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於普林斯頓大學辦公室親自接待張鳳
自30多年前，在趙如蘭卞學鐄教授府上，得識余英時教授，就像在為《哈佛問學錄》前傳而慢慢蓄積材料，受到傳神鼓勵作傳余先生。余先生祖籍安徽，落戶潛山。其父之前，生活於窮鄉僻壤，家族是很普通的耕讀農家，明清時期都沒有出過舉人進士。祖父好像是秀才，父親余協中排行第四，么兒，從鄉下私塾到新式教育，先後受鼓勵在安慶、南京、北京讀中學至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學，陳垣-援庵指導。余父留美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是1925年，一年取得碩士，繼而進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導師是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其子是支持肯尼迪兄弟的小阿瑟-Jr.，婚配30年的前妻Marian Cannon即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太太費慰梅Wilma Cannon小三歲的妹妹，姊妹兩人是哈佛醫學院教授Walter Bradford Cannon的女兒 。小阿瑟是費正清的連襟。研究從堯到毛貫通古今的余先生，1955年受錢穆推薦任哈佛燕京訪問學者，余先生自己回憶：父親在科爾蓋特大學和哈佛都讀美國史。家裡是中小地主，收租不夠開銷，父親上學留學靠借錢和出賣部分田地，只讀了兩年，没完成哈佛博士便回國，首件事便工作還債。在京，擔任師範大學歷史史系教授兼主任。1929春接蔣廷黻棒子，在南開任歷史系系主任，主授西洋歷史，他和張韻清結婚，余先生遂出生在天津。惜乎余母在1930年1月22日生他時難產而逝。父親觸景思人，因傷心而轉安徽大學。亦曾任教復旦，又随杜聿明去創辦東北中正大學。世界書局為其出《西洋通史》並有數十文章發表於《經世》等。
張鳳敬攝普林斯頓兩位欽敬的師長：余英時先生與高友工先生
母親是大學士張英之後，清初世宗雍正朝宰相張廷玉後人，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乃是民間說法，其實是內閣大學士。母親在文風鼎盛的桐城，受過良好古典文學教育，能文能詩能詞，余先生說曾尋獲《桐秀集》﹐內有母親和姨母的作品，但在1945年後和舅家失聯。母親顯赫的家世，其實對他并無影響。族親余誼密作品編成《疏園遺作集存》曾請其作序。表哥汪志天化名項子明,姪輩汪青之父，曾有威望官職早在北大地下黨。抗日之時，蕭一山請其父任教的河南大學也随生變，繼往重慶昆明，任編譯等常犯胃病，家書得知母親故去欲返，歸鄉路已斷，留重慶與才慧雙修的尤亞賢結婚。余先生知外子黃紹光為哈佛化學核磁共振實驗室主任，主動告訴繼母曾在同系研究，後轉密歇根大學解剖系任研究員，與貝克Baker教授合作癌症論文。余父抗戰隨遠征軍深入緬印外交聯絡，待遇高可為初生的么兒添營養。戰時跋山涉水，余父將其送官莊鄉老家金城村，西山大屋寄養，9年鄉居親識傳統。余英時1978年擔任美國漢代研究考察團團長訪中，在京除訪錢鍾書等，還曾與養母張韻華姨及同父異母二弟余振時晤面，其隨母留住東城區北兵馬司胡同21-23號，是時大院已雜居，早以尤亞賢名義購得，後余先生助其弟20年要回產權。余父在其前往哈佛，1956年開始讀博士，即攜英華及母，以難民法案，由港移居劍橋博物館街一陣。蒙余先生詳告：在耶魯講學半年的錢穆先生，於1960年3月春假，來哈佛燕京學社演講，講題“學與人”，就在哈佛燕京聚會廳CommonRoom﹐原掛慈禧像那間，是我主持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經常的會場﹐錢先生演講由楊聯陞英譯。當年7月27日英時﹑英華兄弟父母﹑又同李田意﹑瞿同祖﹑楊聯陞﹑楊繆鉁﹑兒女楊恕立﹑楊德正，都到趙如蘭﹑卞學鐄尊府歡敘﹐福緣在趙教授家見到留下的簽名文獻：1960年7月27日(夏曆六月初四)各有千秋。錢并與余英時一家到湖畔木屋歡聚﹐順道參觀美歐名校再返香港。其創辦的新亞研究所1955年獲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設獎學金添藏書﹐出版學報和論文，流露濃厚的義理人情。1966年錢穆得津貼撰述《朱子新學案》。耶魯雅禮學會再給了新亞大力協助。余先生憶及1950年初，赴港探親返程，火車滯留東莞石龍一夜，壯懷激烈思量。難過在於好像不顧父老弟幼。立即做決定跳下車花錢買黃牛票，回港。余先生終至於蜚聲世界。小弟英華也才華煥發，獲密歇根博士，即執教中密歇根大學高升，後任印州巴特勒副校長，紐約州大布洛克波特校區校長，短任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校長。余英時1962年哈佛畢業，也曾於密歇根執教4年，為父幕僚黄仁宇之考試委員，余弟子多名家：王汎森-亦蒙佳評拙作、黃進興、陳弱水、康樂、林富士、羅志田等。楊先生特要求，而返哈佛任教。父親最為快慰兄弟成就斐然。據親友言，晚年尤亞賢由余英時、陳淑平伉儷送老。兩年前，還費力把父墓移到繼母一起。2021年8月4日中午余先生也葬於父親身邊。余先生在新亞書院5年無國籍流亡，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受錢穆之熏陶讀章學誠﹑戴震﹐是他學術的敲門磚。看現代書，深刻談學術問題﹐似現身說法﹐引他入門。研究歷史客觀的實證和主觀的體會﹐均不可偏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內﹐才能達到主客統一。好比讀了旁人描寫，即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得親自入內﹐則是元遺山“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再說史學與時俱新﹐凡有生命力活的傳統﹐都必然是變動而開放。由各不同角度來觀察“橫看成嶺側成峰”。歷久彌新之真貌即客觀存在於八方的觀賞之中。為尋求其思想體系發展脈絡﹐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曾作點探源的努力。後了然發現他在新亞時期﹐以“艾群”為筆名刊印：《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民主革命論》《文明論衡》《到思維之路》等。經他證實親言﹕“年輕時是沒什麼學力﹐雖賣文章吃飯﹐卻都寫自己相信的話﹐並不胡寫。”讀過泛黃舊書﹐益發珍視。他初到哈佛。得識時年41歲﹐事業如日中天的哈佛燕京講座教授楊聯陞錘鍊﹐他的受益先於研究生前，訪學中冬月，寫了<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送呈指正﹐這恰是楊先生早年研究過的。楊寫作評論把余先生首次帶進日本和西方漢學園地。
余英時先生光臨楊聯陞教授紀念講座第一場演講，與張鳳攝於哈佛東亞系舊址博斯屯樓2001年春杪次年起，於哈佛求學，教學至1977年他舉家遷往康州橘鄉，在出任耶魯講座教授前，楊先生成為錢穆之後，塑造他個人學術生命之另一位宗匠﹐除到密歇根及中大兩年﹐幾乎天天見面。他每立一說﹐先請過目﹐楊必從四面八方來攻其隙漏﹐使他養成論述盡可能自己先挑毛病﹐減少錯誤。追念他有22年生活重心在哈佛。求學成家立業﹑不論他在博物館街或碧山鎮的家﹐博斯屯樓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東亞系…都留有溫馨的記憶。1990年他對我說﹕這是我第二故鄉﹐老師故去﹐一切都改變不同了。親見其導師晚年，楊先生出身清華經濟，對史學的興趣超乎經濟學，修過陳寅恪﹐陶希聖的課，1946年得哈佛博士，先捧金飯碗考聯合國翻譯，後來成為哈佛首位華裔教授至榮退﹐曾在法國得大獎﹐在歐日港臺客座講學備受推崇，胡適在信中早稱他是最淵博的人。楊先生常玩笑說他：帶藝投師。出於對錢先生的尊重，任其自由發揮己見，從不質疑他的預設，批評和建議僅限立論根據。余先生的喜好與老師同步﹐琴棋詩畫皆通。同門陸惠風回首東亞系舊址樓上是數學系﹐學生常來找圍棋對手拚殺。林海峰到紐約去，沈君山託付照顧，在余家下棋余先生勝，不過後至海峰家下棋則輸。過去他還給《圍棋天地》寫文章，上了年歲除做學問外，就不再多傷自己的腦筋，只看人下。他同門的學長趙如蘭﹐則記得他常搖頭晃腦唱京戲，聽說麻將桌上也唱。他們與稍有誤解的張光直李卉是乾親家。除在哈佛論學外﹐他同淑平夫人﹐教養了兩千金。跟同門老同學普大高友工及耶魯孫康宜兩位教授師生感情密切，圈內談起余夫人也學歷史﹐臺大畢業﹐後攻語言﹐是教育家陳雪屏之千金﹐曾任教衛斯理和耶魯。余先生曾說：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他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他常與太太散步聊天，笑說：我倆是最好朋友，尚友古人。朋友現在都離得遠，只能打打電話，最終還撥電話給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先生與陳方正先生。他日日3到10小時工作，或長或短，已成習慣。因他寫讀和娛樂是結合的。不需要在人前證明自己的存在，沒寂寞感。他一直關懷中國人的事﹐也為他說：“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不能顛倒，讓生活屈就”下了註腳。尚喜與師友詩文唱和。1960年錢穆即言其才性﹐為文似近歐陽﹐並“念弟深夜作文……弟求遠到，盼能力戒﹐心之所愛﹐無話不及……”愛之深亦曾不指名駁斥。但至老他仍焚膏繼晷寫作﹐不用電腦上網，與他只能靠書信電話傳真。甚有幾十小時不眠的記錄﹐曾於黎明回我的傳真，告以寫稿至清晨尚未入眠……實在震撼！師友都清楚在討論時間以外﹐需待他返家晚餐小憩後，近夜十點寫作時間才能請教。甚至僅以找書搬書當作運動，原不走路，病癒康復才走個半小時。他說﹕“夜深人靜﹐比較好思考﹐文債﹑開會都太多﹐儘量推辭﹐年紀大了不比年輕﹐像作生意﹐只有這麼多本錢﹐要定哪門生意﹐不能樣樣做。”他專心著書立說不懈，謝絕邀請演講開會，在四壁皆書的書房﹐事前就婉轉地告訴我們：“想想多少千古未盡才﹐生命是要自己去完成的。”煙斗早是他余先生的標誌﹐但幾次相見﹐他都未抽煙斗，原來已戒絕﹐只記得他對我所說的話縈繞不去：“西方著作﹐跟思想史有關有啟發性的書﹐都盡量虛心閱讀不中斷﹐可借鑒。歷史是綜合學問﹐興趣廣，涉及範圍一路擴大﹐但並不特別崇拜哪一派﹐絕不能隨著西方的調子起舞。”追溯他論有：聖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斯賓格勒，湯恩比﹐傅柯等作品，研究引人入勝，他提醒留神英文資料，獨立思考是他對識界的勉勵。這位44 歲就當選中研院士的余先生，指引過必讀的書：宋人編《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還不可廢，地位等於聖經。他笑說：“旅館房內可放一部四書，像日本人放佛經。學外國放聖經。擺本四書總有人會翻兩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處。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千古不滅。除此《六祖壇經》影響中國文化，可以念念！《莊子》33篇如果不能全念，選幾篇來讀。《老子》就幾千字，必須念！四史《史记》《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史書較難，至少應該念《史記》”在哈佛與楊先生合教九年制度史課﹐他了解: 在歷史進程中，思想有積極的作用，思想原抽象空洞不能捕捉，落實凝聚為政治社會制度，才顯出重量，他以德國歷史主義的蘭克L.Ranke學派﹐說明客觀歷史與主觀思想分不開，其重視檔案﹑典章制度﹑語言考證﹔強調治史為掌握時代的主導。史無定法。讀書亦然無一成不變的死方法，材料需周全收集。傳統的讀書法，講得最親切有味莫過於《朱子語錄》，與現代詮釋學，相通甚多。
耶魯孫康宜講座教授光臨哈佛費正清中心講座，張鳳與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等位在座聆聽（1997年）經13年斷續深思熟慮醞釀下，他2014年出版《論天人之際》，梳理長期歷史發展：如天人合一觀念演變的軌跡，呈現中國古代人文思想的起源與演變，宏觀上恰同卡爾雅斯培K.Jaspers與馬克斯韋伯M.Weber 提出“軸心突破”。同時分析人類文明發展的共性角度和普世現象有其相契，以比較文化學的視野，觀照中國軸心突破的古文化實證史料，先秦殷周，周公制禮作樂，而完成在孔子，不限少數菁英皆以修身為本，百家都有軸心突破顯現，自成獨特的文化體系，延續不斷，歸結於文明精神狀態的提升，進入更高的哲學世界。鄭培凱等多位教授皆稱：闡幽發微!1987年前後﹐余先生的研究轉向思想與社會政治史之間的聯繫，超越得失關切時代。所著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接續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並請楊聯陞用大力氣在病中寫最終篇論學文字<原商賈>作序。他從文化史角度解釋15世紀以來。東亞棄儒就賈的普遍入世轉向，所興起的商業精神，為東亞經濟的崛起現象。在日本影響尤大﹐1991年日譯﹐思想史權威，京都大學島田虔次教授﹐寫長跋介紹生平與業績。日本各大報如《讀賣》《每日》《日經》《產經》等都有刊載評介﹐引起史學界和社會學界討論。日本中央公論社，1992年出版《現代亞細亞論的名著》介紹17本名著﹐余先生著《商人精神》是第一篇。他曾多次在京都﹐關西﹐東京﹐東北各大學演講，余英時當時即被日本學士院院士島田虔次，尊稱為“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可見地位崇高！余先生的學生河田悌一，曾為關西校長。2007年，關西大學頒發榮譽博士給他，並請余先生在日本中國學會的年會上演講，而上一位演講的國人是80年前的胡適。余先生由青年立說﹐到中年著述即達高峰。撰述範圍﹐也下拓至新世紀的思想史﹐尤以英文論著﹐對中國思想史之發展﹐提出整體﹑綜合﹑總結性的看法。他是後輩眼中博學多聞，又是創作力爆發的史家，作品豐富且深刻，當中《歷史與思想》，多年不斷重印還出新版，是罕見的史學暢銷書。繼擔任耶魯講座後，1987年他再受普林斯頓大學禮聘為全校的大學講座教授，2006年，余英時先生成克鲁格獎得主，2014 年獲得唐獎，均是常春藤盟校百年難得一見的殊榮。（文章特輯：一代文化巨匠的殞落——敬悼余英時先生。原刊《明報月刊》2021年9月號62-66頁。）
張鳳著有暢銷作品：
《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學教授對話30年》，重慶出版集團2015
《哈佛問學30年》，臺北秀威出版社 2018
《一頭栽進哈佛》，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哈佛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簡字版
《哈佛心影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簡字版
《域外著名華文女作家散文自選集——哈佛采微》，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
《哈佛哈佛》，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哈佛心影錄》，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
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主持人，主持百場文學文化會議
曾任職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組25年。密歇根州大碩士。
入選 散文年鑒等及《世界-紀-華人學者散文大系》
海外華文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兩屆資策會文學類部落客獎。
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歷任秘書長創會分會長，
海外華人女作家協會執行長歷任協會審核及公關委員。
持續應邀北大、復旦、臺、清、交、師大、政大、拉曼、香港中文大學等演講。
哈佛校報及聯合、星島、參考消息、讀書、文史哲、名作欣賞、
臺港文學選刊、明報、聯合文學、臺大圖書館網頁、
北大新青年論壇、人民、新浪、僑報、網易、鳳凰、光明、搜狐、
中新、中國日報、騰訊、中國社科報、文匯報、南方周末
皆有評刊，受央視美國中文電視等廣電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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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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