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一）我到香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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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父亲在香港演出过一个时期，由于日军侵占上海，致使他在香港演出结束后，没有随团回沪，就在香港暂时隐居。父亲平日深居简出，很想念在上海的亲人。所以暑假期间，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赴港探亲度假。1941年暑假，母亲又第二次带我和五弟、七妹、九弟乘轮船赴港，我和弟妹四人乘的是三等舱，下船时英国检疫员强迫我们打了防疫针，才让上岸。
父亲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问起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情况。得知沦陷后的上海学校教育日益走下坡路，一些有钱的公子哥纵绔子弟在学校胡混，生活腐化的情况。父亲很不安，生怕我们沾染上坏习惯，学不好功课。便与母亲和冯耿光等老朋友商量将我和五弟留在香港读书。母亲大约居住到10月就带七妹、九弟返回上海。
在香港，父亲为我和五弟选择了比较进步的岭南中学，让我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当时父亲的一些朋友劝我们报考外国学校父亲表示不同意，他说：“虽然在外国学校可以多学些外文，但是将来的出路只能到外国洋行找职业，当洋奴才。”他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自然遵循父亲的正确判断，决定报考岭南中学。
为了准备复习功课，父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把我们两人领到一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两张床和一张两人合用的书桌，桌上已放好一排书籍，都是考学校需用的国语、代数、几何等课本。父亲说：“这是你们的卧室，考学的书也准备好了。我已替你们排定好了日期，每门功课按次序温习就行。以后我要经常来检查你们温习功课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在他的细心安排和督促下，顺利地完成了复习功课的计划。一个月之后，我们两人考上了岭南中学。
考取后，父亲笑着说：“你们的成绩不错，我早就料想到你们会考上的。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好好地玩两个星期，改换一下环境。”
在以后的10多天里，父亲常带我们到各处去玩儿，还请了一位游泳老师教我们游泳，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良好运动方式，应该掌握。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游泳的。
入学后，我们住宿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校址坐落在离九龙30多公里的青山，三面环山，一面朝水，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学校里生活朴素、学习严肃、校风端正。我们回家时，父亲总是慈祥地问我们的功课及学习成绩以及生活等情况，并且尽量在他休息的时间带我们出去玩个痛快。
这段时期，我和五弟离开了家，初步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和父亲可贵的教导分不开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体检时发现自己眼睛近视，影响学习，学校给我开了一天假，叫我回香港配副眼镜。当我回到家门时，父亲见我突然回来，大为诧异，很严肃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你回家来了。”他是怕我在学校闯祸。当他知道缘由后，立即陪我去眼镜店配了副眼镜。父亲从来就是这样严格管教自己子女的，从此我就更下决心努力学好功课。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天气渐冷，我和五弟放学回家,父亲还是照例陪我们出去看电影和吃晚饭。可是我感觉到家中气氛有点紧张，父亲和住在一起的冯耿光老伯，还有常来我家玩儿的舒适甫、马寿南等老友在一起议论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第二天下午我们还是按时返校，并把冬天穿用的衣物全带到学校去了。
12月8日星期一，早晨照常按时出操、上课。我记得当时正在上国语课，约9时左右，突然听到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只见飞机从学校上空呼啸而过，接着高射炮炮声及炸弹爆炸声连续不断。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英军在演习，再从窗口向天空一望，正巧一架飞机由眼前而过，“啊！”“机翼上是个大红膏药，是日本飞机！”我大声叫了起来。老师听后，立即训斥我，说我扰乱课堂秩序，正要轰我出教室，这时校园内已经传来教务主任的呼叫声：“全体同学，赶快到门前体育场集合！”我们有秩序地跑到体育场集合，教务主任说明了当时情况，很快就下令叫我们赶快爬上山林中躲避。我在一棵松树下，眼看数架日本飞机朝着停在海上的英国军舰轰炸和扫射，只见英国军舰仓促起锚，并不断用高射炮还击。
当时学校紧急向九龙公共汽车公司求援，下午，汽车陆续把我们送到九龙，由于渡轮停航，只好在九龙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坐卧一夜。次日早晨校方设法找到了一条私人的船只悄然渡海。我们冒着头上敌机轰炸的危险，听天由命，悄悄地渡过了海峡，侥幸地踏上香港的码头。我和五弟身上只穿着一件校服，徒步返回家中，父亲和老友们都为我们庆幸。父亲说：“我相信你们会平安回来的，你们又经历了一次艰险的锻炼，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事后知道，在事变紧张时，父亲虽然知道我们处境很危险（学校在九龙青山，离深圳很近，日军可随时到达深圳，向九龙进攻），但却显得十分镇静。冯老伯及许源来等老友问他：“两个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派汽车去接他们？”父亲很沉着地说：“不要紧，年轻人应该自己想想办法，我相信他们会自己回来的。”他的镇静，一是相信我们的生活能力；二是不愿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不安；三是不愿派车去接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特殊。他希望我们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走集体生活的道路，他的这个思想始终贯穿在对我们的教育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