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祎：勒石传世的松雪书迹 北京故宫藏赵孟頫名碑解析

（传）赵孟頫自画像《元赵文敏公像》，63.8x30.8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赵孟頫（1254～1322）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应元世祖召，入大都为官。他经历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及英宗五朝，而且以第四等的南人身份位居一品，“荣际五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博学多才，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其中又以书法成就最高。《元史》评价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启功也曾说：“有元一代论书脉，妍媸莫出吴兴外。”

根据文献著录、碑铭拓本、传世墨迹统计，赵孟頫所书碑刻有200余种，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碑刻拓本和墨迹也有近百种之多。赵孟頫书碑众多与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和为官经历密切相关。元人上官伯圭曾说：“今国初有吴兴赵子昂，以字行，初学六朝人，书法名世，后官进至学士，人往往求书丹碑碣者众，方退取孙过庭、李北海、张从申、苏灵芝辈字体杂书之，独不甚草书。”（见上官伯圭跋《赵孟頫鲜于枢合卷》，《石渠宝笈初编》卷一）

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有三体书法，即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他根据书写用途的不同，使用的书体也不尽相同。同样，赵孟頫集智永、李邕、褚遂良、柳公权等众家之长，加以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书碑风格。正如启功所说：“至于碑版之书，昔人视为难事。以其为昭示于人也，故体贵庄严，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在整齐，失在板滞。赵氏独能运晋唐流丽之笔，于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所以尤难逮及也。”（启功，《启功论书绝句百首》，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页56）

赵孟頫所书碑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⑴ 早期书碑：大德二年（1298）之前。这一时期的碑刻，主要集中在赵孟頫外放济南为官期间。

⑵ 中期书碑：大德二年（1298）到至大元年（1308）。大德二年（1298），赵孟頫应元成宗召赴大都金书《大藏经》。大德三年（1299）八月任集贤直学士、江浙行省等处儒学提举。大德三年到至大二年（1299～1309），他在杭州官江浙儒学提举十年之久，在今天浙江、江苏、上海地区书写、遗存了大量碑刻。

⑶ 中晚期书碑：至大三年（1310）到至治二年（1322）。这一时期，赵孟頫人书俱老。他得到了元仁宗的信任，其官职也逐渐升到了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这一时期，赵孟頫因其官职，参与了朝廷的各项文治工作，主要是奉敕撰文和书碑。因此，赵孟頫碑刻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并且大多数为奉敕书碑。

⑷ 身后碑刻：至治二年（1322）之后。

赵孟頫去世之后，赵书碑刻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⑴ 赵孟頫生前所书，而由后人立石；

⑵ 赵孟頫亲友的代笔之作；

⑶ 后人集赵孟頫书上石；

⑷ 模仿赵孟頫书体的伪托之作。

本文结合北京故宫收藏的部分佳拓善本，简要介绍如下。

《松江宝云寺碑》

图1 《松江宝云寺碑》，清拓本，北京故宫藏

碑文正书（图1），25行，满行47字。元至大元年（1308）五月立。牟巘撰文，赵孟頫书，廉密知儿海牙篆额。碑文记述了松江宝云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元代住持净月重修寺院的情况。松江宝云寺，位于今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始建于唐代，历代屡次重修。碑文点画精美，骨肉匀亭，体势秀劲谨严，是赵孟頫中年书法佳作。原碑已毁，残石现存亭林当地。

本册墨纸18开。封面有佚名书外签，前附页有徐宗浩书内签，后附页有《松江宝云寺记》墨迹照片4开。赵孟頫书《松江宝云寺记》，原有墨迹一卷存世，现不知所踪。据墨迹照片，该寺前住持净月于大德十一年（1307）寺院重建完成时，请赵孟頫书碑并篆额。第二年立碑时，已是元武宗改元，因此时间改为至大元年，并由廉密知儿海牙篆额。墨迹文字与碑文对比，缺字较多。

古人刻碑，直接书丹上石。宋元以后，随着摹刻法帖的盛行，刻碑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人们借鉴了刻帖的方法，先将碑文书写于纸上，再用透明纸以墨摹勒，之后用朱砂按字勾勒纸背，再拓印上石，最后依朱砂痕刊刻于石。所以，启功在《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一文指出：“古代碑志，在元代以前都是在石上‘书丹’，大约到元代才出现和刻帖方法一样的写在纸上，摹在石上，再加刊刻的方法。”赵孟頫书碑刻，就是先撰写墨迹，再由刻工摹刻上石。今天，存世赵孟頫书写的碑刻墨迹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湖州妙严寺记》《三清殿记》《昆山淮云院记》《胆巴碑》《仇锷碑》《杭州福神观记》《光福寺重建塔记》等。

《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

图2 《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明拓本，北京故宫藏

碑文正书（图2），32行，满行53字。明善撰文，赵孟頫书碑文并篆额。李璋摹勒、镌刻。碑文记述了杭州佑圣观的修建历史和重建经过，并述说了玄武显灵的事迹。碑文中没有立碑时间，但据文中赵孟頫自署“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官衔，结合相关史料可知至大二年（1309）赵孟頫在杭州十年的浙江儒学提举期满，改任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次年（1310）九月，赵孟頫应诏举家赴京，故此碑约立于元至大三年（1310）。碑石较完整，用上等太湖石制成，今存杭州市碑林。

此碑书法与赵书《昆山淮云院记》近似。清刘青藜《金石续录》评价此碑：“犀利之中姿态横生，自是松雪本色。元美（王世贞）谓‘摹北海’，子函（赵崡）谓‘失肥缓’，殊不而也。”杨震方《碑帖叙录》云：“石尚完好，惟中间每行之末泐损三、五字，书法颇似唐李邕。”

《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

图3 《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清拓本，北京故宫藏

又称《珊竹公碑》（图3）。正书，23行，满行76字。姚遂撰文，赵孟頫书碑并篆额。茅绍之模勒镌字。碑左上半损甚，年月缺。因碑文内赵孟頫自署“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官衔，故立碑时间也在至大二年到三年间（1309～1310）。《珊竹公碑》书法结体端庄秀美，笔势圆劲流丽，于庄严规整中见潇洒飘逸。徐宗浩认为：“此碑用笔与《湖州妙严寺记》《昆山淮云院记》相似，盖同年所书，正中老年精湛之作。”现原碑在江苏仪征。

《崇国寺演公碑》

图4 《崇国寺演公碑》，晚明拓本，北京故宫藏

全称《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图4），又称《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定演道行碑》。正书，27行，满行54字。皇庆元年（1312）三月立，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丹、篆额。王洪、王珪刻。碑额篆书：“特赐佛性圆融崇教大师华严传定演公道行之碑。”碑文中记述了崇国寺的始创者定演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得皇帝赐地建寺的经过。

崇国寺于明宣德四年（1429）赐名大隆善寺，正统四年（1439）更名为崇恩寺，成化八年（1472）改称隆善护国寺，屡经扩建，成为明代皇家巨刹。清康熙六十一年（1721），蒙古王公贝勒又重修扩建护国寺，更名为大隆善护国寺喇嘛庙。晚清寺庙逐渐衰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殿堂坍塌，几成废墟，仅存弥勒殿。据徐宗浩记载，原碑1942年时仍立于护国寺内千佛殿前。

《少林寺裕公碑》

图5 《少林寺裕公碑》，明拓本，北京故宫藏

全名《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图5）。正书，37行，满行70字。延佑元年（1314）十一月立。程巨夫撰，赵孟頫书，郭贯篆额。陈颢立石，耶律德思刻。碑文记述了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赠少林寺福裕禅师为“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并命文臣为之立碑事。赵孟頫时年60岁，在大都深受元仁宗器重。

此碑书法字势挺拔，庄重大气，法度谨严。赵崡《石墨镌华》评价此碑：“承旨书不甚如意，圆熟有之，而姿态不足，亦不及《孙德彧》《御服赞》二碑。”《嵩阳石刻记》云：“按文敏书法为元朝第一。此碑奉敕书，不当假手，乃觉肥愞少风力，何耶。然笔自有致。”原碑位于河南嵩山少林寺。

《敕藏御服碑》

图6 《敕藏御服碑》，清拓本，北京故宫藏

全名《大元敕藏御服之碑》（图6）。正书，34行，满行81字。元延佑二年（1315）立。赵世延撰文，赵孟頫书丹，李孟篆额。碑文记述，元成宗因感异梦，下旨将御服藏于终南山万寿宫的故事。明王世贞评价此碑“此书乃承制，又中年以后，笔当最妙，而出入北海（李邕），有不胜其婉媚者，何也”。明赵崡认为：“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指《孙德彧道行碑》，元统三年（1335）立］，而稍逊其园逸。”原碑在陕西西安重阳宫。

《永宁禅寺碑》

图7 《永宁禅寺碑》，明拓本，北京故宫藏

延佑六年（1319）四月，赵孟頫行书，无立碑年月。仅见一本明代拓本（图7），被剪裱为册页，墨纸22开半，现藏北京故宫。帖后有徐宗浩跋一段：“赵文敏公平生所书碑，不知其数。历来金石目及书画著录，均不甚详尽。余自前甲午（1894）以来，见即收之，或不能收，亦必临写一通，以存其迹。至今已六十年，所得四百余种，摹刻俱佳者，仅二三十种耳。正月廿五日，帖贾以《永宁禅寺碑》售者，钩刻尚精，拓之纸墨约在明代，为灵石杨氏、嘉定徐氏所递藏，惟装池时剪裁错乱，殊不成文。又无撰人，无从考证，为可惜耳。略加整理，并为题记。甲午（1954）二月初二日，石雪居士识于归云精舍，时年七十有五。”

《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碑》

图8 《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碑》（北道教碑），清拓本，北京故宫藏

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静大真人张公碑》（图8），又称《道教碑》。此碑有两块：一块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1329）立，俗称北道教或北碑。正书两面刻，各28行，满行60字。赵孟頫撰并书，吴全节立石，茅绍之镌。另一块在江西龙虎山，至正四年（1344）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碑文与北碑同，两面刻，碑阳35行，碑阴25行，满行均75字。赵孟頫撰并书，吴全节立石，张纯摹刻。南碑较北碑立石时间更晚，碑文却完全相同，仅立石时间和刻者不同，这些可以说明南碑是据北碑摹刻而成。

北、南两碑皆丰碑，雄伟高大，碑文2800余字。在赵孟頫所书碑刻中，罕见如此长篇巨制，因此历代评价甚高。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云：“元道士张留孙，官加开府仪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滥，至此可叹也。赵文敏奉敕书，其碑奉伟秀拔，最称巨观，自徐季海（徐浩）、李北海（李邕）而后，未见其匹敌也。”叶昌炽则进一步推崇此碑书法，在《语石》中说：“鸥波（赵孟頫）墨妙，自以《许熙载》《张留孙》两碑为正矩。”

赵孟頫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六月，两碑都是在其去世之后一二十年所立，因此存在疑议，很多学者认为此碑并非赵孟頫所书。清人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五认为，《道教碑》为赵孟頫之子赵雍代笔之作。学者王连起经过大量考证之后，进一步判断《道教碑》不是代笔，极有可能是刻工茅绍之的“冒名”之作。（参见王连起，《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文物》，1983年6月）

文∣王祎，北京故宫古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图∣北京故宫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