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鲁迅与徐悲鸿的相似之处
鲁迅与徐悲鸿的相似之处
鲁人
鲁迅和徐悲鸿有过一面之缘,是1918年末在北京,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之后再无交往。鲁迅居住在上海时,徐悲鸿也曾是在上海有过数月的寄居,却无交集。鲁迅虽培养了中国新木刻的萌芽,也与陈师曾等几位书画名家有私交,与当时的美术界却素无交往,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对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徐悲鸿和刘海粟有过小小的讥诮。但这俩位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生于地杰人灵的江南水乡,父亲都是落魄文人。鲁迅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徐悲鸿的父亲是私垫先生兼画师。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衰,“由小康堕入困顿”,13岁父亲重病,他做为长子开始进当铺入药房,担起家庭的重任,16岁父亲病故,他更成了家庭的支柱。徐悲鸿也是家中长子,他自小家境贫困,13岁随父亲流浪卖艺,17岁因父亲重病回到家乡,开始在三所学校教国画,每日奔波于相距50余里的三所学校间,19岁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又都曾以官派身份留学海外。
成年后,他们又经历了颠沛流离、窘迫拮据等许多生活的磨难。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后,要购买新的住宅接母亲一起生活,背了一身债。万般无奈时,甚至,买过一次彩票。徐悲鸿曾自述:“吾生与穷相始终”。抗战时期,他栖居碚都,曾自嘲地在画作上写道:“欲破悭囊购彩票,中得头奖买枇杷。”这也许只是一种自我调侃,并未真正尝试,也许兵慌马乱,时势艰辛,他确实无计维持正常的生活,只好盼着乱世中会有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意外。
曾经的艰辛,使他们终生保持着一种俭朴的生活方式。在衣着和饮食方面,二人都保持了简单的方式。他们甚至有着同样的节俭习惯,就是买东西后,会将捆扎物品的细绳收存起来,留着以后再用。但即使在自己生活窘迫之时,他们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无私的帮助周围的青年人,那种帮助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他俩每个人身后都可以列出一大串受过他们帮助的人名。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历经磨难,他们才会去尽全力帮助处于困境的青年。
在工作中,他们都废寝忘食而达到无我地步,将工作看着生命的一部分。鲁迅因为白天工作繁忙,从而养成了深夜写作的习惯。他自己说:“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看报,便是休息。”他还曾在病后说过,如果工作而只能活几个月;休息而能活几年,他宁可选择赶紧做,而只活几个月。徐悲鸿亦是心里装满了画。他带学生出外写生,半途休息,那怕只有两三个小时,他都会拿出纸笔画画。学生劝他休息一会,他则回答:“最好的休息是挑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画画就是休息。”他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字道:“一个画家的生活,生命和绘画是相终始的,画停止了,画家的生命和生活也停止了。”他们都在60岁前病逝,与是他们殚精竭虑地终日忘我工作不无关系。
对徐悲鸿了解的很肤浅,不敢乱多嘴。鲁迅在政治上绝无半点野心,他虽时常处于政治旋涡中,但真的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使然。不然在北京14年,也不会始终只做个小小的佥事。到上海后,更是至死只是一介布衣,虽然参加过“左联”和“中国民权保障同”,却从未生过做大帅的欲望。他们生于民族忧患之时,亲身感受到这种忧患带给国家和百姓的苦难。他们只是渴望寻找到一种使国家和民众挣脱苦难的方法。鲁迅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大量流传至今的文字;徐悲鸿则有了《田横五百士》、《奚我后》、《愚公移山》等一批抒发他心中悲愤和表达心中希望的作品。
国家昏聩,让他们忧愤,让他们思考,并在思考中让思想不断深刻。少年时的苦难,使他们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渊博的知识,使他们达到了常人无法达到的高度。对青年的无私帮助,使他们有了众多追随者和拥护者。承天降大任者,必有非常的磨练,鲁迅和徐悲鸿命运中的相似,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