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藏在《收获》里的阅读史

我与《收获》的故事

藏在《收获》里的阅读史

王震

对于《收获》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岁，我在青城的图书馆中翻阅那本已经无人问津的《当代文学史教程》，当我再一次寻找那本记忆中的书籍，异地之间早已遍寻不着那本老旧的教材。但是游走在书架中的我，伴随着书籍上轻微的尘埃，那串已经被掩盖在记忆缝隙中的姓名开始逐渐浮现。

谈起《收获》，整个中文系的学子对其可谓是如雷贯耳。一份《收获》囊括了整个当代文学中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从苏童、余华、马原，到李洱、毕飞宇、史铁生，再到贾平凹、叶兆言、白先勇这些成名已久的大家，无一不与《收获》有着深厚的情谊。对于当时初窥文学门径的我而言，《收获》便意味着所谓的“正统”。说起“正统”自然不能忽略，八十年代曾经被大书特书的“先锋派文学”，以及像我这般“苦”读先锋文学，被所谓的叙事圈套、零度写作等阴云笼罩的初级读者。即便是如今，作为有志于专研当代文学的研究“僧”也不敢妄言自己已经“进化”为所谓的“中高级”读者。

因此，《收获》最初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包含着对于轰动一时文学潮流的艳羡与敬畏。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伴随着不间断阅读《收获》刊登的一篇篇或长或短的故事，它却让我收获了对于当代文学的纯粹认知。或许正如程永新老师通过《收获》构建了一个人的文学史，我也通过《收获》在阅读中逐渐拼凑起独属于自己的阅读地图。

本来我想以“繁华”二字概括这些年阅读《收获》上刊登的小说留给我的个人印象，因为对于成长于边陲小镇、求学于塞外独特风韵、深造于白山黑土之间的我而言，“繁华”似乎与我绝缘。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看着我走过的地图，从榆林出发，跨过茫茫的毛乌素沙漠，经过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最终来到了这深邃厚重的白山黑水之间，行程又何止万里。在这段旅程中，虽说不至于饱览群书，但是间歇时刻阅读《收获》曾经刊登的些许作品总能让人有意外的惊喜。在这里，除却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能够突破传统对于年轻作家的代际概括，发现那些已经崭露头脚或已声名大振的年轻作家。双雪涛、常小琥、葛亮、周嘉宁、王苏辛这些个或许不为圈外人所知，但是却在文学圈内能够让读者了解之后不免会心一笑的名字，我也正是通过《收获》而得知。在阅读这些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我时常为能够体悟他（她）们的写作心境而感到些许骄傲。在此，我也感谢《收获》给予我的这份骄傲的可能。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可能是由于自身心态以及学习途中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这些相较前辈而言更有活力的年轻作家。可是，《收获》总是能够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去拓宽读者的视野。

谈到这，就不免回忆起近日课堂讨论的小说《我们的娜塔莎》，以我个人极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在初次阅读之后对于蒋韵老师的创作可谓是充满了“腹诽”，我很难理解小说中主人公的时代情怀以及那个传奇不老但是却始终平淡如水的故事。然而，当我试图走进那座历史的孤城，设想那个传奇宛若孤魂野鬼游荡在城市边缘之时，我的内心不自觉间充满了感慨。对于蒋韵老师而言，当所谓的传奇沦落为记忆的碎片，相比较回忆的架构，不动声色间更能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动。而《收获》的惊艳之处，或许也正是那囊括各代人的记忆图景，总能够在不经意间勾起不同读者的几分思绪。

对于《收获》而言，它的定位便是一直成为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最好的窗口。对此，我欣然认同并且抱有最为诚挚的祝福。但是对我而言，《收获》可能将会是我现在以及未来岁月中的一份念想。或许仍旧很难做到如数家珍，但是只要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个角落，翻开《收获》仍然能够抱有阅读时的初心，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