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来龙去脉（2）两汉经学的“破产”

有人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烧了很多典藏，也有人说是项羽烧了秦皇宫导致很多经典失传，反正造成的结果就是西汉建国后自上而下的出现了“书荒”。刘邦召集很多老先生，靠着记忆力整理出了一些，又在民间搜罗出一些。汉武帝时期，河间王刘德因为“献书有功”，在其去世后谥为“献王”。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又面临着有书读不懂的问题。于是汉武帝召集大学问家，封他们为经学博士，博士除了整理典籍之外还有带着弟子学习经典。经年累月在东汉时期发展为成熟的经学。这个时候的政治舞台，活跃着三股势力，分别是士人、外戚和宦官。

汉代的人才制度是“荐举制”，有一点儒家“选贤举能”的意思，政府根据一个人的道德操行和社会评价来选拔新官员。士人阶层则在中间操控着社会舆论，当时有很著名的“人物评鉴”活动，比如“月旦评”的主持人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末学后进，都是通过名士的品评来获得政治出身的。

根据社会舆论来选拔人才，刺激了“清谈之风”的兴盛，士人希望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政治人物的进退，而这些政治人物又希望清谈派的舆论可以给自己造势。士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士人在原则上是反对外戚干政的，但现实中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

东汉末年，面对名教的虚伪和官僚集团的腐败，士人把“清议”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企图通过舆论战来重建政治秩序。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的清议名士，比如李膺、陈蕃、郭泰等，他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畏强权，激烈的猛击时政之弊。宦官侯览控告他们“诽谤朝廷”，桓帝下令逮捕，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去世后，灵帝即位。外戚窦武启用被禁锢的党人，试图联合士人集团消灭宦官势力。但是由于谋划败露，仓促起事，窦武、李膺、陈蕃等一百多人被杀，其余党人被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士人集团虽然没能挽救东汉衰败的命运，但是在黑暗无望的年代种下了了“澄清天下”的种子。同时也彰显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已经完全背离经书之中所载的圣人之道。

两次“党锢之祸”的残酷镇压，让苟活的士人逐渐失去了“品核公卿”的勇气，他们转而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安顿。这个时候被冷落的黄老学说重新得到了重视，庄子的”贵生“、”自然“等观念逐渐凸显，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老庄风骨的士人。面对虚伪的名教道德，人们更相为自然真诚的情感。这一些的思想，酝酿着魏晋士人的放达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