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后的重阳旗｜魏毅·早茶夜读615
615| 读城记2020
文/ 魏毅
38岁,研究所职工
小时候最爱重阳节，这天早上，卖蒸糕的早点摊格外热闹，店家会在蒸糕顶部点上少许红糖，并随蒸糕赠送一面三角形旗帜，旗杆采自芦苇，旗面图案由店主自由创作，一朵花、一只小鸟、或是几笔涂鸦，我还见过木刻板印制的大龙，不知是哪朝遗物。平淡无奇的小城生活，因为蒸糕上的红糖和花花绿绿的三角旗，多了几分超越日常的狂欢气息。当然，狂欢仅限于从蒸糕摊到学校这短暂的时光，进入校园后，三角旗通常会受到老师的禁止，尤其是碰到礼拜一升旗仪式的时候。
后来读《东京梦华录》，很神奇复活了童年记忆，书中讲北宋开封的重阳习俗，“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於糕上，谓之狮蛮。”书中的“剪彩小旗”，与我童年把玩的并无二致；所谓“狮蛮”，其形态虽然有不同说法，但大抵是一种糖制品，千年以后出现在重阳蒸糕上的红糖，应该是“狮蛮”变形后的遗存。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与这段文字相遇的场景，书的封面历历在目，如同一位注定认识的朋友，冥冥之中期待你去偶遇，然后由他来告诉你——你来自何方，你的前世是怎样。
沭阳县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小朋友手绘的重阳旗（2018年重阳节）。所幸未被纳入“非物质遗产”，这项习俗可以原生态地自由发展。
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或者换一个更时髦的说法，中国人从主观意愿上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文化具有连续性，不存在中断，也不是什么“制造的传统”。中国人的归属意识，并非来自身份证或者护照上的国籍、民族一栏，而源于衣食住行日常点滴背后若隐若现的历史感。我想，谢和耐先生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时，应该也是抱着这样的念想，对于宋代异常丰富的城市生活形态，他并不满足于吃喝玩乐本身的复原，而是力图在日常生活中整体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这方面，谢和耐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看家本领。
司马迁将“通古今之变”看作他的人生抱负，如果“历史”没有变化，那么历史学家就该失业了。因此，如同博物学家擅长“归类”，历史学家最爱“分期”，在这方面，谢和耐与古典汉学家分道扬镳，《蒙元入侵》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这句话预设的读者显然不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打小就知道，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在《蒙元入侵》最初面世的1959年，这样的理论已经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为此后几代中国人的“常识”。
谢和耐的历史分期观点来自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从根上说，也是受马克思的影响，跟我们的“五种社会形态”属于一根藤上的瓜），二战以后，“唐宋变革论”风靡欧洲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其根本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在唐宋之际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中国由此告别中世纪，走向“近世”，宋代是中华文明“自主”发展的巅峰。就《蒙元入侵》涉及的城市生活领域而言，此间最大的变革来自坊市制度在宋代的崩溃，简单说，人民有了“开墙打洞”的自由，开封与杭州的繁荣皆受益于此。欧洲学者因为有“文艺复兴”和“蛮族入侵”的历史背景，对于“唐宋变革论”的接纳，以及对宋代巅峰地位的推崇，显得顺理成章、毫无违和感。由此，宋代，尤其是“阴柔”气息更重的南宋，成为一票欧洲汉学家的梦中情人，也包括谢和耐。
《蒙元入侵》一书并无意通过日常生活去“证明”宋代的巅峰，如果谢和耐这样做，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擅于“小中见大”的中庸学者，谢和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待日常生活不卑不亢的态度，他没有将日常生活仅仅看作政治史或经济史的附庸素材，去印证或迎合某种社会规律，他认为日常生活本身即具有完整呈现社会形态的能力。因此，虽然很多批评者对《蒙元入侵》一书中浓厚的“唐宋变革”论调提出质疑，然而细读此书，你会发现“唐宋变革”并非谢和耐的结论，而是他用来讲故事的背景，如果硬要追问为何他如此笃信“唐宋变革论”，那么这种质疑本身也许就含有后见之明的傲慢，而且，谢和耐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已经修正了自己年轻时“唯宋独尊”的观点。
对于宋的过分推崇必然伴随着对元的贬低，这虽然也非谢和耐的原创，但同样使得本书要接受更广泛的、来自元史学界的批评。《蒙元入侵》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的、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在这里，谢和耐巧妙假设了“中国人”的身份，借以表达他自己的“五内俱焚”。对于现实中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对元史的认知更多来自中学教科书（包括历史和语文），而非金庸，那么他很难对欧洲人那种“蛮族入侵”的刻板印象产生共鸣。当然，谢和耐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并未简单以族裔来评判文明高下，而是更关注文化现象本身，例如他认为蒙古人在性问题上要比中国南方人道德刻板，这是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虽然关于蒙元宫廷“淫乱双修”的八卦至今仍在广为流传。
最后说说这本书的汉译书名，坦白说，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叫《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直到在京东上查无此书，才发现是“蒙元”；好奇之下核对了法文书和英译本的书名，都只写作“蒙古”，并没有表达“元”的词汇。该书译者刘东先生没有解释为何译作“蒙元”，也许他觉得在当前的语境下，这是一种无需说明的改译（书中正文部分则一律使用“蒙古”或“蒙古人”）。但此处改译却带来另一个问题，“蒙元”这一称号意味着蒙古人建立的政权被承认为中华正朔，其政治意味大于民族意味，因此，“蒙元入侵”就颇显怪异，如果非要把“蒙古”改为“蒙元”，那么也应该将“入侵”改为“统一”——当然，谢和耐先生肯定不答应。台译本比大陆译本面世较早，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那时候蒙藏委员会还健在），也不方便直译书名，索性改称《南宋社会生活史》，简单粗暴，没毛病。
今晚二条
物理系有位女同学，比汪曾祺大两岁
某种意义上，
作家就是会变着法子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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