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能力（1967）| W.R.Bion / 四六文摘

作者 Wilfred Ruprecht Bion

翻译孙倩芸、谢愉

校对谢愉

负性能力1

首先，对于不能让你们拷贝这份文献我感到非常抱歉，虽然我很愿意这么做，但这篇文献比我预期的长很多，所以我希望今晚你们可以理解一些我想传达给你们的东西。

我希望解释清楚的一点是，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我知道我所写的东西确实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认为自己所说的都是人们已然知晓的事情。因此，如果有人对这篇文献多少有些想法，并且尝试与他们自己的经验相匹配，这将会很有帮助，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被我所说之事的任何表面上的奇异性带错方向，而是去探索，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你们自己的观点。

人们经常觉得我不给临床实例。现在，我想给举一个临床例子，明天你将会和你的病人进行一节分析。换言之，这是一节还没有发生的分析。这意味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开始。我这么说就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如其所是；仅仅把它当作是这次分析的一个序曲。我想要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认为我们并不总能认识到，困难是为我们创造的，这让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极不恰当的方式与其他人交流。当谈到病人时，我不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当被给予一个诠释时，病人有机会知道我们在讨论些什么，因此总有一个机会让病人能够使用我们所说的日常口语，这也是你所使用的语言，因为他有机会将其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作比较。当提到横向交流时，就如同我们现在这样，这是一个不同的事件，因为我需要使用日常的英语，或者尽我所能去改进，去谈论你没有体验过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存在于我和我的病人之间，众所周知，你会因此得到一种特殊的效果。在某种情境下，你对曾经给出的一个诠释感到毫无疑惑，因为这个诠释在那个时刻，是恰当、贴切的，但你却奇怪得发现，你（对同事们）说的其实并没有引起反应。因为人们在横向交流时所说的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不足以描述咨询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困难之一在于，我们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进行表达的，而语言表达是与感观经验相连的，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真实的感官来体验。但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却是另一回事。举个例子，我们处理焦虑。没人会对焦虑的现实有丝毫怀疑，这是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却必须使用语言来描述那些源自于真实的、可以碰触和看到的东西。现在，如果这是一些类似焦虑的东西就好了，你可以和外行人谈论它，他们会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过这种经验，没有任何困难。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因为我们恰好是受训过的分析师。但是有一些特定的要点，我认为它们很快会到来，当我们在边缘漂浮，似乎就是我们的词汇，我们试图谈论体验，我们似乎都知道，但是我们的体验不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当今社会，经常有争论和争议，我们当然应该这么去做，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表面上的争论，事实上是被不适当的发表方式激起的；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些不适当的横向交流方式——把一个分析师经历过的体验传达给另一个显然没有这种体验的人，即使他认为这是一种类似的体验。毕竟，到那时，你离在咨询室的体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众所周知，咨询室的经验是非常真实的，也是相当明显的。现在，我认为这真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在今晚几乎不可能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着手发明一种新的语言——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但保持对这一点的关注并没有坏处，考虑到我们又这种缺陷的媒介这一事实，也考虑到我们有可能接近、或尝试找到一种方法，或开始一种方式，一种记录和交流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真正地记录和交流。

今晚，我们为“科学论文”做准备。这种（横向沟通）贯穿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许因为精神分析是如此特别且未知的体验，我们希望依靠我们已知的一切。一些我们已知的东西包括研讨会、督导、讲座等等，我们落入使用精神分析交流模式的惯例中，因为它足够糟糕，足够令人恐惧，在做精神分析的同时，却不考虑建立一个教育系统，这让人感觉很奇怪也很陌生。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虽然不存在这样做的条件，但是人们应该考虑这种会谈——超出次数的会谈（extra-sessional meetings）——作为具有自然性质的“游戏”。而且这样做，开发了我们所知的儿童游戏。我认为应该在这方面利用我们自己的发现，我们对儿童游戏艺术的构思越多，我们就越应该考虑在自己的教育系统中开发这种知识。

这样一来，我想着手进行一系列这种游戏，首先我试着给你们一种语言转换方式——我喜欢称之为——一种视觉图像。例如，病人所做的和我现在做的一样，只是抓挠手腕。这是一个视觉图像，然后我将尝试给你们一个关于它的语言转换。现在，让我们试试另一个。这次有人抱怨他们的手表，并展现手腕有一处水肿——这种刺激其实是一个水肿性质的肿块。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一次，病人抓绕他们的手腕以至于出现了伤疤，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抓绕是非常严重的。现在最后一个版本是病人威胁说要割腕，结果被发现他真的割腕了，躺在满是血的浴缸里，之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现在，让我们更深入一些。利用这些视觉图像，我们来建构一个“理论”或主题，而且我建议那个被发现躺在浴缸里的病人，他们的伤口应该被包扎好，他们应该被从浴缸中抱出来，应该阻止他们再次这么做，而且适当的时候你应该收手，让他们出院。对于这类治疗和这类病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理论”，比如护理人员和精神病院。当涉及到精神分析时，这就不适用了。因为我们都不相信这样的病人已经被“治愈”，或者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就目前而言这是一个适当的“理论”，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还不够充分。

我想继续讨论，以同样的形式，虽然在这些条件下这么做有些尴尬，但这仍是游戏的一部分，引入我所说的“野兽的感觉”——这是数学家通常所说的意思。我建议你们注意我之前呈现的视觉图像，这整体的图像，或其中任何一个，都好像是有方向的。你要么认为病人从那里（用手势说明）割他们的手腕，要么认为是由内向外割的。我认为从分析师的角度来看，这开始有了更多的意义。之前的理论，只是简单的捆绑住手腕并避免病人进一步伤害自己，对我们来说不行，但我认为这种想法行得通。所以我建议你们朝这个方向思考：方向本身，似乎就是视觉图像，在我提及的任何或所有的四个版本中，作为整体事件可以被认为是有方向的。我也已经说过，内部和外部，这引入另一个理论——的确有一个内部和一个外部。这些都是适用的。正如我们所知，它们来自于空间，但我不知道它们与心智的关系。心智是否有内部或外部？它是否有边界？边界在哪里？现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点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当你开始与令人不安的病人打交道，那些接近我们通常称为“边缘”案例，那么这些点就变得重要了。人们想知道心智是否有任何边界或限制，或任何我们自认为正在处理的事。我所提议的这类游戏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演绎。比如，人们可以考虑放置这些视觉图像，或像我所说的对它们进行语言转换，按照一定的顺序，如我们说的按照暴力程度的顺序。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可以按照我实际给予的顺序——从轻微的抓伤的一端到企图自杀的另一端，把它们按照这个顺序排列。前面两个案例和我提出的关于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特别适用于我们的工作，但涉及到其他情况时，它们更接近于我们要处理的那种事情。但是，再一次，如果你理解今晚我所说的，暴力的顺序也可以由暴力的“沟通”来决定的。例如，仅仅这么做（比昂指抓挠）不太可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但是如果你看我最后举的那个例子，我想任何一个人听到我的描述，都会觉得他们正在经历一种语言转换，这种语言转换本身就是暴力的。如果你看一下病人呈现给护理人员的场景，那也是暴力的。那是一种对护理人员的感官装置的暴力侵犯。再考虑到暴力这个点时，我们可以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暴力袭击，如果是，为什么。病人是否必须进行这种暴力的交流，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式来穿透那些她与之生活的人们的心智？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想提出任何答案。我仅仅建议通过一种玩游戏的方式产生问题。人们可以继续有关暴力的主题，并再次问自己，这是否是一种暴力行为。

我说过这是关于明天的分析。但是明天的分析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毫无头绪。因此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过于习惯“看见”那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以至于忘记了这是非常有问题的。能够“看到”我们明天将能看到的任何东西，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我现在不想再深入讨论这个游戏概念了，但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游戏是儿童游戏的复杂版本，就像我说的，为了锻炼我们的心智我们可以去进一步开发，就像一个孩子会做的任何事情。我想这与精神分析师的成长过程有关。明天的分析会如何？在这里我想给你们阅读一段弗洛伊德的书信。这是一封1916年5月25日写给卢·安德里亚斯·莎乐美的信。

我知道，写作时，我需要刻意让自己“失明”，为了让所有的光线聚集在一个黑点上，放弃凝聚、和谐、有益的影响和一切称之为象征的事物，我被这样的体验吓到了，因为任何这样的主张或期待都有歪曲真相的危险，虽然它也可能会美化真相。

在这里，当然有冒着曲解弗洛伊德作品的风险，这是这门学科的不幸，但是我必须要说，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有价值的。我认为就真正的分析而言，我们需要忍受的并不是知识不足，缺乏理论，缺乏训练，反而是太多的知识，太多的理论和太多的光线。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特殊研究，我认为，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就不会有一束强光，令情形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最黯淡的客体，最微弱的光线，都能显现出来。因此，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尽你最大的可能去排除，以便瞄准昏暗的地点，带来一束能够穿透黑暗的光轴。我不认为这是普遍有效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观点必须由个体分析师去解决。如果你认为这里面有些东西，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决定里面有什么或没有什么。但这个理由我之所以传递出来，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有价值的。

我想读一读另一段引用，这是济慈（英国诗人）在1817年12月21日写给他弟弟的信。

“有几件事情在我的脑海中确定下来，我立刻意识到一个有成就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尤其在文学上，莎士比亚拥有如此巨大的——我的意思是负性能力，换言之，当一个人有能力存在于不确定性中、神秘状态中、怀疑中，而又不会去焦虑地抓住事实和理性。例如，柯勒律治（英国湖畔派诗人），因为无法保持对一知半解的满足，而放弃从神秘的渗透中捕捉孤立的逼真感吗？”

这就是我想使用“负性能力”这个术语的原因。我要赶紧补充一点，我不想再给精神分析增加任何技术性术语了，但它是一种总结事物的便捷方式，指引你理解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想表达的意思——一种容忍半真半假（half-truths）的能力是成为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现在，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作为分析师，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我们不希望在分析中充斥着大量的对话、自由联想、解释等，却没有真正的成就。它给出了一个线索——只是一个线索——但是我们可以据此跟进，去区分这些连续不断（或接近于永恒的）的分析，这其中有我的分享，这其中似乎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这其中由于我和病人的合作，我当然不能满足于应得的任何结果。但是如果考虑到“负性能力”这一点，还有对半真半假、不确定性、神秘状态、怀疑的容忍能力，而不急于追求事实或理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一个人进入类似的情境，他或早或晚，通常会很早，就发现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他开始寻求精神分析的诠释。我认为那是错误的。我认为这对于一种来回式的对话是完全合适的，但是对于真正有用的精神分析来说就不合适了。如果试图将会谈作为交换成就的一部分，那么重要的是，一个人应该能够容忍这种情况，重要的是病人同样也应该能够容忍半真半假的陈述，把它们看作半真半假的陈述，把它们看作神秘状态等等，但是具备容忍它们的能力。这就引出了我之前讨论的一点，记忆和欲望的重要性。我想给的建议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与其由我来告诉你们记忆和欲望的含义，更好的做法是不要有太多干扰，只是尝试放手去做，不管此刻是否已经接近这节分析的尾声。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降级到机械的手段，比如可以看看时钟之类的东西，这将很有帮助。显然这就不会使病人分心了。类似一两个这样的点是有帮助的，是很容易处理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强加于人，变成习惯，考虑到一节分析的结尾，一周的结束，周末休息等，那么就会引入一些不透明的东西。它似乎有一种能力，把自身和这些奇怪的事情，比如焦虑、抑郁等隔开，这是我们试图去观察的。这是一个被我“带回家”的，非常扰乱人心的病人，我承认，他总是刺激我尝试回想他说了什么，或者我说了什么，在之前的一些场合，刺激我想“治愈”他或为他做这些或那些事情，为他做一些精神分析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令人陷入困境的地方，因为很难避免这种感受，即你真的想为自己的病人做些什么。即使是在外科手术中也会发现这一点，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过分关注病人的利益而不是关注手术的利益，不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你们不应为此着急，你们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自己对记忆和欲望的定义。然后，当你感觉相当确信这意味着什么时，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记忆作为欲望的过去式，而欲望是记忆的将来时——那么你可以考虑将其扩展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但这条曲线，上升得非常陡峭。要做到我说的这一点很容易，要足够清楚自己的定义——对记忆和欲望的定义——然而知道这个过程何时停止并不那么容易。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去尝试。我当然会犹豫地说，除了对精神分析师，它对其他任何人都适用。原因是它确实让体验变得很强大。乍一看，你对此感到焦虑，觉得应该知道病人说了些什么，或者自己感觉到了什么等等，所有的这些看似非常可信，它们都有实质性的内容；否则，它们就变得不可信了，但我认为，这会大大强化分析体验。确实如此，对病人的精神分析进入了分析师生活的中心。你会得到一种类似于被分析的效果，就像一个人的分析师对他来说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效果会反映在梦中和诸如此类的地方，同样的，实践也开始反映在分析师的梦中，等等。我认为，可以更多地关注于各种焦虑的起源，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有一个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关系，通过识别这种可能性，即事实上它们来自强烈的体验，给他人做分析，而不是被他人分析的体验。

对于熟悉运用克莱因理论的人来说，如果明天你将要面对你的病人，尽可能靠近（你不可能比那更靠近了，但值得尝试），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情形，在这之中，在分析中会充斥着大量毫不相干、毫无意义的小插曲，其中的模式不可辨别。由于容忍这些非常困难，这就需要负性能力。否则，你可能会匆匆提出一个诠释，用以摆脱需要忍受神秘、半真半假的困境。就像透过万花筒去看，里面是大量的碎片。你轻轻一拍，就能看到一个模式呈现出来。就任何模型所能描述的而言，情况就像这样。

我希望区分这两种被我称为“进化”和“记忆”的体验，记忆就像人们在心智上挠头，试图想出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由情境产生的东西，在分析中进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诠释就容易得多，因为你真的在谈论某些事情。这对病人来说很容易——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这点——因为分析师谈论的这些事对病人来说是有效的；如果一个诠释是正确的，病人可以“看到”它。它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你感到一个病人否认了你说的话，但当他第二天出现的时候，他显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这是因为分析师一直在谈论一些可供病人使用的东西，因此积少成多，一枚硬币最终落下，甚至是在下一节分析之前。但我认为，有必要区分我所说的“进化”和“记忆”。

回到我讨论的话题上，这种万花筒般的情形是否真的与梅兰妮·克莱因所说的偏执-分裂心位相对应？我觉得一个人肯定会期待在分析中有一些特殊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一个人会从某种程度的偏执-分裂心位转换到抑郁心位。对每一个诠释来说，你都会经过这两个心位。问题在于，这些都是精神病理学的术语，就其本身而言，我们希望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适用。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一个分析师说，他方向感很好，他不可能有病态的机制等，那只能说明他真的很勇敢。所以，与其说是出于信念的表达，不如说是出于希望，我想做一个从偏执-精神分裂到抑郁的类比，使用例如“容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偏执-分裂心位，“安全”来描述抑郁心位。换言之，如果一个理想的分析师，会通过成为病人的阶段（我特别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我想保留其中麻烦的概念）达到处于安全的状态，保留它的意义，不去焦虑或关注，我会建议分析成为分析师自己和他自身成长的一种动态体验。而且在我看来，他更有可能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能够让病人也认识到这些事，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管是否使用抽象的术语。无论如何，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它越接近实际情况，就越有可能让人信服。

我说过我不会对所有人都提倡这种做法。我认为一个人应谨慎行事，把眼光放低——尤其是在关于记忆和欲望，以及在压抑或摆脱它们的问题上——因为，在一种极端的形式下，这非常接近精神病人的行为。这是一种保护他自己，以免被现实世界过度刺激的尝试。它的形式是破坏他接触现实世界刺激的能力，这使得他陷入了一种过于强烈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无意识的接触中。所以这个过程如我所说，应该要谨慎使用，只被那些做过分析的人使用，而且如我所说，不要操之过急——同时期望发现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会带来不愉快的影响。

以前我听说过（之前我也谈及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你所要做的只是忘记你的工作，并且不被它们打扰。然而并不是。这是一种更加严格的纪律，同时是令人讨厌的纪律——总之会是很长一段时间。据我所知，或许是永远。

总之，我在这里想让大家注意的是，这种我称之为“负性能力”状态的重要性——或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特征。我认为，在选择受训人群等问题上，记住这个想法可能会很有用。如果能找到任何一种评估个体能力的方法——可以说，负性能力的总量——那么它可能有助于引导发现谁能成为精神分析师。

不用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的分析经验表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人们可以轻易接受的事情。你可以读任何你想读的书，学任何你想学的东西，但在最后关头，那些准备好和病人们一起共同度过一小时又一小时的人必须是坚强的。我希望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我的意思。

注释：

2 在此，罗纳德·布里顿已经澄清，比昂描述的是一个“模型”，比昂自己在之后的论文中使用这一术语，而不是一个理论[Ed]。

3 比昂凭记忆对信件的背诵，只有稍许一两处地方不同于发表在《弗洛伊德标准版》的中内容[Ed]。

4 比昂在这里反转了两极性，可以这么说，他说想把一束集中的黑暗光线聚焦到一个光线过亮的地方。他认为，辨别精神现实所必需的直觉能力依赖于一种非感官的通道，这是约翰·米尔顿在《失乐园》中提到的，比昂经常引用的一句，称为“内在的眼睛”[Ed]

负性能力（1967）| W.R.B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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