；白色政权也利用她，使她成为间谍，正是她的出卖才使革命战士向取灯惨遭杀害。伶俐的小袄子，假如没有战争的话，她本可以顺利地出嫁、过她的小日子，但战争却让她承担起了原本不属于她的选择，结果，她为了求生而动摇了, 鬼子兵在残忍地杀害取灯的同时其实也杀害了小袄子的灵魂。人心的处境，向来都是左右为难的。而恰恰是感情促使小袄子与西贝时令走向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小袄子对金贵是有感情的，对取灯也是有感情的，小袄子对金贵说：“她(取灯) 好，她对我也好” ,但是在金贵的连哄带吓之下,小袄子“到底没有拧过金贵” ,“她一脚深，一脚浅，一阵快，一阵慢，终于走到了那个收鸡毛老头儿的门前”。小袄子出卖了取灯，取灯惨死在窝棚里，但小袄子却是真心敬重取灯，铁凝写出了这种矛盾的因缘所在。
西贝时令对取灯也是有朦胧感情的，如非这样，他不会追查取灯的死因。在追查的过程中, 这一个片段写得尤其意味深长——小袄子一路上极力挑逗时令，以肉体的裸露赌时令的耐心，并羞辱时令，时令左右为难，最终还是“崩”了小袄子。“敌工部办案遇到三种情况可以就地解决：一、拒捕：二、逃跑：三、反抗。时令想，小袄子应该是逃跑。他庆幸自己让小袄子穿上了衣服，要是小袄子裸体着死，就不好向上级解释了”。如果没有感情的“基因”，在小袄子与时令的身上不会发生人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铁凝暗示了人心的“转变”，这种人心的“转变”又回过头暗示了人心处境的险恶，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历史的卓越看法。魔鬼与上帝在人心内交锋，撒旦与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心，有了人心的“不变”，才有人心之“转变”的挣扎。如果单只强调人心的不变，会流于虚假，只有澄清了人心背后的来龙去脉，预示人心“转变”的可能性，方可以说人心之叙事抵达圆满。所以我说，铁凝对人心的描写，是从善的角度切入的，这种善，是一种并非与恶对抗的善，而是一种既能看到人心的不变又能看到人心的变的善，一种抵达人心之自然景观的善。
铁凝在笨花中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人情之美，这种美不但存在于乡村生活的细节之中, 也蕴育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铁凝在这里颇费笔墨地设计了多个出场的人物，即便是仅出现一次，也可在这短暂的亮相中洞见人物的细微之处, 这些人物虽然很平凡，但是这些人的身上却有一种“ 祛魅”之后的普通世俗人情之美。他们身处乱世却处变不惊，他们生命维艰却凸显人情，他们对笨花的爱是近似宗教信仰的爱，他们尊崇传统礼教的同时，也不排斥外来文化，这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来讲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信奉地灵方可人杰，人杰才能地灵，他们骨子里至死不忘的仍旧是那种“归根”意识。米兰·昆拉德曾经这样看待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
古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往今来，地灵与人杰总是互为因果的，或因人杰而地灵，或因地灵而人杰，也就是地灵离不开人杰，人杰也离不开地灵。笨花村的地灵促成笨花村的人杰，笨花村的人杰更让笨花村这一向隅之地充满灵气。那么，作者又是如何来精心建构起笨花村的人杰世界?
笨花村的人杰世界大致来说是由两类人构筑而成：一类是其貌不扬者；一类是其貌威武者。其中人杰中其貌威武者, 在笨花村毕竟屈指可数, 主要集中在向氏家族，从向喜到文麒、取灯再到武备。小说主要集中笔墨对向喜威武、英勇的一面从不同角度加以描绘。向喜本是一个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农民，但是由于他身处乱世, 使得本没有远大的抱负与长久眼光的向喜为了四两银子的安家费告别了新婚妻子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他的人生选择、情感生活, 他的升迁与最终的放弃都与历史紧紧相连了。弃农从戎的向喜内心深处始终坚持着他的原则, 坚守着他的道德, 他是朴素而又厚道的，因此他为自己取名向中和，字谦益。向喜在笨花可算出人头地了，一路从一个普通的新兵，渐次做到浙江全省警务处长, 官虽越做越大，但向喜始终低调行事，保持着笨花注人到他血液中的踏实、沉稳和内敛的姿态, 在面对高官厚禄, 面对飞黄腾达的机会时他主动选择了放弃，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最终解甲归田，选择在离土地，离农民最近的粪厂终老一生。他用他的一生践行儒家传统礼仪，向喜投考新军时，同主考官对答《孟子》的仁义之道，为他日后所呈露的传统儒家思想作了铺垫; 向喜以《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则，劝谏孙传芳别枪杀降将施某；又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虑而后能得”的处世哲学，为他最后的解甲归田作了注释。喜的成功不在于他在军中取得的高贵地位，而在于他虽身处乱世却摆脱了历史的裹挟对人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用他的选择守住了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促使他做出这些选择的，是人伦的力量赋予他的道德秩序，他并非乱世之中的英雄，他仅是历史风云中的一颗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一个民族的底色” 。
当然，如果笨花村的人杰只有其貌威武者，那么，笨花村就不是独有的笨花村。笨花村的独特就在于笨花村有更多其貌不扬的人杰，这些人杰几乎不是有残缺的外貌，就是有奇怪的举止与言行：从眼睛残缺的向文成到短胳膊、短腿, 尽说瞎话的“瞎话”；从个子偏矮，走起路来身轻若燕，宛若戏台上的短打武生，在每天黄昏必去与有夫之妇公开幽会的“走动儿”到胎里只带出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的“西贝二片”和整个人瘦的就像两根细擀面杖的“西贝梅阁”，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让人钦佩的人杰本色。
如果说，向喜是在风云际会中演绎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品格，那么向文成则代表了深深植根于土地之上的质朴的人情、人性之美。他智慧、开明、从容，虽然眼睛看不见身外的世界，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光明，他身处偏远的笨花，却对外界文明充满了好奇，心中怀有的是整个世界。他凭借着天赋与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一个乡村的智者，甚至可以说向文成是一个先锋人物，他对现代医学、科技这些新鲜的事物都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相对于其他的村民来说，向文成是特立独行的，他的光彩就在于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于他总是自觉地对现代文明做出认同和由此而迸发出的热烈积极的追求，他的存在使笨花浸染了现代文明的足迹，使整个村子在精神上出现了一种四通八达的感觉。西贝家的后生二片，西贝家的后生二片，只有一条半腿，他或是蹦跳着走、或是弯下身子蹭着走，蹭着走路时视点很低，能见到女人的胯下；他果然利用自己的残疾，常用土或棍子向新媳妇胯下发动冲击，女人们视他为天敌。但是，正是这个西贝二片, 当他姐姐西贝梅阁被进村日本兵枪杀后, 他毅然地以自爆方法杀死了这些鬼子, 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瞎话是个牲口经纪人，能说会道, 但就是把说瞎话作为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之一。正是这个瞎话, 当上笨花村维持会支应局局长后，为保护村民，他总是利用说瞎话的本事，周旋、纠缠和支应着鬼子。最后, 日本人要袭击后方医院，瞎话不肯说出医院转移实情，结果被识破、砍死。瞎话临危不惧，他知道后方医院和乡亲们已经离开笨花村越来越远了，现在冲着鬼子说这些瞎话，才能使自己这一辈子“得到了圆满”。也正是文成、西贝二片、瞎话等等这些特殊的，平凡的人物的存在，乡村才是真实的、可信的，铁凝对笨花的人没有人为地要把他们塑造为道德的楷模，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朴素的民族尊严和做人的基本操守以及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笨花》堪称铁凝脱胎换骨的乡土创作，有一种朴素的地灵意识和归根的乡土意识、跨越民族的大美。铁凝是怀着一颗爱心，以独到的眼光来看待向文成与山牧仁、有备与松山槐多之间的超越民族的人情大美。我敢说，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长卷，必将在中国文学典籍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节选自鹏鸣世界文学研究专著《世界文学简论》一书。
文中图片作者提供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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