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学报主编：怎样检验学术论文的质量？

 问题的提出 

怎样评估学术论文的内在质量？这是学术期刊编辑本职工作中的基本问题。要做好编辑工作，就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对学术规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学术规范对于保证学术论文质量的作用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对一般的学术论文质量标准和编排格式都已了如指掌。

比如，学术论文一定要交代学术史，或者叫做学术综述，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了解前沿，从中发现问题，明确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和方向；学术论文要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规则进行编排，如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编排规则》，美国的《APA格式——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等。比较而言，交代学术史关注的是文章的学科研究内容，所以内在一些；而写作规范关注的是写作在外观上的形式，所以外在一些。

那么，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来说，要审查稿件的质量，仅凭以上两条就够了么？某篇文章交代了学术史，使我们知道该文选题具有学术前沿性，而且它在写作上遵守了某个公认的规则，这是不是就说明它一定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呢？在这两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需要衡量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根据自己若干年来的工作经历，认为，相较于文章的学术史和写作编排规范来，文章的结构设计和论证方法更为内在一些，在这两点上做得如何，可以反映文稿的“内在质量”，我认为这也应该是学术期刊编辑要着重审查的。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现在的确有一些文稿在结构设计上，在实际论证中大有问题，尽管它对学术史做了梳理，尽管它按照某个写作编排规范来设计和行文，但仍然不能认为是一篇好文章，有时甚至不能认为是一篇合格的论文；二是因为历来讲文章学的，对于学术论文的内在结构设计和论证大多重视不够，有的还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据我审读稿件的有限经验，我认为，对于我们今天某些学术论文来说，缺乏理论性仍然是最为突出的问题。相比而言，在学术史的梳理和写作格式的规范上出了问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如果在理论上，在文章结构设计和论证方法上出了问题，没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是不易发现的。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

那么，缺乏理论性在文稿中有怎样的表现呢？由于职业操守，我不能拿作者的来稿在这里做点评，为了说明问题，只好一般性地谈谈结构设计和论证方法这两方面的情况。

其一，结构混乱。学术论文一般都由节、目构成文章的结构骨架，但有的文稿没有遵守写作的基本原则，节、目混淆。例如，同级标题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平列关系，导致论证无效。还有，虽然节目各自平列，但是，节与节之间，目与目之间，界定不清，有的甚至相互重叠，这就带来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往往作者安排在某一节下的某些目，看起来放在另一节里也合适，反过来也一样。总之，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旦展开，文稿就成了一锅粥，论证效率大减，读起来自然会感到重复和拖沓。

其二，论证缺如。最常见的是不知论证为何物，误以为有个想法，举一大堆例证，有正有反，就算是论证了，所以在提出论点后，便用大量经验材料（所谓“例证”）或他人成说（所谓“引证”）撑起篇幅，结果，外观臃肿累赘，内容却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问题，就是为了提请注意，希望我们做学术期刊编辑的朋友们都来重视审察学术论文的结构设计和论证方法，也就是衡量论文的内在质量。

在实际工作中，我曾用“结构合理”、“论证有力”来表扬某篇文稿质量上乘；反过来，也用“结构混乱”、“论证不清”来批评某篇文稿。近些年来，我时常问自己，这样的评价究竟是怎样得出来的？我凭什么这样说呢？文稿的结构是合理还是混乱，论证是有力还是不清，有没有具体的、可以拿出来观察、衡量、讨论的可操作的客观标准呢？我越来越相信是有的。

逻辑学家认为：“概念是判断、推理与论证的基础”；“没有明确（内涵外延都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我读到的许多学术论文，判断、推理和论证上都看不出有多大问题，一般文章学所要求的引证、例证、喻证、类比、对比等样样不少，可是总感觉缺乏应有的力度，总感觉不像是在分析和论证，总感觉没有进入事物的内部，没有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

经过若干年来的学习和思考，我确信，问题出在作为论证基础的概念上面。忽视概念知识（也就是理论性）在论文写作中并非个别现象。为了能够真正了解论证是否有力，目前我的做法是把概念知识迁移到审稿工作中来，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诸规则，也就是用定义和划分的知识来审查文稿的结构是否合理，论证是否有力。我曾把这种方法叫做“概念衡文法”。以下是我在工作中的一点小小的体会，极不成熟，斗胆拿出来，向大家求教。

 关于文稿的结构设计 

概念是表示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的语词，是人类关于世界的抽象认识的成果，反过来又是人类有效地把握世界的工具；学术论文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性成果，是通过概念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成果。所以，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要学会运用概念知识来做衡文工作，至少要关注文稿的结构和论证质量问题。首先谈谈文稿的结构设计问题。

1、检验文稿的研究范围是否清晰

学术论文都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都有研究的对象或主题。这对象或主题可以是具体的某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某道理，不管哪一种，都要以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既然是概念，审稿时就一定要按照概念的规则来审查。具体而言，学术论文要遵守科学规范，就一定要把事物和道理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上来把握，就一定要保证研究范围清晰明确，这个范围既包括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包括研究资料的范围，这是科学规范的要求。

➀ 看研究对象的外部边界

众所周知，概念需要定义。按定义，英文做definition，这是名词，动词define，它的基本含义就是“限定范围”。学术研究首先要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的某物或抽象的某理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上来考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划清某物或某理的外部边界。道理很清楚，边界不清，资料范围就无法确定，在讨论与他物他理的关系时也无法准确地判断和推理，随后的研究就难以进行下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语词大国，诗词歌赋小说戏曲样样不少，且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可偏偏不是一个概念的大国。我们习惯于把任何对象都纳入到我们的语词描述当中去，而不习惯用概念来分析和批判，这在学术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近代以来，但凡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者，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在概念思维上有所领悟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著名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1880—1971）就是这样的少数人之一。在历史研究中，形式逻辑很难受到重视，可陈援庵先生的研究却体现出了鲜明的逻辑性，发现这一点的是一位著名日本学者，他叫桑原骘藏。

陈援庵先生早年有一部名著，书名叫《元西域人华化考》（完成于1923年）。桑原骘藏教授指出：这部著作的最大意义在于作者在序言中“先限定西域之范围，以解释华化之意义；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支那学者所不经见。”把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给重要概念下定义当作科学方法，而据此断定陈氏此书的突出价值就在于这种科学性。这个认识的确是独具慧眼的。可惜，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的中国学界仍未能受到很好的理解和重视。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的文稿忽视对研究对象或主题作概念的界定，结果导致边界不清，资料范围、论述清晰度都大打折扣。

➁ 看研究资料的范围

中国学术界对陈援庵先生历来就有很崇高的评价，但给出的理由似乎并不恰当。例如，流行的看法认为陈先生讲求“竭泽而渔”，好像他的研究的特点和成就只有资料丰富这一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与中国人喜欢以“博雅”和“博闻强识”夸奖学者的传统相一致。其实，这样的夸赞是模糊的，远不如“科学性”更有说服力。黑格尔说过：“学识广博尚不能算是科学。”相对于学术资料的数量来说，学术方法的科学化改进更为关键。道理很清楚：没有合理的范围限定，在什么范围内搜集资料都不知道，如何做到“竭泽而渔”呢？所以即使是查找资料，限定范围也是先决条件。可见概念定义的重要。

2、检验文稿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研究对象，而弄清内部结构是把握对象的具体方法。一般说来，把握对象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经验的，一是理论的。经验的就是关于对象的感觉、知觉、印象等知识。这些知识有直接性的优点，可是也有零散、片面、不成系统的缺点，而且随着感觉主体的不断变化而随时变化，因而又具有不确定的特性。理论的则是关于对象的概念性把握，即把对象当作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当作具有种属关系的，当作不变的东西。理论的途径显然是间接性的，但却可以全面地、稳妥地把握对象。只有把经验的和理论的结合起来，才能兼收直接性的真实和间接性的全面的优势。我们要把握对象，就是要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对象的情况。经验的直接性，理论的全面性，两相结合，才是有效把握对象的好办法。联系到学术论文，就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的全面性，两者结合，才算是真实反映对象的好文章。

怎样才能使问题的研究达到全面性的目标呢？那就要按照表现该问题的概念的定义和划分来进行。

在实际工作中我经常会读到一些文稿，满眼都是资料或论据，很难找到清晰的范围和结构。而读到好文章时却会发现，资料不是随意地堆积在那里，而是有结构地呈现出来的。这结构是凭什么设计出来的？作者自己也未必想过，其实是他的逻辑思维在起作用，他的文章与概念的基本规则，即概念的种属关系，概念外延的合理结构相符合。因此，我认为，作为学术期刊编辑，衡量学术论文的结构设计是一项重要任务。初步说来，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➀ 看文稿的节目设计

衡量文稿结构是否合理，重要的是看节目设计是否符合概念的种属关系。其实文稿标题和“节题”之间，“节题”和“目题”之间，一般应为种（genus，或译“纲”）和属（species，或译“目”）的关系，也就是上下位关系。节与节，目与目，都应该是平列且相互排斥的，如果做到了，再看文稿设计的节目与所有资料是否吻合，节目和资料不多也不少，恰好吻合，这就说明文稿节目设计是合理的。

以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目录为例，可见文章内在结构的合理设计。除了卷一“绪论”限定范围，交代背景，卷八“结论”之外，其他六卷分别是“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根据陈老的具体呈现，它们做到了相互平列和排斥，大体上可以划归一类，相当于属概念，统统纳入“元西域人华化”这个种概念内，看起来，资料是穷尽了的。

其中，六个目与各自下属的细目，虽划分标准不一，但各自都可构成种属关系。例如，“卷二 儒学篇”中，“一、西域人之儒学”为总论，下面“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三、回回教世家之儒学”、“四、佛教世家之儒学”、“五、摩尼教世家之儒学”做到了既平列又排斥，构成了目（此时的“目”相当于“种”概念）下的属概念。

“卷三 佛老篇”之下，“一、西域词人之佛老”、“二、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三、基督教世家由儒人道”也是既平列又排斥，共同构成属概念。

“卷四 文学篇”之下，“一、西域之中国诗人”、“二、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三、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四、西域之中国文家”、“五、西域之中国曲家”总体构成属概念。不过，其中似乎还可以再抽出一层：诗、文、曲三类，诗下含现在的一、二、三细目，这样或许更精准一些，当然也要烦琐一些。不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精密是具有一些烦琐性质的。”学术研究理应以精密为目标，烦琐作为代价也是必须的。

“卷五 美术篇”之下有“一、西域之中国书家”、“二、西域之中国画家”、“三、西域人之中国建筑”三部分，比较清楚，是严格的种属关系。“卷六 礼俗篇”之下有“一、西域人名氏效华俗”、“二、西域人丧葬效华俗”、“三、西域人祠祭效华俗”、“四、西域人居处效华俗”也是标准的种属关系。

“卷七 女学篇”之下有“一、西域妇女华化先导”、“二、西域妇女之华学”，大概由于资料有限，只好从简，所以看起来与其他五节标准不一，但却是既平列且排斥的，仍然符合概念外延划分规则。

有时在审稿中，我常常边读文稿边在心里面把文内所有节目标题拆散打乱，再按照概念的种属关系重新排列组合，看能不能复原，如果可以，就说明文稿结构设计是合理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的节目标题比较容易识别和复原，可见其结构是比较合理的。而有的文稿节目设计本来就不合概念种属规则，打乱后也无法合理地重构，显然，这样的文稿是有问题的。至于另外一些文稿，内文不设文字标题，只列“一”、“二”、“三”……或“1”“2”“3”……遇到这样的文稿，那就只好根据内容来衡量了。

➁ 看文稿的资料与结构的关系

除了外部边界或总的范围以外，资料也不是囫囵一堆，更不是铁板一块的，它的内部也是要继续划分的。换句话说，“竭泽而渔”的“泽”也不是简单的死水一潭。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谈到陈援庵先生的“竭泽而渔”方法时曾准确地说过：“必须把‘泽’看做横向具有结构而纵向又具有层次的整体。”与文稿的主题范围和写作策略相一致，资料也要按照文中的结构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和层次。

这样看来，搜集资料决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不能满足于外部范围的确定，不是单纯数量的越多越好，也是要做到内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这就要求数量适当而具有典型性。

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譬如：有这样两种情况：其一，已知某课题应由五部分组成，某位作者对其中某一两个部分积累了100条材料，而其他两三个部分则没有准备；其二，另一位作者对这个课题的每个部分各准备了10条典型材料，材料总数是50条。问：这两种情况哪一种的材料更充分呢？是100条呢？还是50条呢？看来不能用绝对数字的多少来判断。可见，按照概念外延划分的规则，同样要求资料搜集工作也要按照概念的结构和层次来完成。我们看一篇文稿是否可用，也要看它的资料工作是否符合内部结构的设计或曰概念外延划分的规则呀。

 关于文稿的论证方法 

传统文章学在谈到议论文时，认为“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以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战国纵横家的“策论”或“说辞”，往往是以“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以使人承认为目的的”。古希腊有所谓“修辞术”，与“策论”或“说辞”很相似。它是以演说的方式煽动听众，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许多智者就以教授修辞术为谋生手段。“策论”或“说辞”和“修辞术”的方法与传统文章学关于议论文方法的表述较为接近。不过，这样的所谓议论文主观性较强，与现在的学术论文是不同的，后者的目的是探索真理，讲究客观性和科学性。由此可见，传统文章学关于议论文写法的主张，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学术论文写作。换句话说，学术论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文，不能用传统文章学的规则来衡量。这是要引起我们学术期刊编辑人员重视的。

学术论文以追求真理为目标，那就要求编辑在审稿时，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检验文稿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我的做法是看以下两条。

1、看论证是否从概念分析开始

早年的文章学家认为：“议论文实际上就是对于所提出的命题所给的证明……命题是议论文的根本。”“做议论文的第一步，就是认定自己所要提出的命题。命题确定了，然后加以证明。”有的学术论文的确是以提出命题、论证命题进行的；但也有许多学术论文则采取了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方式展开的。问题逻辑与命题逻辑究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晚近的文章学家则认识到：“论证，实质上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论证的内容要素有四：说明、证明、阐述（亦即论述）、辨析，它们就构成了论证的全部内容。”在解释“说明”时，甚至还提到“概念说明”对于题旨说明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把“精确定义”作为科学论文和学术著作的说明方法。但是，究竟怎样给概念下定义？学术论文的概念定义怎样进行，还是没有具体的说明。

有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分析是论证的主要方法，并且指出分析法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思维方法。”这是对的。但什么是“事物”？“事物”以什么方式在文章中呈现出来？分析从哪里开始？持以上论点的研究者往往又返回到具体的经验事实上，主张从经验事实整体开始，这样的“分析”，逻辑性反倒大大降低了。

按“分”，《说文解字》：“别也。从八刀。刀以分别物也。”“析”，《说文解字》：“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 “分”“析”两字连用，意思就是打开。因此，分析是打开。

所谓“解释”，也有打开之义。不但中文，就连英文的解释（explain, expound），也有打开之义。那么“分析”究竟要打开什么呢？前文已经说过，学术论文不管讨论的是具体的事物，还是抽象的思想，都应该做概念看，都应该提升到概念的高度上来认识，即用概念来要求它。可见，分析所要打开的，不是别的，第一个就是概念。而要打开概念，唯一办法就是定义（含划分），这样才能走上分析和论证的轨道。

在我所见的文稿中，仍有许多未能把要讨论的问题上升到概念的层次上来。文章主题不作概念定义，要想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论证具有必然性，是困难的；而繁冗拖沓、论证效率低下却会成为常态。

时下经常见到以“高校道德教育”为题的论文，作者往往习惯于从经验上，把这个学术问题具体化为学校职能部门的某项工作。例如，除了党团组织，一定会想到食堂还能做什么贡献？就业指导办公室还能做什么贡献？其他职能部门还能做什么贡献？可是，像这样平面地推开，创新的余地就很有限。道理很清楚，高校再大，能做相关工作的机构也就那么多，写完了，还写什么？

我从来不认为高校思想品德教育这个题目不能写，关键是怎么写。我们编辑部曾经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稿，题目是《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反思高校道德教育》。一看题目，就感到与众不同，有深度，有内在气质。

文稿第一节谈高校道德教育的尴尬现状，下面的第一目“德育知识之界限模糊不清”，从标题就可看出有概念意识。该文以德育知识、德育实践、德育信仰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其实就是“道德教育”的三个构成要素，也就是概念的外延，或曰种概念下的属概念。文稿恰恰是通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看道德教育的出路，有一定理论性，也有一定新意。这篇文稿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上，发表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不止一次地被引用，这说明文稿质量的确不错。我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概念分析在论文撰写中的意义，是有实例可证明的。同时也说明，我们做编辑的，应该有审查稿件概念分析的自觉。

总之，作为学术期刊编辑，我们要看文稿是否从“打开”概念开始，判断和推理是否合乎思维规则。要做到这些，我们自己就得懂点逻辑知识。逻辑学家说过：逻辑是一把“斧子”，一把“思维的斧子”。学点逻辑知识，我们就可试着用这柄“斧子”打开文稿的论证程序，检验文稿的内在质量。

2、看论证是否兼顾说理和用例

论证就是拿论据来说明（证实或证伪）某个论点（观点或假设），论证需要遵循自身的规则，不过，在实际的审稿工作中，我发现，有些文稿在论证时存在两种偏向。

其一，例证有余而理证不足。这是一个大问题。研究者已有所见，概括为“有例无证”或“有据无理”。文史类文章较多，其他学科的文章中也有。理证不足造成的最大问题是例证效率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无效。目前的情况是，完全无效的论证并不多见，效率不高，价值不大的较多。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表现，就是迷信所谓实证研究，拿着舶来的一些模型和公式，添加若干中国资料（元素），以为就是创新了，事实上放弃了创造性的理论思考。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分析了经济学论文模型泛化的表现和成因，指出三个原因：其一，海归学者的影响；其二，国内主流学术期刊的导向；其三，作者专业水平的局限。

文章指出：“国内带有数量模型的经济学论文与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带模型的论文有着显著的不同。国内经济学论文的模型多为模型的应用，有关这些模型理论方法方面的拓展、完善或全新模型的设计方面的论文却很少。相反地，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则更多聚焦在数量经济模型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创新上。……那些……研究成果，通常被认为是奠基性的、创新性的，代表着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水平。”该文作者因此提出，期刊界有责任把好模型关。

其实，使用模型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明白，没有什么模型可以脱离理论思考，可以脱离理性思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这个英美传统与中国古代的经验（体验）主义大相径庭，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上述文章作者所言：“一个数量模型的设计和应用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没受过长时间系统正规的专业训练，没有扎实的经济学、逻辑学知识，没有深厚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底，是很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树的。”我们的编辑人员应该看到，使用模型没有错，但对模型要有清醒的认识：模型不是万能的金科玉律，也是需要批判的，需要理论的批判，没有批判的盲目照搬，除了有一些实用价值外，只会流于平庸，是不会有重大的创新意义的。

以上例子只是表明某些经济学论文创新性的不足，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还不至于完全无效，至少这类文稿在形式上还是可以成立的。

问题更严重的是有的文稿根本就缺乏概念思考，没有足以撑起来的骨架，只好堆砌资料。上面说的经济学论文至少还有个模型、框架，资料堆砌也大概可以做到分类存放，而有的文字，连基本的结构框架都没有，剩下的就只有材料的简单堆砌了，这样的文稿是没有论证效力的。不会说理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懂得用概念来思考，不懂得把研究的对象上升到概念的范畴来思考。没有概念思考，自然就没有种属关系的划分，也就没有结构层次可言了。这类文稿的最大特点就是关键词不定义，不划分，一上来就说事，这是一个通病，也是它的痼疾。这种情况与我们对普通议论文的某种习惯性理解有关，我们一直相信议论文要“判断一件事，总是以经验作根据”。对于学术论文来说，情况应该有所不同，即在经验的背后，应该是有理论思考作支撑的，即应该是有结构设计的，缺了这一条，就容易出现例证有余，而理证不足的情况。

其二，例证不足导致理证无法实施。调查研究不够，理证没有得以建立和施展的足够的前提条件也是一大问题。资料搜集——分类整理——结构设计——理论思考，这应该是学术论文写作的通常程序和步骤。没有搜集足够的资料，没有对足够的资料做建构的工作，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分析。从前，陈援庵先生在历史研究中讲求“竭泽而渔”，强调只有全面占优资料，才有可能做出创新性成果来，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我读过的一些文稿就存在这类问题。曾经有一位熟人写了一篇评论时下社会问题的论文，投到了国内一家著名报纸。编辑看后建议增强理论性。作者不太理解，便来问我。我仔细阅读了文稿，建议作者下大功夫搜集相关资料，然后再谈结构设计问题。作者感到迷惑不解，问道：“不是让我增强理论性吗？怎么要搜集资料呢？”于是，我便与作者详细地交流了我对文章的理论性的看法：

关于写文章的理论性问题，略赘数语：经验和理论，实证和思辨，应该是统一的。所谓经验，实证，是说文章的材料，材料越充分，越有助于思考结构、层次问题。反过来也一样。所谓理论，思辨，是说对事物内部构成的认识，这个认识越是深入，越是清楚，对调查研究、对搜集资料，就越有指导意义。没有理论，材料是盲目的，再多也无助于认识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层次；没有材料，再聪明也无法制造出真实的结构和层次，也无法进入事物的内部，认识其本质。所以，说到文章的理论性，就是要把材料和思考结合起来的，缺一不可。材料是内含理论的材料，理论是有材料支撑和体现的理论。要提高理论性，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另一方面要根据材料做结构、层次的建设。这样认识的事物才可能更真实。（资料来源：2011年1月12日本人电子邮件）

接着，我和作者一道分析文稿为什么存在理论分析不足的问题。我认为，原因不在于引用某些理论知识的不足，而是缺少相应的资料。我们搞学术研究，确定了问题后，就要下功夫搜集相关资料，最好能做到竭泽而渔。有了足够的资料，还要对这些资料做分类整理工作。分类后，又要对各类资料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资料是有结构的，而构建并分析某物的内在结构，不就是理论活动吗？文稿之所以缺乏理论性，就是因为没有让理论得以施展的足够资料，所以我建议首先要搜集资料。

总之，以上两种偏向都忽视了资料和理论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所谓实证离不开方法，而方法又离不开理论思维；所谓理论，也离不开材料，材料的多少、对材料的分析评判，都决定着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理论和材料、说理和用例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或者说有着同一关系，这也是编辑衡量文章内在质量时要注意的大节和要点。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文所谈的文稿结构设计与论证方法其实是相通的，甚至说的就是一回事：最核心的关键词一旦分析开来，必然就成为文稿的结构布局。所以，结构设计好的，往往就是会论证会分析的，反之亦然。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说的都是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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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标题：怎样检验学术论文的内在质量？——“概念衡文法”初论，原发表于《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4期，作者：蒋重跃（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