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刘平安：福 元
福元是个哑巴。
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堂兄呢。
福元是本家八伯的儿子。八伯一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喝好赌。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滚滚，农业生产风起云涌，八伯却成天溜街串巷。一天，城门口来了一个小商贩，摇着拨浪鼓，八伯看上商贩的那顶毡帽，却没钱买，便去偷工地上的架子车轱辘，被人家抓住了，第二天扛着车轱辘挨村游街示众。八九十斤重的车轱辘压在八伯瘦弱的肩膀上，一游就是十来里的路，怎么受得了。游到学校附近，八伯两腿夹紧，声称要上茅房。押解的民兵知道八伯有胡吹冒擂的恶习，不放心，守在学校茅房门口，好半晌不见人出来，进去一看，八伯早从茅坑里钻出去跑得无影无踪了。此后好几年没有了八伯的音信，村上人都说，这下老八可能死在外边了。都在议论，为了一个车轱辘，硬是把人害失塌了！时间长了，八伯从人们的记忆里也就渐渐消失了……
五年后，八伯回来了，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皮大褂，围着一条油腻腻的黑围脖，挑着两个大箩筐，一头是破破烂烂的行囊，一头是一个鼻流涎水的男孩子，身后还跟着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孩子就是福元，那女人就是八伯的媳妇，后来我们称为八妈。
八伯的回还令村人吃惊，他的劣迹就象撒在饭桌上的油渍，早已从人们记忆里抹掉了。八妈跟在八伯身后，望见围拢而来的男男女女，一副腼腆的神情，一碰到村上光棍汉火辣辣的目光，就象被蜂蜇了一下，慌乱地低下头。箩筐里活蹦乱跳的男孩子确实让村人嫉妒，谁也想不到一个曾经挨批挨斗的人，在失踪了五年后，带回一个幸福的家。嫉妒归嫉妒，人们还是以多少有点伪装的大度和热情，像迎接一个大英雄一样问长问短，问饥问寒。随后，八伯一家住在了村南的一孔破窑里。这一天大概是八伯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天！
夜晚，八伯温了一壶老酒，煮了一锅蚕豆，邀来村人吃喝，算是谢忱。五年了，八伯远离故土，思乡心切，现在终于回来了，还领回了一个女人和孩子，酒上心头，热血翻涌，八伯有种出人头地的感觉，飘飘然忘乎所以，五马长枪侃起来。村上几名好事的婆娘抱起福元满嘴喝彩，福元只会“呀——呀——”乱叫，却不会言语，人们顿吃一惊，原来福元是个哑巴！
福元是哑巴，这消息一夜之间传遍全村。原本羡慕八伯的人们，用潮弄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家庭。其实，福元并不是天生的哑巴。五年前，八伯为了逃避游斗，钻出茅坑，远走他乡，一路乞讨，钻进秦岭山林，在一个山村干杂活混饭吃，时间长了，村里人看八伯机灵，说了个女人结了婚。福元两岁多的时候，八妈下地干活，八伯喝醉了酒，旱烟锅掉在草棚旁，茅棚燃着了，村人将八伯弄醒，帮着扑火。听见屋里小孩的嚎叫声，忙把福元抱出来，福元两腿膝盖下边全起了泡，人们急忙敷上獾油，当天送往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不久，福元烧伤治好了，却再也不会说话了……八妈激动地讲叙着这令村人们陌生而又新鲜的故事，挽起福元的裤腿，亮出那一块块紫青的烧痕，证实自己故事的真实。村人们却是一种漠然的神态，并没有完全信服。这一切犹如一团黑雾，笼罩了八伯回乡后重新活个人样的信心，不管他怎样的努力，仍逃不出人们轻蔑的目光，八伯开始酗酒，开始游荡……家庭的重担压在八妈的身上。
八妈是个倔犟的女人，秦岭山区艰苦的生活熔炼出她勤劳善良的个性。她用自己的身体拽动着生活的纤绳。福元小时候生长在八妈的背篓里，回到家乡，他伴随着八妈锄地的锄头一天天成长。那些年，农村生活少吃没穿，对于哑巴福元来说，粗粮、野菜、山芋、红薯等无疑是最好的食物。福元从小就有一身的力气，十二三岁时，他居然能用双手将架子车轱辘高高地举过头项，胜过当年被人游斗的父亲。十四五岁时，他用一手扣住碌碡底，肩膀一扛，碌碡就竖立起来……福元也是个好劳力，谁家盖房，掏井，挖窖，总叫哑巴福元去干，这些活又脏又累，福元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一顿饱饭便可打发。最让福元乐意的莫过于给死人打墓子了。渭北一带，人死后都得土葬。先选好墓地，然后挖一个长方形土坑，再从坑底向里掏一个深洞，埋人的时候，将棺木从土坑放下再置入洞中，封好洞口用土埋上一个坟堆便可。死人的事是不分季节的，数九寒天，地冻三尺，人死了要打墓；七月流火，烈日炎炎，人死了还得打墓。无疑，这种活路是最苦不过的了。村上的年轻人想方设法逃瘟疫一样逃避这种事。福元却不嫌弃，村上死了人，他急着帮人去打墓，他的举动常常令主人家感动。其实福元有自己的打算，帮人打墓不仅能吃饱肚子，遇上家道好点的，还免不了上酒席的。时间长了，福元成了打墓的能手，墓坑挖多高多长，墓洞打多深多宽，他用那把油光发亮的洋槐木镢把一量，自然心中有数。埋人的时候，墓洞挖不好，挖浅了、挖窄了，棺木放不进去，都是要误大事的。谁家送来的饭菜不好或不带点烟酒，其他人一煽惑，福元便把洞口挖小了，埋人时棺材放不进去，急得主人团团转。在这种事上谁都不愿惹麻烦，对福元多少有点客气。打墓是全村人都不愿干的活，打墓却是福元的营生，福元帮人打墓就是为的多少沾点腥荤，吃口老酒，抽根纸烟，而这一切居然能让哑巴福元感到骄傲和自豪，想到这些，我总是心头沉重，为我的堂兄——哑巴福元感到些许的悲哀！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每个人生理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追求自然就不同吧，拿自己的心态去看待他人，也许永远不会寻求到正确的答案的。生活中，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自己感到自然，只要自己能够接受，拟或也合理吧！
结婚娶亲的场合，自然看不到福元的身影。起先，福元作为一种生理缺陷的人而遭人歧视，福元来了，免不了被主人家驱赶出门，就是站在巷口观望，也遭孩子们一番戏耍，福元不得不躲在场里的麦垛旁，解开裤子捉虱子玩。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樟脑丸，画上一个圈，将肥襄囊的虱子放在里边，虱子在圈内横冲直撞，到处碰壁，福元高兴得嘻嘻而笑。福元有这么大的能耐，居然能将一头虱子放在自己设置的牢笼内嬉耍，福元别提有多高兴了！兴许这是福元一生中最快乐的游戏了。渭北缺水，谁家过喜事，必从有水的地方拉水吃，这仍是苦差事，这时候有人想起福元。福元拉上水桶，从几里外的地方拉回一桶一桶清纯的井水，来浇灌这欢乐喜庆的场面。拉满水缸，主人家朝福元怀里塞上几个喜馍，算是对福元的回报。好点的人家馍里还夹上一两片猪肉，喜宴是绝对不能参加的，福元一努嘴，揣着白馍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时间长了，家家如此，成了规矩，这在福元人生的历程上算是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福元腰圆膀粗，长期赤裸的上身晒得黑乎乎的，像是用赭石染过一样。脸盘方正，颧骨突出，两眼深凹，凶神恶煞般，不熟悉的人见了福元常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尤其是外村的人们。有一次，邻村一头骡子放跑了，啃了福元家的麦子，福元抓住了骡子，牵到村口。下午主人来找，那骡子看见主人，撒起欢，一边嘶鸣，一边蹦跳，猛地咬住福元的耳朵，福元恼了，抱住骡子的脖子，将骡耳一口吞下。骡子一蹦，福元被抛出一丈多元，大伙把福元扶起时，发现口中塞满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那骡子的半截耳朵早已不见了。这一举动震惊村内外，从此再无邻村人欺负本村人的事发生。
哑巴也有哑巴的苦衷。福元二十出头的时候，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大抵都结了婚。福元急了，谁家过喜事，福元不再去拉水了，家里的活路，福元也懒得去干了。福元小的时候，村上的孩子们日弄福元，有时候看见一群女学生过来，让福元潜伏在城角，当女学生走到跟前时，福元突然脱下裤子，掏出黑乎乎硬梆梆的求西，向女学生冲去，女孩子吓得“哇哇”直叫，奔散开来，为此福元没少挨学生家长的喝斥。而现在，谁也煽不动福元了，福元见了村上的小媳妇便早早躲开，村上人都说福元肯定想媳妇了。但人们却发现，福元想媳妇不像猫思春时的嚎叫，驴发情时的满圈跑，而是默默地、郁郁寡欢的样子。细一想，福元是个男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常人一样的冲动，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于是好心人想帮福元说媳妇，说过来，说过去，哪有女人愿意跟哑巴福元过日子呢！福元在媒人的比划中确实兴奋了好一阵，他用加倍的力气替媒人家拉粪、担土，算是对媒人的回报。此后，有人为了让福元干活，以找对象为诱饵，换取福元的力气。时间长了，福元似乎明白没有结果，便也不再上当受骗了。
福元挨过一次打，险些丧了命。七十年代，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兴修水利工程的浪潮。福元作为村上的好劳力，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桃曲坡水利工程是七十年代渭北高原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数万民工来这里筑堤修坝，这里山上山下，人海如潮，红旗飘扬，人欢马叫，一片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福元和村上的几十号民工在山崖下挖窑打洞，支锅立灶，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这改天换地的建设高潮中！民工们白天干活，晚上只能聆听工地上大喇叭的鸣叫。距工地十里外有个科研单位，是专门测试飞机性能的研究所，这里隔三差五放电影。民工们晚上无聊，免不了经常来这里看场电影，那便是最好的精神享受了。
一天夜里，福元同几个民工翻山越岭来到研究所，他们挤进看电影的人群。福元看电影很入神，记忆力也很强，尤其爱看战斗片，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工地总是给大伙“呜哩呜拉”讲个不停。不料，这天放的是京剧《龙江颂》，福元看不进去，加上下午多喝了几碗稀饭，憋了一肚子的屎尿，急着解手。半截时，他耐不住，跑出广场找茅房。找着找着，便看到不远处，一个大帆布蓬下露出一截飞机的翅膀，灯光下熠熠发亮。福元只仰头望见过蓝天上飞机飞翔的场景，从没这么近地见过飞机。他非常好奇，翻身跃过铁丝网，钻进帐蓬里。说来也巧，厂房门前有个值班室，值班的是从农村找来的一个拐子，姓李，走路一拐一拐的，人称“拐子李”。拐子李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研究所有个寡妇，原是单位的家属，男人死后，依靠抚恤金生活，家里孩子多，生活也就紧张，拐子李经常从农村捎带点土产品接济她，寡妇也常帮拐子李做点针线。七十年代，男女作风问题是不能宽恕的事，寡妇与拐子李只能背着人来往。那天，两人趁人们看电影，偷偷来到了值班室。灯一熄，隔着玻璃，外边看不进来，里边看外边却清清楚楚。拐子李腿脚不灵便，寡妇好不容易将他扶正，正干事时，猛地，拐子李看见外边有个黑影一晃钻进了飞机帐蓬里。那时候，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警惕性也很高。拐子李顾不得干完事，翻身跳在地上，提起裤子，冲出屋子，躲在墙角，密切关注起黑影的动静来。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拐子李心想：不好，肯定是坏人搞破坏！他匆匆忙忙向保卫科报案。
福元钻进怅蓬里，本来想看看飞机的结构，可什么也看不清，屙泡屎尿，便躺在飞机旁的油毡上呼呼大睡。等他醒来的时候，面对的早已是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福元一下子懵了！在保卫科，公安人员审问福元，福元“呜哩哇啦”说不清。保卫人员以为这家伙抵抗，拿出麻绳，手脚一捆，一顿饱打，福元还是“呜哩哇啦”，接着又是一顿拳脚。福元说不清，案情复杂化，公安人员连夜召开分析会，有人认为这家伙是装的，有人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外国特务。于是他们决定一边审讯，突破案情，一边向上级汇报。一个晚上，福元被折腾得早已不醒人事了。第二天，整个研究所的人都在议论，昨晚，拐子李抓了一个外国特务，审讯时还一口的外国话呢！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水利工地。民工们一想，不好，昨天晚上福元看电影没回来，会不会是福元呢？他们忙派人赶到研究所打探消息，当福元看到本村的民工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民工们见福元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一个个怒目圆睁，愤愤不平。弄清了福元的身份，公安人员审错了人，向民工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放福元的时候，福元指着满身的伤痕，硬是不走。八伯知道了这事，也去找单位的领导评理。那时候，讲军民鱼水情，单位一看事弄大了，怕影响与地方的关系，给福元看了看病，头上、腕上擦了擦红贡水，装了几袋消炎药，把八伯请到大食堂，盛了一大碗猪肉炖粉条，八伯不再言语了。临别时还送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这事也就算了了。值班的拐子李抓了一个“特务”，本想立个大功，没想到弄错了人，惹出这多事端，也让单位给开除了。
这件事对福元的打击很大，成为福元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经历。福元开始懂得了沉思，被大人小孩子戏耍玩弄，因为自己是哑巴；挖墓埋死人，因为自己是哑巴；替人出力卖命，因为自己是哑巴；遭误会挨毒打不能申辩，因为自己是哑巴……这一切促使福元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似乎感受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八妈去世的时候，福元哭得很恓惶。那天早晨，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当人们将八妈安葬在墓中时，福元爬在泥土中失声痛哭，那一串串泪珠伴着雨水洒落在坟堆上，福元满身泥土，谁也拽不起他。八妈跟上八伯，一生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含辛茹苦抚养福元，福元为八妈的去世伤心，福元也为命运的不公平伤心！八妈去世了，谁来料理福元的生活呢？谁来关心疼爱这个苦命的孩子呢？村上的人们被福元的哭声感动了，大伙纷纷落泪。那一天，福元将心头淤积了二十多年的苦水全部洒在母亲的坟头，那一天，福元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全然渲泄在茫茫原野，这是一个生命在呐喊、在抗争、在责斥！
不久，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福元和八伯分到了几亩地，八伯依然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福元依旧上地干活，农闲时跟村上人去打工挣钱。谁家盖房，福元还去帮忙，谁家娶亲，福元还去拉水，村上死了人，福元还去打墓，只是不再恶作剧了。八伯死后，大家都同情福元，时不时将旧衣服送给福元穿，福元过意不去，就帮人干点力气活。这些年，日子也好了，福元不愁缺粮吃了，有时挣点钱，还买上几盒不带过滤嘴的烟抽。逢年过节，回到故乡，遇见福元，福元用手比划着评述村里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有以往那样激动了。听不清福元讲的什么，只觉得福元明显的变老了，宽阔的额头多了许多皱纹，方正的脸庞也消瘦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深遂的双眼依然崩射出一种不甘屈服的光来。
是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磨炼，对于一个哑巴来说，这种磨炼，不仅仅是生活的磨炼，肉体的磨炼，更重要的是一种意志的磨炼，一种心智的磨炼，一种精神的磨炼！
福元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经受着这种种磨炼。每当想起他，我的脑海里总在翻腾着一个问题，这个一辈子帮人打墓的人，有一天，他死了，谁来为他打墓呢？
1998.1.21
编者注：2010年冬，一天晚上，福元从打工工地返家途中，突遇车祸，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12月8日溘然长逝。五天后，村人们隆重的将他葬埋在村公墓。
三个月后，经有关方面裁定，肇事车主赔偿福元各类费用约七万三千余元……
作者简介：刘平安，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现在陕西省文联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出版诗集《缄默的黄土地》《山那边人家》，散文集《烟云长路》《途中》，合编诗集《山乡情》、评论集《<唐僧译经记>专家学者纵横谈》等，两度荣获铜川文学奖，散文《母亲的泪》获天津十二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奖优秀奖，报告文学《我是一个兵》获陕西柳青创业人社文学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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