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
武术或“国术”
表演或实战
中国武术在民国时期，有一个文化味儿很浓的称谓“国术”，这几乎是与当年“国粹”、“国学”相提并论的架势。这一“国字号”的称谓，体现着国家力量与全民参与。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武术，从国家政府到地方基层，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国家网络之下，似乎正在达成一种局面，即“武林”国有，不再私密；“武术”国有，全民普及。
1928年，燕京大学女学生表演刀术对练。
“国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90余年前。1927年，由当时的国民政法委员张之江发起，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众多军政要人与社会名流纷起响应，率先在南京创立了国术研究馆，对外宣称“国术馆组设，原本救国之热诚，以期强种强国，而循至于民众均国术化”。1928年，国术研究馆更名为中央国术馆。此后，逐渐在国内省市县三级推行“国术”，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网络。到1930年代，全国大中小国术馆林立，私人武馆日渐势微，中国武术的国家网络渐具规模。
中央国术馆的首任馆长张之江(1882～1969)，河北省盐山县人，本军人出身，一向崇武尚武。他曾任冯玉祥国民军旅长和代总司令等职，军界威望极高。1927年，他脱离军界，倾力创立国术研究馆；次年又建中央国术馆，自任馆长。他自青年时起即喜爱武术，曾身患重病，因坚持武术锻炼后恢复健康，因此更加热爱武术。他任馆长期间，国术馆里聚集了一批知名拳师，研究整理武术，开展教学辅导工作，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1933年，他又创办了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
关于张之江创立中央国术馆及省市县国术馆逐渐林立的历程，因相关史料的缺乏，长期以来语焉不详，乏人关注。又因抗战爆发，14年的艰险“国难”，使初具规模的中国武术的国家网络也摧毁殆尽，这段“武术”统称“国术”的历史，也就此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笔者在搜寻相关文献时，虽所获不丰，但亦略有可观处，在此披露一二，希望对于关注中国武术及其发展历程的读者有所助益。
1929年印制的《中央国术馆手册》，可谓“国术”一词成立之后的最早宣传品。略一翻检，即可知当年创立国术馆的旨趣、目标及运作流程。开篇“本馆缘起”中即提到将中国武术改称“国术”的理由，称“国术名义，包举拳勇技击及我国旧有各种武艺而言。我国武艺发达本早，代有传人。近年虽稍稍凌替，偶有能者，其矫捷灵变尤非他邦力士所企及。方法途径别具神妙，与国学同有优异之点，故正名曰'国术’。发辉光大，自不容缓，吾人欲发起国术馆，以应时势之要求。”
《中央国术馆手册》之“本馆缘起”
至于为什么要创立国术馆这样的组织，文中强调有四大理由。首先是为了“重振民气”，称“我国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操作不力，生产日减，民贫国弱，多坐于此。先儒论勇与智仁并重，近代恒言德育智育体育缺一不可，又言健康为事业之基础，中外一理，宁容否认？”其次，是为了一扫“东亚病夫”之耻，这条理由，说得极其沉痛深刻。文曰：
“历代帝王，视天下为私有物，防民或有暴动，使日习偷惰，减少其抵抗力。间有一二豪侠，为酷虐无辜，代鸣不平。亦必有百方摧残，灭绝其类。民气消磨，日甚一日，而东亚病夫之根，即酿成于此。因循苟安，谈虎色变，处此强邻恫吓之秋，其将何以图存，近虽革命军兴，颇洗昔日懦怯旧习，然以吾人体质与他种民族相较，终不免稍有逊色。倘人人研究国术，发愤为雄，虽有健者，宁遑多让。国术与国家社会之关系，概可想见。”
第三条理由乃是为了“备战”，时值日寇侵华之势初显，抗战一触即发之际，这条理由也可谓相当切乎实际。第四条则类似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思想，要将“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大旗举出，要将“武学”的门户偏见打破。文中称“国术以派别复杂，门户之见独深，各怀其宝，各藏其密，不肯公开研究……若不博延通家，集思广益；用以馈饷国人，共事修习，此道将丧，仰何可惜”。
对于“国术”的提法以及国术馆的创立，上述这些基本认识与宗旨，获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尤其是赢得了政府高层及各路名流精英的大力支持。这从手册后附印的发起人名单可见一斑——蒋介石、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胡汉民、李宗仁、何香凝、宋美龄、于右任、蔡元培等均名列其中，可见当时“国术”的盛况。
在“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一章中，中国武术的国家网络之运作流程，也跃然纸上、一目了然。譬如大纲第一条“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又如第二条“为实行前条宗旨起见，本馆得延聘国术专家、体育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左列事项：一、研究中国武术；二、教授中国武术；三、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四、管理全国国术事宜”；再如第三条“本馆经费由国民政府拨给之，但有临时用项时得募集捐款”。
如果说上述这些手册内容，似乎都还太死板、太正式，太板起面孔说话，不那么生动形象，不那么具有“现场感”；那么，不妨再来翻检一下1931年由中央国术馆初版的《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这可是首任馆长的所思所论，对后世读者理解那一段把“武术”称之为“国术”的历史，应当颇具参考价值。
首先，翻开由蔡元培题签的该书封面，先是“国父”孙中山的肖像映入眼帘，随后即可见“国术之父”张之江的肖像了。紧接着，是一页张氏自撰的既类口号、又似口诀的标语，文曰：
愿我同志，刻苦自励。炼修并重，保精养气。至大至刚，经天纬地。
丹田膏腴，赞合化育。中和益善，劳谦终吉。避制攻克，首在节欲。
防微杜渐，朝乾夕惕。敦品笃行，守身如玉。福善祸淫，因果定例。
溯本穷源，基于道义。希圣法天，仁勇且智。爱切望深，曷其有极。
这样的标语，乍一看，颇有些道家内功的法门，点缀其中；中国传统武术里的“养生”与“修德”之旨，还是概括得比较完备的。这样的标语，为“国术”定下了基调，一厚生二重德，绝非好勇斗狠，仍是延续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文脉”的。
《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一篇，相当集中的体现了首任馆长张之江对中国武术之认识及其对推行“国术”的基本理念。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开始了宣讲，开篇即抛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称：
“站在这不竞争不能生存的二十世纪舞台上，我们神明华胄，要怎样才可以避免人的狎侮，引起人的尊视，这是现在所共认为重大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他的解答是，“原来要生存，就要讲求自卫，人人有自卫的精神，有自卫的能力，凡国际上的自由平等，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练习国术，便是我们达到讲求自卫的一条途径。”
接下来，张之江强调了中国武术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认为二者并不相悖，而且可以互为参照。他说：“国术是我们固有的技能，是锻炼体魄的方法。从前习练国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从近数十年来，许多同志们，用了科学的方法，来估计我们国术的价值，才晓得我们的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而且在科学的立场上，还有崇高的位置。”他将国术不是反科学，而是合乎科学的证据，罗列出了五条：
一、国术以手眼身步为锻炼的本质，乃是四肢百体协同的动作。
二、国术锻炼的功效，能增长神经与调和血脉，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国术不受经济的束缚，有平民化的可能，不分老幼，不拘贫富，不分性别，不拘人数，不拘场合，不拘空间时间，随时都可练习。
四、国术是体用兼备的，既可以强身强种，同时并能增进单兵格斗的技术，不论平时战时，皆可得着国术的功效，使人人皆有自卫卫国的能力。
五、国术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神，手眼身步，俱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
中国武术曾有全国考试及实战科目
上述五条，虽然是在强调国术合乎科学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也同时表明，当时国术馆在国术普及化的历程中，对于国民习练国术之目的，最为强调的乃是体格上的“锻炼”。而且，这种锻炼还可以成为“一种优美的锻炼”，还“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这就明确的表达了，大多数国人的国术修习，以体格锻炼为主要目的，如果能“稍得门径”、“得其精神”，则可以向着带有表演性质的“武艺”（即套路演练）转化，而非向格斗与实战转化。
当然，大多数国人的国术习练不会向格斗与实战转化，并不意味着中央及地方各级国术馆会完全放弃格斗与实战科目，会完全转化为国术普及基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国术馆创立初衷的“雪耻”（雪“东亚病夫”之耻）与“备战”（备中日可能发生之战争）两大理由，则无从落实。事实上，国术馆在中国武术用于格斗与实战方面，也曾有过相当扎实的工作。譬如，曾成立“中央技击协会”，搜罗中国武术中最具实战能力的拳术、角术与散打技法，统一编印教材，安排教学工作。地方国术馆中也时有用于实战的武术教材问世，如青岛国术馆就曾于1933年编印《砍刀术》教材，明确宣称砍刀技法要用于抵御日寇、保家卫国，“于冲锋格斗白刃肉博之际”，足可杀敌。
中央国术馆订立《最新国术比赛规则》，1933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国术馆曾推行过带有格斗与实战性质的标准化考试，即全国国术考试，又简称为“国术国考”或“国考”。就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可知，1928年10月11日至19日，曾举行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又曾举行第二次全国国术考试。考试科目分为：
一·预试：套路演练
二·正试：正试乃为双人武术对打，不分级别与体重，采三战两胜制。
试科： 1.拳脚门 2.摔角门 3.刀剑门 4.棍枪门 5.搏击
三·口试：政治理论
国术国考前三名称号：1.国士2.侠士3.武士
从科目设置及前三名称号来看，“国术国考”中仍然有明确的格斗与实战内容，且格斗与实战的成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应试者所获荣誉级别。不难发现，当年的“国术国考”正试科目，与现代搏击与格斗比赛制度有着一定差异，最关键的差异乃是“不分级别与体重”。
这一赛制，看似有失“公平”，但对于经常标榜所谓“四两拔千斤”、“隔山打牛”、“凌波微步”等江湖把戏的中国武人而言，这条赛制的出现，无疑于祭出了“武林打假”的杀手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术国考”正试科目的赛制，在当时的中国武术界确实有“去伪存真”、“求真务实”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赛制本身，也符合张之江等所倡举的中国武术合乎科学而非伪科学的基本认识。
1933年，国术赛制“公平性”得到进一步完善。《最新国术比赛规则》确立选手依照体照分为五级，即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轻中量级与轻量级。但同时也规定，“凡低量级之选手，自愿参加较高之任何一级比赛者听随其便”。
鲁迅支持中国武术用于实战
其实，当年的国术推行，无论是套路表演之“武艺”，还是格斗与实战之“对打”，反对者一直大有人在。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有人向一直反对提倡武术普及的鲁迅投去稿件，表达了自以为和鲁迅“英雄所见略同”的反对意见。此人在文稿中提到：
鲁迅明确讲，“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甚至还颇为幽默的提到，文艺界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用“打拳”来解决，类似于个人意见不合就“约架”分个高下。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但由此可知，鲁迅对中国武术用于格斗与实战并无反感，甚至还颇有赞许之意。而鲁迅表达这一意见之时，恰逢中央国术馆成立之际；或许，这既是历史的巧合，又可算是鲁迅与张之江等创立、推行国术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英雄所见略同”罢。
国术推行20年后，1948年，中央国术馆因经费无着、时局动荡而宣告解散。以锻炼与表演为主要诉求的国术普及也罢，以格斗与实战为国术国考主要科目也罢，都业已成为历史翻过去的那一页。中国武术，依旧在要锻炼与表演，还是要格斗与实战的争论中，继续发展与不断变迁着。至今，民国武术那些事儿，还在继续上演着各种升级、换代的版本，令国人或喜笑颜开，或哭笑不得。
肖伊绯
刊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