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官帽大赠送（外二题）

张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

官帽大赠送

张昌仪为洛阳令，借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风声鼓动，有一人姓薛，赉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如此。（张鷟《朝野佥载》）

张易之和他的弟弟张昌宗都是武则天的男宠，“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新唐书》卷104），人称“五郎”“六郎”。张昌仪也是张易之的兄弟，一说是哥哥（《旧唐书》卷78），一说是弟弟（《资治通鉴》卷206），反正是兄弟，沾了裙带的光，所以威风得很。武则天在洛阳建都，“洛阳令”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那就更威风了，可以说是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因为这么一层关系，张昌仪卖起官来肆无忌惮，而且十分大方。薛先生用50两黄金买官，大概是求官者太多，“卖官局”的工作人员竟然把薛先生的档案弄丢了，赶紧跑去请示张昌仪。张昌仪的记性也不太好，只记得送钱的人姓薛，于是指示说：“行了行了！你翻档案看看，凡是姓薛的，都给他个官儿当当吧！”结果，有60多位薛先生捞到了一官半职。历史上这么富于喜剧味道的官帽大赠送，恐怕并不多见，后来的求官者们，想必艳羡得口水满地流，直恨自己生不逢时。据《旧唐书》记载，张易之的族祖张行成，“纠劾不避权贵”，是个正直的官员，连唐太宗也得让他几分。张氏兄弟这么个玩法，设若乃祖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

糊弄官老爷

杨叔贤郎中异，眉州人，言顷有眉守初视事，三日大排，乐人献口号，其断句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新守颇喜。后数日，召优者问：“前日大排，乐词口号谁撰？”其工对曰：“本州自来旧例秪用此一首。”（文莹《湘山野录》）

宋无名氏所撰《籍川笑林》也收录有这则故事，全文如下：“有太守初视事，三日大排，乐人口号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退去福星来。’太守喜问谁所撰，对曰：'本州自来旧例。’”转述者隐去了故事的来源与发生地，行文更为紧凑，效果也更富于喜剧性。官老爷糊弄老百姓，那是家常便饭，比如打官腔，搪塞敷衍，说话不算数，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把百姓当作父母，实际上则以“百姓父母”自居……总之是官僚气十足，认真做官，虚伪做人，胡乱做事。看多了这些嘴脸，老百姓学聪明了，于是反过来也糊弄一下官老爷。新官上任，自然要庆贺一番。唱戏的诅咒旧任为“灾星”，歌颂新任为“福星”，直逗得官颜大悦，心花怒放，自我感觉良好，俨然人民的大福星矣，殊不知这番唱词只不过是“旧例”，谁来了都是这么个唱法，休理它年年岁岁官不同，且只管岁岁年年词一样。抽象地说，就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既然官只知道一味官僚，民就专门对官一味形式，官可愚民，民亦可愚官，大家扯平。此语一经道破，不知是否官兴大扫？存疑，不赘。

《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禁止越级上访

……三曰，军国政事，生员毋出位妄言。……九曰，民间冤抑等事，自下而上陈诉，不许蓦越。十曰，江西、两浙、江东之民，多有代人诉状者，自今不许。（朱元璋《学校禁例十二条》）

朱元璋大概是害怕学生闹事，所以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钦定了《学校禁例十二条》，明文规定学生不得随便议论国事，不得越级上访，不得代人诉状。这一年，他还设立了特务组织锦衣卫。事实上，不准越级上访的禁令是适用于全体人民的，并非仅仅针对学生。《大明律》卷22刑律部分有如下条款：“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有意思的是，《大清律例》对《大明律》这一条款照抄不误，一字不改，只是增加了一些注释，条例也更为详细。其中提到，越级上访者即使说的是实情，也要被处以笞刑五十的惩罚。又说：“须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这当然是废话。如果下情能够通过正常渠道上达，地方司法部门断案公正、准确、廉洁、高效，而不是颠倒是非，徇私舞弊，把本该明镜高悬的衙门弄得比黑社会还黑，谁又会愚蠢到大老远跑去越级上访，为了讨还公道、一洗冤情即使倾家荡产、人头落地也在所不惜呢？封建法律禁止人们越级上访，证明了它的虚伪、自私与无情：事实不重要，真相不重要，民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权力、等级和现行秩序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