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身份管理与岗位管理的融合
开启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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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们基本上按照传统的身份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这似乎天经地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岗位管理似乎更有道理，更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开发。
人才开发的实践表明，身份管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谓身份，基本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但是，我们仔细深究，就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知识和能力，还是过去的出身？是已有的地位决定身份呢，还是一个人实际的知识能力决定其应该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仍然需要认真的思考。几十年来，身份管理的局限性在事业单位可谓有目共睹。长期以来，国家没有建立适应事业单位工作性质和特点的人事制度，基本上按照党政机关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因而缺乏竞争机制和自我激励机制，人员和工资都由国家决定，政、事职责不分，机构臃肿，财政负担沉重，社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合理，干部能上不能下，人员能进不能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弊病无疑与身份管理有密切的关联，结果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才的潜能开发，制约了事业单位发展的整体效应。
身份管理的尴尬在身份分类上早已捉襟见肘。比如说，在人大现行选举制度框架下，代表结构比例一般是通过以下七组数据反映出来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即受教育水平）、代表身份构成、代表行业分类（代表界别）。然而，在实际的统计中，前五组数据比较清楚，而后两类就具有模糊性，有时难以界定，特别是代表的身份问题，一般主要分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宗教人士、归侨等类别，分别加以统计。在上述身份分类中，除了解放军的身份非常清楚以外，其他六种身份既没有严格的界限，又没有明确和统一的划分标准，客观上造成了人才管理和任用上的混乱。比如，专家学者型的领导干部，其身份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算是工人还是干部？工人、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是应按其出身确定为工人、农民，还是应按其现在从事的工作确定为干部？农民企业家或者私营企业老板的身份是农民，还是工人抑或干部？
此外，受到身份管理的长期影响，一些没有高学历，甚至也没有参加自学考试的低学历者，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出一技之长，也可能做出突出成就，但是我们的人才政策却往往忽视了这些人才。近几年来，一些具有人才战略眼光的管理者，才开始大胆和破格使用一些没有高学历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的大学甚至把农民身份的杰出人才聘任为教授。这种淡化身份的管理思想体现了人才战略的需要，也蕴涵着由身份管理开始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发展进步客观上已经打破了身份对人才的束缚，社会的群体划分业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划分，而是由过去的社会阶层划分转向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传统的身份称谓如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不但已经失去原有的身份意义，各种身份的内涵和身份之间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一些新的群体的出现客观上早已打破了旧的身份理念的樊篱。因此，在新形势下，人才开发在战略上需要对传统的身份管理进行理性的审视，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转到有利于人才的发现上来，转到有利于人才的任用上来。
岗位管理则与传统的身份管理有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岗位管理的前提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先行设岗，是因事设岗，而不是因人设岗。第二，建立符合事业单位性质和工作特点的岗位管理制度，用岗位管理取代身份管理，实行评、聘分开的岗位管理制度，用人单位有权聘任专业技术职务，逐步实现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与岗位聘用的统一，通过岗位管理，力求做到稳定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第三，岗位管理要求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升能降。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贯彻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引入竞争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因而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人才开发机制。正因为岗位管理具有更大的活力，所以国家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实现聘用制度的正常化、规范化。
目前国家还出台了科技、高教、卫生系统的改革方案，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系统的改革方案正在制定和修改，方案出台后将涉及2630万职工。截至2003年9月底（国家人事部统计），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出台了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意见或办法，12个省区市已经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改革，其他地方也都开展了不同层次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30多万个事业单位，800多万职工实行了聘用制度。
由此可见，岗位管理已经逐渐成为人才开发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十年来，由于岗位管理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所以，国家通过岗位的设置，大量向全社会广揽人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张柏林介绍，由于各机关面向社会招考，仅1994年以来中央党政机关共考试录用3．1万人，2000年至今全国各地共考试录用63万多人；从2000年至2004 年底，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共有64．5万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从1996年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90多万公务员进行了轮岗，有3万余人进行了任职回避；从1996年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1．6万余名公务员被辞退，3万人辞职，初步改变了“能进不能出”的局面。（《求是》杂志2005年第20期，张柏林文）根据人事部的报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1．2万人，这无疑为很多年轻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身份管理和岗位管理的关系有时还没有完全理顺。常毅2006年9月30日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上发表《阜宁大学生村官现状：处境窘迫身份尴尬》一文，揭示了一些大学生“村官”的尴尬境地：
“考核结果证明我们中很多人是优秀的，但为什么却一个人都没有按文件上说的，受到提拔重用？”一位大学生村官忿忿不平地说。
“我感觉我们被遗忘了。”一名女村官说。
“我们很迷茫。”几乎每位受访的村官都这样说。
一位大学生村官用了三个“不”字概括了大家的感受，“以前——不堪回首，如今——不堪一击，未来——不堪设想。”
“我们是什么？如果是农民，可我们没有土地。如果是工人，可我们不享受工人待遇。如果是政府工作人员，可我们没有编制，工资跟他们相差一两倍！”5名大学生村官在不同时间受访时，说出了几乎同样内容的话。
根据上述报道，这些大学生村官究竟是农民、工人，还是公务员？其身份和岗位确实存在着模糊性，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否则，他们就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管理实践来看，岗位管理有利于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因而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人才开发机制。全社会在管理上应该尽快由过去的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把岗位管理变成新的人才开发。
责任编辑：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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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薛永武《中西文论与美学研究》一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以视域融合与思域融通的方法，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进行了融通性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比较全面系统研究了先秦音乐理论对《乐记》的影响、《庄子》《乐论》《吕氏春秋》与《乐记》的比较、《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第二部分研究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弩斯、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文艺思想。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与主体性等重要的美学理论，对人才美学、审美与人才开发、审美经济和海洋美学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