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杂文与求异思维 | 作者 刘福智

杂文与求异思维

刘福智

杂文要写出一点新意来，往往要指靠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求异思维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所谓求异思维，亦称变形思维，即抛弃通常的思路，选取新奇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往往会独辟蹊径，受到新的触发，展开新的联想，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齐鲁杂文《马路诗律学》中，把挖马路和平马路同律诗的声律形式“仄仄平平仄仄平”联系起来，《扮鬼脸与成名》中，把“扮鬼脸”与“成名”联系起来，《“雪隐”与文明》中，把“雪隐”与文明联系起来，都显示了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

一位小学教师问她的学生：“红砖有什么用处？”学生甲回答：能盖房；学生乙回答：能铺地：学生丙回答：能垒墙。这时，一个调皮的孩子站起来答道：能打狗。引起哄堂大笑。

这个孩子回答问题时所运用的就是求异思维。他抛开了红砖通常的用途，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打狗”是红砖的用途之一。这种思维活动要求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不拘陈规，敢于创新。对杂文写作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求异思维，一般来说，就是在思考问题时，不拘泥于既定的结论，不满足于流行的说法，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不认同于原定的题旨，而是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契入点去探索，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超常的非凡的思想。

与求异思维相对的是求同思维。如果说，求同思维是在已知条件的基础上对既有结论的一种延伸和发展的话，那么，求异思维则是从已知条件中对既有结论的一种异化和反叛。这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所谓“异”，可以理解为“对立”和“差异”这样两个概念。对于错误的观念，则寻求并树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正确的观念；对于正确的观念，则在其基础上前进一步，或另辟蹊径，生发出一个新的观念。就以上两种情况而言，求异思维往往表现为反向思维和进层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则能引发反向发挥和进层发挥。

杂文应该给读者一点新的启示。杂文之论辩，除了正论之外，大多采用反驳，那么，带有一定程度的质疑性和争鸣性往往更能引人注目。对于既定结论、流行说法、传统观念和原定题旨，并不盲从和附和，而是作深层次的多角度的探索，就有可能力排众议，独树己见，写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来。巧妙而自然地运用求异思维，有助于在杂文主题方面写出新意。如何在写作中运用求异思维，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惯常思维的超越

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思维是大自然经过数10亿年进化而孕育的最奇妙的花朵。思维之奇妙，不在于它局限于某一常态而沦为定式，而在于它的灵动活跃、多姿多彩，在于它往往以新异的形式表现出有别于惯常思维的新的思维形式。求异思维往往能在杂文写作中催生出新意。杂文作者应时时关注、捕捉新异的思维，并对它进行生发、联想，写出一些新意。

杂文作者贾夫育听老师讲“推敲”的故事，老师说，韩愈不计较贾岛挡道冒犯，却和他一起推敲诗句，还是有点民主精神的。贾夫育由此联想到：韩愈与贾岛一起推敲诗句，不仅他有民主精神，还因为他在文学方面是个行家里手。“民主”加“内行”，不是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素质吗？于是他据此写出《“推敲”别论》一文，讽劝领导者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便利。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别人的结论，这才写出了一点新意。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沙》一文中对当时一种通常看法“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进行生发。他认为，当牵涉到本身的利害时，小民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因为“小民倘能团结”，统治者“发财就烦难”。作家进而指出，中国的所谓“沙”，其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

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位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这一观点颇为新颖。因为“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这一句中的“中国人”通常指的是中国民众，所以，矛头所指就是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作家却笔锋一转，直刺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更为新奇的是，作家随之所作的发挥：“有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因为中国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不仅是“沙”，而且人人想称“皇”，于是成为“沙皇”，“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由“沙”和“皇”联想到“沙皇”，比并进而说出一番道理，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想象力和求异思维的能力。不仅是诗歌，杂文写作也须要想象力。

人们在进行思索和探讨时，不能局限于某一事物，不能局限于某一惯常的思维方式，而要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思索和探讨，这才可能得到一种新鲜的新异的观点，文章也由此而出新。

二、 对传统观念的异议

时代不断前进，社会也不断更新。一些传统的观念就会受到时代新潮的冲击而失色。当然，并非所有的传统观念都被认为不合时宜。有些观念是对社会规律和科学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泛时代性，愈经砥砺，就愈见其光辉。比如中国人极为重视的“孝敬父母”这一观念就具有泛时代性，大概永远不能视为陈旧。一个人对其父母不能尽孝，就很难认为他能对其国家尽忠。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大概从汉武帝时起，地方官吏都要推举孝敬父母和行为廉洁者各一人出来做官，这叫“举孝廉”。这实际上也很值得当今社会借鉴，孝和廉也应是当今官员的基本素质。“孝廉”观念，不仅不能抛弃，而且应当发扬。

而有些传统观念则随着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消亡而变得陈旧以至于陈腐了。例如封建时代推崇备至的“忠孝不能两全”的观念，它实质上是告诉你，当“忠”和“孝”发生矛盾时，即“忠君”和“孝父”发生矛盾时，应当牺牲“孝父”而成全“忠君”。因为君王何等了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君”是高于一切的。

问题是至今有人沿用“忠孝不能两全”的观念，只不过是把“忠君”改为“忠于国家”。于是，顺理成章地推出“国事高于家事”这一观念。诚然，这一观念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报刊不断宣扬某某官员由于忙于公务而不能参加父母的葬礼。当国事和家事发生矛盾时，就不能有其他的处理办法吗？一位铁路分局的局长便有异议。当时，铁路线上发生了一起事故须要他去处理，同时家中老母突发急症须要他去料理。如果按照常理，他应该放弃老母去处理事故。但他却委托一位干部去处理事故而自己回家侍奉老母。他说：“处理事故除我之外别人也能胜任，而侍奉老母除我之外别人却不能代理。”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异议，新鲜而言之成理。

中国有句俗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按照传统的理解，是说：人多智广，遇有难题，即便几个平庸之人，只要集思广益，也会有应对之策的。但是，此语所包含的真理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缺少必要的条件，八个臭皮匠也未必顶一个诸葛亮。有人写了一篇《三个未必顶一个》的杂文，指出：从集思广益的角度来说，臭皮匠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每个人都不应像一般臭皮匠那样，甘做平庸之辈；而应像诸葛亮那样，博古通今，多谋善断，对事业则是励精图治，鞠躬尽瘁，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振兴中华的有为之士。

杂文作者对任何众口一词的传统观念都不应轻信，不应盲从，而是对它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或者采用进层思维和反向思维，这样才能探知原先被视为真理的那些观念的不合理以至于荒谬之处，从而有所发现，写出一点新意。

三、对流行说法的别论

就像歌坛有流行歌曲，服装界有流行色一样，社会上就某一问题也往往有流行的说法。流行说法之所以流行，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否则不会流行；流行说法也往往不尽合理，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比如流行性感冒。因此，不能因其流行而亦步亦趋，一味赞同。对于某些流行的说法，应发现其不合理之处，说出一些别样的见解，杂文才能写出一些新意。

比如，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说“文人不言财”。虽然并不是人人赞同此论，但是对此往往并不深思，成为一种流行说法。在齐鲁《文人言财》一文中，作者直接提出“文人言财”的观点，而且说道：“如今仍旧不言财的文人，大抵被看作迂腐之辈。实际上，文人若言其财来，恐怕比起武人或者别的什么人都要精妙绝伦的。”而后，作者幽默地叙述文人如何言财，批判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倾向。把广为流行的说法施以反向思维，往往就能得到新鲜的言之成理的见解。

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礼节的施行极为重视，但对礼节的由来却不甚了了。

何以见得？“仓廪实而知礼节“一语便是佐证。所谓“仓廪实”，就是粮仓充实，意为饱暖的生活。那么，“仓廪实”之后就一定会“知礼节”吗？我看未必。有人举出唐明皇开元年间为例，说那时的人民“知礼节”是由于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明代中叶人们大多也不乏温饱，却何以大量出现西门庆之流寡廉鲜耻的人物呢？又有人指出《红楼梦》里的公子小姐的“知礼节”是由于锦衣玉食、琴棋书画的优裕生活。然而，同在贾府里，不也出现了贾赦、贾琏之类的不肖子孙吗？看来，有了生活的保暖和优裕，也并不一定知礼节。于是，中国又有一句老话，叫作“保暖思淫欲”。可是，这句话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是否“思淫欲”与生活的保暖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仓廪实而知礼节”与“保暖思淫欲”，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流行说法。当人们分别提到其中之一时，或许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长久以来得到认同并广为引用。一旦将二者置于一处，就会发现其各自都有悖事理。这时，或许有人会肯定二者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其实，二者均应否定。这段文字，作者通过进层思维和反向思维，以生活事实为依据，在否定之中开拓出新意。

四、 对原定题旨的发挥

所谓发挥，是杂文写作中颇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作者运用发挥的目的，是增加文章内涵，讲清所讲的道理，把文中所讲的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杂文作者谈论问题，大多是紧扣题旨，正面讲述道理；但有时也旁枝逸出，说一些言外之意，题外之话。不过，这不是跑题，而是作者对原定题旨的拓展、提高和升华。所谓言外之意，这里的“意”就是对“言”的发挥；所谓题外之话，这里的“话”就是对“题”的发挥。紧扣题旨，是正面讲述道理；而借题发挥，则是侧面谈论观点，而有时则是推演出游离于原定观点之外的新观点，成为文章的一种“副产品”。无论哪一种发挥，对于丰富文章思想内容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法。这也应是杂文相对于一般论文的一大特色。有些编辑以为“旁枝逸出”的文字偏离了主题，便统统删去，文章登时变得干瘪乏味。

作者运用发挥这种手法，往往同时运用求异思维这种思维方法。而发挥的意义，不仅在于由某一观念生发出性质不同的新观念，有时对于确立和深化主题也起着重要作用。鲁迅在《花边文学·知了和蚂蚁》一文中谈到法国诗人拉封丹的著名寓言,《知了和蚂蚁》：

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做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成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

这则寓言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勤劳者才得温饱，不劳动者不得食。然而，鲁迅并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发挥，而是借以为题，采用反向思维引申道：

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接着，作家又用古人的话进行概括：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

文章中这两段反向发挥，正是对主题的确立和深化，这实际上是对罪恶的剥削制度的控诉和抨击。显然，这些思想内容在拉封丹的寓言里是没有的，而是鲁迅联系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运用求异思维生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发挥并不是对原有观念的解说，而是以其为基点的生发。借题发挥，重点在于发挥，而“题”只不过是一个由头。二者之间当然有着一定的内在的联系，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在反向发挥中，二者则是性质相反的两种观念。上述拉封丹的寓言《知了和蚂蚁》是反映“不劳动者将受冻挨饿”这一观念的，而鲁迅所发挥出来的思想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反而不得的温饱。

反向发挥往往是对所谓定论和通说的驳难，是对某些传统和习惯的反叛。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是历史的惰力，习惯是创造的禁锢。没有标新立异的精神，没有离经叛道的勇气，那就只能囿于固有的见解而人云亦云，那就不会有什么求异思维和反向发挥。鲁迅无疑是一位极富思想独创性的杂文家，他常常针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而平淡无奇的看法提出迥然有别甚至惊世骇俗的见解，给人以莫大的启示。鲁迅杂文之所以有极高的价值和久远的生命力，其中重要原因正在于此。

在鲁迅之前的两千多年间，秦始皇历来被看作罪恶滔天的暴君，而鲁迅却运用辩证法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分析，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提出了前无古人的新见解，其实是为秦始皇平反。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鲁迅所实现的重大突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为曹操平反。短短一篇杂文，区区两三段发挥，竟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说明，文不在长，意不在丰，发挥也不在高谈阔论，关键在于话要说在点子上。

以上所谈，是求异思维的4种表现形式，即：对惯常思维的超越，对传统观念的异议，对流行说法的别论，对原定题旨的发挥。求异思维自然并不仅仅表现在这4个方面。还须要杂文作者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以丰富杂文写作的艺术手法。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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