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赤水的名门望族——兼议刘竹轩是赤水大涨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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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赤水的名门望族

——兼议刘竹轩是赤水大涨人吗？

一

古代的中国，有无数世代相传的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因文化素养较高，财富积累较多，可以数代都出现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在地方上形成一个有名声、有地位的名门望族。我的家乡赤水镇乃千年古镇，交通便利，人杰地灵，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家族，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赤水镇西北的大涨刘氏家族了。

新辑大涨刘氏族谱  自《华州史话》

赤水镇的大涨和小涨一样，都是一个历史名称，也是古代的一级行政单位——比乡低一级，叫里（民国初年已弃而不用）。历史上的大涨里，泛指赤水镇西北角渭河沿岸一带的那些村庄，如新胜、刘家庄、小村、台台、庙西等。因渭河自西向东流到这儿后，在詹家拐了个直角弯向北流去，不久又折头向东流向二华潼关，而大涨正好处于渭河由北向东拐的这片区域，所以历史上这儿虽然有宽阔的河滩（后来由于渭河改道，好些河滩都置于渭河北岸去了），但却是个交通死角——偏僻荒凉，地广人稀，村子很小又很集中。因此在赤水一带，很早就有“大涨不大，小涨不小”的说法。

在大涨一带，分布着很多刘姓人家，尤其是新胜、小村、台台、刘家庄、新城等村，几乎全是刘姓。他们的先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其始祖是元末明初的契丹人耶律权。

据《华县志》（1992 年版第118 页）记载：

元末，定威大将军耶律权，契丹族，与张良弼、李思齐驻兵潼关。洪武二年（1369）五月，明将徐达攻入潼关，张、李逃遁，耶律权退隐至今华州城西北十五里处之大涨村一带，改姓刘，其后裔散居于今赤水镇的魏家庄、安门前、三涨村等地。至清末，已历二十二代，今上述刘姓，亦存有其族谱。

2012 年5 月，闫广勤先生主编了《华州史话》一书。该书中《华州的名门望族》一文，对上述记载做了进一步阐释，辑录如下（见该书第155 页）：

明清以来，华州还有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的先祖不是汉族，而是契丹人，这就是大涨刘氏宗族。今赤水镇北部的新城、台台、麦王等地，过去统称大涨，这里的刘姓人家很多，他们的始祖是元末明初的契丹人耶律权。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部族，曾建立大辽王朝，辽朝的皇族姓耶律。辽朝后灭于金朝，但耶律氏在金朝以至元朝，仍很活跃。耶律权的先祖是辽国开国皇帝辽太祖的太子耶律突欲（又名耶律倍）。契丹于天显元年（926）灭了渤海国（约在今东北地区直至日本海沿岸）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太子耶律突欲为东丹王。东丹王的八世孙耶律楚材，是元朝著名的政治家，官至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而大涨刘氏的始祖耶律权，就是耶律楚材的后裔。耶律权是东平（今辽宁辽阳）人，在元朝末年时任统镇三秦宣威大将军，驻防潼关，置于李思齐、张良弼的指挥之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五月，明朝大将徐达的部将冯胜进攻陕西，占领了潼关、华州，元军大败西逃。耶律权见元朝大势已去，无心继续征战，就解甲归田，携家人在华州大涨里隐居下来，并将姓氏改为汉姓“刘”。明朝统治确定以后，刘氏编入户籍黄册，正式成为华州人。大涨刘氏与原百姓友好相处，互通互往，逐步融入华州社会之中。

《华州史话》主编 阎广勤 袁埔良

附带说一声，为什么当初耶律权要把自己的姓氏改成“刘”、而不改成“张”“王”“李”“赵”等其他汉族大姓呢？据其后人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刘”字系繁体写法——“劉”，而将这个字分解开来，是“卯”“金”“刀”三字。其第一字“卯”是“留”字的上半部，而“留”与“劉”同音；第二字和第三字分别是“金”和“刀”——可以理解为“金属”和“刀枪”，泛指金属类冷兵器。若将这三个字连接起来，就是“留下兵器”——也就是放下武器的意思。所以耶律权便取“留”字的音，取“放下武器”的意，将自己的契丹姓氏“耶律”改成了汉族姓氏“劉”——这也是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下，耶律权军事集团为避免大明政权的追杀，而在委婉地向新生的汉族统治者表明自己“归顺”的政治态度。如此说来，这位元末驻守潼关统镇三秦的契丹族“宣威大将军”，绝非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精通汉族文化精髓的儒将。至于此说是否准确，鉴于距今已650 余年，也就不得而知了。此系题外话，就此打住，不再深究。

除此之外，《华州史话》还对大涨刘氏后裔中的名人，做了详细介绍：

经过世代奋斗，子孙繁衍，耕读传家，大涨刘氏逐渐成为华州的名门望族，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人物。清同治八年（1869），大涨刘氏中出现一名举人，此人叫刘均。光绪元年（1875），另一名大涨刘氏的刘域考中举人。刘域于光绪八年（1882）编修完成了《三续华州志》，为华州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与文献。

清末著名的大涨乡绅刘如玉，字品三，号东野，知识渊博，手不释卷，曾著有《壬戌回乱记》一书。刘如玉热心公益事业，华州地方上的修桥、治水、建书院、修文庙无不参加。刘如玉全家子孙数十人，都读书求学，学有所成，投身教育。其长子刘澍瀛，字海寰，与杨松轩、顾熠山等一起开拓华州教育事业，曾任教育会副会长，民国时曾任西安总商会会计。刘如玉次子刘澍瀜，字叔波，光绪年间秀才，热心教育事业，从清末到民国，曾创办东野小学、卧龙寺小学，心系教育，功在地方。刘如玉三子刘澍浈，字季龙，曾在咸林中学任教。刘如玉的后代中有许多人，至今仍从事教育事业。

极有意思的是，该书还将我们辛村常家组的刘竹轩，记成了赤水大涨人。具体是这样叙述的（见该书第155—156 页）：

华县咸林中学的第二任校长刘竹轩也是大涨刘氏。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从1922 年至1932 年任咸林中学校长达10 年之久。此后仍担任该校常务校董、董事等职，并兼任教员。他在咸中服务30 年，时间之长，在学校众多教员中是不多见的。

《华州史话》在华州及渭南市史学界，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作用，所以它对大涨刘氏的这些论述，很快得到了渭华民众的一致认可。

二

然而，刘竹轩是大涨人吗？

想起以前因工作上的原因，我曾多次翻阅过华州教育史料，发现这些史料同《华州史话》一样，也是将刘竹轩记作“赤水大涨人”的。如：

1. 《华县教育志》（2005 年版第521 页）：刘竹轩，名中虚，赤水乡大涨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咸中常务校董、第二任校长。

2. 《华县咸林中学百年史志（二）》附表2：咸林中学创办者、校长和老师一览表：刘竹轩，赤水大涨人，1922—1932年在校任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日本明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常务校董，第二任校长。

《华州史话》及上述记载，令我疑窦丛生：刘竹轩明明是我村人，且与我同组（常家组）、同宗（系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生于我们村、长于我们村、娶妻生子于我们村、死后葬于我们村，其后裔也一直生活在我们村，为什么这些史料，却统统把他记成“赤水大涨人”了呢？如果他是大涨人，那我们常家的这几十户刘姓，则也应是大涨人了。如此一来，我们岂不也成了元末契丹族的后

裔？——事关我村全体刘姓村民的“根”，所以引起了我的关注。

为此我曾咨询过《华州史话》主编闫广勤先生，以及华县咸中校史编辑邵拉雄先生。他们均说这些记载并非他们首创，而是沿袭旧例而已，并推测说“大涨”可能是个大概念，辛村也属其中吧。但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这个说法过于牵强。因为在我村人看来，辛村和大涨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仅相距较远，而且中间还隔了条遇仙河。长期以来，在我村村民的传统意识里，大涨本是遇仙河以西，赤水河及渭河沿岸的那些村庄，与我村毫无干系。为此我还仔细查阅了《华州史话》中“明清时期华州的建制区划”一文。根据文中“清朝华州行政区划示意图”，位于遇仙河东侧的辛村，历史上属“遇仙里”，清时属丰原乡（2015 年辛村与罗家合并后改为遇仙村，可能即以此为据），而“大涨里”位于遇仙河下游西侧，西依赤水河，北临渭河，清时属孝弟乡。因此，说辛村属大涨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辛村常家刘竹轩玄孙刘新旗（中排左）玄孙媳赵芳芹（中排右）的全家福    2017 年农历正月初二摄）

尽管无人能说清此事，但我总觉得“刘竹轩系大涨人”之说，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个大概率事件。因为历史上的辛村，分为高家、常家、岳家三个村民小组。常家现有常、刘两个大姓，由村名可知，常姓是原住户，而刘姓是后迁来的——否则村名就应叫“刘家”了。那么刘姓是何时迁来的？从何处迁来的？只有弄清了这两个问题，疑问才能迎刃而解了。

先谈第一个问题。

常家的这几十户刘姓，是同一祖先的后裔，现在分为三支。其中一支中有我一个发小（1946 年生）。他阅历丰富，博才好学，退休后闲居在家，常做些村史家史之类的考证工作，并写了《辛村常家刘姓的来历》一文（系家族内部资料）。据他考证，我村三支刘姓中他们这一支，到他这辈为止，在常家已历6 世（详情此不赘述） ——即他是常家刘姓的第6 代后裔。我想此说若能成立，那么

可以这样推测：每代按20 年计算（那时男子十八九岁、女子十六七岁便结婚生子，所以每代按20 年计算，是比较合适的），6 代共120年；从他出生的1946 年向前推120 年，是1826 年，属清道光年间——也就是说，常家刘姓的第一代祖先，是清道光年间迁来的。

这个结论对不对呢？这使我想起20 世纪50 年代前期，每逢清明节，我们常家的三支刘姓，均是到村西北不远处的两座墓堆前去上坟的，具体方位在现刘志强家正北五六十米处。听老人们讲，那两座墓堆便是我村刘姓第一代祖先的墓地。在我的记忆里，那两座墓均系土墓，上无一砖一瓦，占地面积极小——每座一米见方，东西相距约四五米，上面长满了荒草。据此可以这样推断：设想刘姓第一代祖先1826 年前后迁到常家后，在此生活了50 年，于1876 年前后去世，留下了两座土墓。尽管当初土墓较大，而且每年清明节子孙都要对其添土修葺，但经过70 年的风风雨雨，到了1946 年前后，那两座土墓就变成小小的墓古堆了——也就是说，从常家刘姓祖坟的存留时间上分析，第一代刘姓祖先是1826 年前后迁来之说，大体上是可信的。

那么，究竟是从何处迁来的呢？——即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现有两条信息可供参考：

1. 根据《华县志》中“……其（契丹族耶律权） 后裔散居于今赤水镇的魏家庄、安门前、三涨村等地”的记载，安门前刘姓是从大涨迁来的，而我村距安门前仅咫尺之遥（约一二里），既然安门前刘姓是从大涨迁来的，那么我村刘姓没准也是从大涨里迁来的，只不过因为不是批量迁来，而是单个（或夫妻俩） 迁来，所以此处未将村名标出罢了——很可能是被包含在“……魏家庄、安门前、三涨村等地”中的那个“等”字中了。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另据持有刘氏族谱的后裔吐露，族谱中不乏道光年间“其后裔迁往遇仙里”的记载（大意），更是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可能。

大涨刘氏先祖耶律楚材

2. 我父亲在小学教书时，闲聊中曾向同仁高永安（辛村高家组人，高世宏的爸爸） 谈过我村刘姓渊源的一些情况，大意是：我们常家刘姓，同大涨刘姓是有历史关系的；我与刘竹轩同属一辈，是“中”字辈的（刘竹轩本名中虚）。两地刘姓究竟是何关系，高永安说我父亲未讲，他亦未问。我由此猜想，很可能我父亲当时就知晓一些辛村刘姓源于大涨的信息，只不过因未意识到其历史价值，未将其告诉后辈罢了。假若此说不谬，那么我父亲等常家刘姓中的“中”字辈，则很可能和大涨刘姓中的“中”字辈，均属契丹后裔中的同辈人了——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

从以上两点看，常家刘姓第一代祖先是从大涨迁来的可能性极大。正因如此，刘竹轩系“赤水大涨人”之说，自然成了一个“大概率事件”。

三

但这里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父亲是从何处获悉这个信息的？他说的话可信吗？

我反复琢磨，觉得从他讲话内容涉及刘竹轩看，他很可能是从刘竹轩那儿获悉这个信息的。刘竹轩生于1893 年，是上世纪前期华州的文化名人——北师大毕业后，于1922 年8 月—1932 年9 月担任咸中校长10 年之久，后担任校董或常务校董直至新中国成立。他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博学多才，阅历很深。担任咸中校长后，他立即通过在北大读书的杨钟键先生（咸中创始人杨松轩之子），恭请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的毛润之来咸中任教①。此事后来虽未如愿，但他对青年毛泽东的敬佩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也在华县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清末民初那种社会形态下，他很可能通过各种历史和文化渠道，获悉了辛村刘姓源于大涨的一些信息，并因此对外宣称过他是大涨人。我父亲20 世纪40 年代在咸中读过三年初中、一年高中（后因家穷辍学）。当时和他一起在咸中就读的，还有其堂兄刘中谦。他兄弟俩虽然年龄比刘竹轩小，但因是刘竹轩的本家兄弟，

所以经常出入于刘竹轩的宿舍及办公室，且与其关系甚笃。刘竹轩也曾给予过他俩很多关照，如后来曾无偿供养刘中谦在北京“中央交通技术学校”读书以至毕业。当时刘竹轩的儿子刘克温（字朗如），正在北大英语系读书，刘中谦也顺便陪伴了刘克温。我推测，很可能是在咸中就读期间，我父亲从刘竹轩那儿获悉了有关信息。

如此说来，“刘竹轩系大涨人”之说，很可能系出于刘竹轩本人之口——不仅我父亲的信息是从他那儿获悉的，而且连华州史料中有关记载的源头，也很可能就在他那儿。没准从民国时期华县咸中的有关史料中（如刘竹轩的自传等），就可觅得此事的蛛丝马迹。而这些史料，现在也许收藏于县档案馆，也许收藏于省档案馆。因为无论新中国成立前后，华县咸中都曾长期是“省管”学校。如果从此思路出发，能寻觅出一些蛛丝马迹的话，那么常家第一代刘姓是否是清道光年间由大涨迁来的，也就有了眉目了。而刘竹轩是否系大涨人氏，以及我村刘姓是否系元末契丹族后裔，自然真相大白了。

刘竹轩是大涨人吗？——这是一个难解的谜。我知道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揭开谜底的，故将拙见陈述于此，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方家讨论，为解开这个谜做点贡献。

注释：

当年在北大地质系读书的杨钟健（此时杨已与毛润之相识，是陕西省最早结识毛润之的人），曾秉承父命多次在北京为华县咸中代订刊物、介绍教员。他在1923 年5 月26 日给家父的信中写道：“咸中教员，不知发生问题否？前之言手工教员，现已他就。前竹轩托请润之，几日来尚未见他面，但以儿推测，恐不能就。”（见2011——2012 《华县年鉴》第426 页）

作者简介：

刘正军，男，渭南市华州区赤水镇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退休公务员（曾任市教育局副局长）。爱好文学，作品散见于《渭南日报》《天水日报》《都江堰报》《华山文学》《西岳》杂志及陕西新闻网、陕西农村网等网络平台。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