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附三 郭谦亨教授医话录

一、经络、经筋古今谈

癸亥仲冬,因公去沪,有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来看我。谈起他对经络的研究时,我勉励他深入求索,以期有成。

科学研究,一是要顽强的意志,二是要求实的精神。研究古人的论说,应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科学发展的条件与局限,认识的可能性,进行客观的理解、分析。古人已认识的,要继承、发扬;认识不细微、不具体的,要补充;识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的,要改进、更正;未认识而今有新的发现,要深入探求、揭示。这是我国每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对经络的研究也一样。

经络,是经脉、络脉的总称,与脏腑有着密切关系,为运行气血,平衡阴阳,灌溉脏腑,营养百骸的一种管道结构。它遍布全身上下、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就其实体说,主要应为今之“循环系统”。

是否这样,从医经中所论之实体及认识过程,可以知道。《灵枢》中认为: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深而不见;浮而常见者,皆为络脉。《素问》谓:络脉之见,随四时而色各异,寒则凝泣而青黑,热则淖泽而黄赤。这说明络脉之在体表是有象可见的。经脉虽深伏不见,但搏动应指,摸之可测。《甲乙经》云:手太阴之脉独动不休(足阳明、足少阴同),何也?曰:足阳明,胃脉也。胃之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一呼再动,一吸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有了这样原始的感性认识,必然要进一步探明究竟,遂产生解剖的设想和行动。《灵枢》谓: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通过解剖,分清了粗壮直行的主干为经,由经分出,细而横行的为络,由络别出的为孙络,浮于外的为浮络,更细的为毛脉(后人又把深入五脉之内的叫脏络,六腑之内的叫腑络)。度量出每一经的起止、长短,《灵枢·脉度篇》一一作了记载,其手足阴阳六经、任督、阳跷、阴跷等的总长度为“一十六丈二尺”(其长短及在四肢的经数与实际不符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谈),从而也初步搞清了经络管道内是载血的,其运行是靠经气的作用,而经络之间循行转注是有序的,《难经》二十三难说的清楚。这种循行转注,既是有节段的,又是整体的,故又说它“如环无端,转且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以决死生也。”

如上所述,血行的管道——经络,在人体是一大系统,医经中多章专论,其论述之详与脏象同,足证古人对其重视。故经络原始的解剖认识,主要应为今之“循环系统”。舍此,医经中就再无专论了。

当古人搞清楚经络实体及其与脏腑的关系,便和实践中已发现的穴位,按经络路线、穴位对疾病的反应、辨证取穴的感觉(感传)效应,进行了归纳,以经络为线条贯穿起来,成为十四经穴,同时发现其中穴位有的在经脉位上,有的则偏离经脉,而针刺穴位的感传也不完全一致。《刺禁篇》又强调不能刺中“大脉”,于是结合经穴针治时的感传路线与效应,在功能上又有了新的特定的内容。它不仅运血荣身,而且和脏象一样,是多种功能的综合,成为医学中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中医机理、辨证、诊治、方药等的依据。

正因如此,现代根据经络功能和临床某些现象,对其实质进行了一系列观察研究。目前已有八九种新的见解,形成了新的“学说”,各有不少发现和成就。不过,古人所谓的经络,其实体是具体而清楚的。现代所要研究的实质,其实是探求古人对经络解剖认识以外的新的结构系统。这种实质的研究,我认为名其为“针灸经穴感传发生的实质研究”较当,其学说也以“针灸经穴感传发生学说”名之。这样名正标立,自与古之经络两不相混。如针刺麻醉之名为“针麻”,就是个很好例证。

现代对其实质的研究,有以神经系统为基础进行实验的,结果在穴位进针后,90%以上经穴所刺部位与浅层皮神经和深部神经有关。“神经”这个词,医经中虽无,但有论“经筋”的专篇。经筋的结构与经络不同,它是中坚的实体系统,每条经筋“结”和“分枝”较多。张景岳说:是别出的柔软短筋,如树木之枝。由于它多与经络伴行,故按其起止和走向部位,分为十二经筋。这该说它主要是指现在所说的“神经”,特别是这个“经”字,寓意很深。若舍此,医经中就再难找到有关论说了。

古人在解剖中发现经络和经筋,由于经络是管道结构而载血运行,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络上(这和对心、脑的认识一样,把脑的功能都归于心),对经筋的作用、功能及其在体腔、内脏之间的存在(多因细微难察,或与其他相混而未觉)认识较少(西医也只是在电发明之后,将其用于实验研究,才逐步认识清楚),是无可讳言的。

至于“经筋”是否为人体的“肌腱”和“韧带”,我认为从《内经》对经筋的功能有“束骨而利关节”的作用看,是包括肌腱和韧带在内的。但肌腱是肌肉的组成之一,统名为“筋”,或与肉连称为“筋肉”,即指肉和两端之筋。《广韵》谓:腱“筋也,一曰筋头”。由于腱的形状(也包括联结骨关节之韧带)外观与神经相似,所以有的地方误作经筋而包括在一起记载下来,以当时的条件论,并不奇怪。西方医学在数百年前尚把三者混为一体,只是在解剖技术发达以后,才区分开来。在今天,我们若仍误此为彼,或混而为一,那就不应该了。因此,对其区分和补充,也正是当前应加以研究的问题。

总之,针刺经穴的感传、效应,不是单一的,它与经络、经筋的功能,都有直接关系,其感传,随经、穴的不同而有一定的节段。但人是整体的,常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对其起反应作用,一定还有大脑及其他功能活动的参与。

二、谈古论今话毒邪

无虚不感邪,无邪不发病。虚指内因,邪即外因,内外相合而病成。且说外因:自《内经》以次所论外因很多,总括起来,主要有“六淫”、“毒气”、“杂气”三类学说。这三者是孤立的毒邪,还是互有联系?我认为“六淫”是指自然界气候作用于邪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杂气”是指邪这一物体本身;“毒”是指邪所特有的致病作用。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人认为自然界正常气候为“六气”,其异常“化”、“变”为“六淫”,六气不为病,六淫才致病。这是因为六气异常不仅影响人体的适应性,降低人体防邪能力,即对其他的生物也同样起着作用。以温病之四时病邪为例:风热发于春季,暑热见于夏令,湿热长夏最多,燥热以秋为甚。它们致病为什么主要见于这些特定的不同季节呢?因为气候在一年中随四季相移而有着不同变化的规律性(当然也包括“寒”),不同季节的气候,对不同的毒邪及其媒介物的孳生、传播,甚至对毒力(即致病作用)的激活,都有一定的关系。正由于气候与毒邪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不同季节的毒邪兼有不同气候的特性(如风性轻扬,升散疏泄;暑性炎热,伤津耗气;燥性肃杀,干枯燥裂;湿性浊腻,遏阳阻气),发病后就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如风热伤上,首犯肺卫;暑犯阳明,热、渴、汗多;燥甚则当干,上窍干燥;湿犯脾胃,重、闷、苔腻)。可见“六气”,尤其当其失常时,既能破坏或降低人体的适应性而导致或诱发疾病,又与毒邪的孳生、传播及毒力激活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双重作用,就构成“六气”化为“淫邪”的病因学说。

关于“杂气”,吴又可说:它在天地间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有致病的和不致病的,有毒力强的和弱的,所谓“各有优劣”之分,其体非肉眼所能观察,且它们的种类不一,致病各异。这就很明确地指出“杂气”是各种致病物的总称。

“毒”,历代虽有“毒气”、“疠毒”、“火毒”、“时毒”等多种名称,但标有“毒”字,都是说明致病之邪是有毒的,从而也说明:凡邪皆有毒,无毒不致病。毒是邪所具有的乖戾、猛烈、恶秽、热浊等独特的性质,它一旦感人,即能对人体的气血、经络、脏腑产生影响和损害,故凡致病之邪,都含有大小不等的毒,它是邪的致病作用,是由邪所化生出的一种物质产生的。因此,没有邪的物体,就无所谓毒;没有毒,就不能发病。

综上所说,致病的杂气是指外感病邪的物体本身;六淫是作用于有毒杂气使之产生一种特定的性质;毒是邪的致病作用。三者一体,即构成不同急性热病的外因。这样认识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医外因的实质。

基于此,和温病所感病因特性、毒性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证候特征,将温病四时之邪,总名为“温病毒邪”,进而又分为温热、湿热两类。其中温热类包括风热毒邪、暑热毒邪、燥热毒邪;湿热类,除湿热毒邪外,凡其他毒邪兼夹有湿的特性者皆届之。这样既便于识邪辨病,又便于审因论治。

三、漫谈火与阴火

火为“五行”之一,其性炎上,其义为焚,发热发光之谓也。光、热属阳,故多以阳代之。

人身之火,其性属阳,也有代之以阴者。就生理论,有君火、相火之分:君火即心火。因为心为君主之官,火是心之代称。脏又属阴,故东垣云:“心火者,阴火也。”相火即肾火,源于右肾之“命门”,为肾之元阳,是水中之火,故东垣有“肾为阴火”之说。

就病理说,属于火的不少。一般有实火、虚火两类。凡热毒病邪,或他邪入里化火之热盛伤津,或肝、胆、胃、肠等郁火冲逆,都属实火;虚火则总以真阴亏损为主。凡此,各有名分,都不称为“阴火”。

专以“阴火”作为病理论说的,是李东垣以“火与气势不两立”、“火为元气之贼”而提出的,为其“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所谓“阴火”,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病理概念,即专指饮食、劳倦、情志等损伤脾胃,湿气下流,清阳不升,阴火上冲之气火升降失调而说的。东垣云:“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肾同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胃为水谷之海,脾为湿土之脏。脾胃内伤,湿停中焦,郁遏化火,合为湿热;气虚下陷,湿流下焦,肾受其困,内郁生热而阴火上冲。或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而“阴火炽盛”,或“脾胃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即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由是可知,脾胃内伤,阴火上乘,是东垣学说的核心,但阴火是由脾胃气虚所导致,为由虚致实,以虚为主,以实为从的。临证上既见气短神疲,肢倦嗜卧,面浮便溏之本虚证,又见肌热烦渴,头晕面赤,脘满灼热,四肢沉重,淋溲等标实证。对此论治,东垣总以甘温益气(参、芪、术、草)、辛散升阳(升、柴、羌、葛等)为主,苦降泻火(黄柏、芩、连等)为辅。他这种升浮、沉降并用,甘温、苦寒同施,是易水学派升降浮沉用药的妙谛,也是他对脾胃内伤,阴火上冲治法的创造。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就是针对“阴火”而立的一个代表方。我曾根据这一理论和立法,配合理气、化瘀、利湿等法,用治脾虚气陷、阴火上冲之水肿、淋证等,多获良效。

四、预防种种话扶正

“世咸嘉生而恶死”。延年益寿,无病寿终,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愿望。人在生活的年月里,虽难保一生不病,但病是可以预防的。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有“预防”这个词义。如《周易》下经中说:“君子思心而预防之。”《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淮南子》也认为:“治无病之病”,而使人不患病者,为“良医”。这些思想,是在长期生活体验中形成的真理。

对于防病,不仅有上述一些思想,而且认为人之患病,是由于阴阳偏颇,正气不足,又不知修养调摄、适时趋避之故。为此,《素问》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要“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于贼风、毒气,必须“避之有时”,并强调要法阴阳、和术数以保养“天真”,顺四气,调精神以摄生延年。这可说是祖国医学中关于固正强身、避邪防病的重要原则。

在上述思想原则引导下,几千年来,人们创造出:志闲少欲,心安气和的精神修养;导引吐纳,“五禽”、“太极”的动静锻炼;洁净室宇,疏通沟渠的清洁环境;饮食有节,“秽”、“馁”勿用的饮食卫生以及隔离、免疫等极为丰富的方法。

惟用药防病,多以疫疠、温病类为主。其法在汉前很少有文字记载,从晋唐以后,才见于方书,从《肘后》、《千金》之二十余方,到《松峰说疫》已辑有六十九方,其中有外用、内服两大类。外用有“流金散”之室内燃熏;“萤火丸”之门户悬挂;“避瘟方”之井内投放;“薰衣香”之衣服消毒;“粉身散”之固肤防邪;“雄酒”涂鼻;香粉佩带等消毒除邪,积极防卫之法。

至于口服,古时多以乌头、附子、白术、细辛之辛温扶阳 (如神明白散)为主,后世则以大黄、银花、连翘、绿豆、甘草之清热解毒(如避瘟常服方)为主。前者虽本《内经》固正之旨,但性偏辛热,阳虚之质为宜;后者重在攻邪,身已感邪者有益。若用于内无邪淫、阴阳有偏之体,则不仅不能防病,反而戕伐无辜,徒伤胃气,就有违经旨了。

疫疠、温病之因,为阳热毒邪。《内经》云:“阴虚者,阳必凑之。”《医学辑要》云:“易热为病者,阴气素虚。”《素问》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据此,邪着虚处,因发知受,常出现热盛津伤,毒害营阴之病理,知其素体阴虚是受染的内在根据。研究预防,就必须从病变反应之果,求出发病前体质状态之因——阴阳孰偏。依此,阴虚者,予以扶正养阴,使阴平阳密,精气内固,邪自无从侵入,才可达预防之目的。我对“流行性出血热”预防的研究,就是从这一原理,审出该病发病前体质之阴虚,创制出扶正养阴的出血热预防药片。通过数年两万余人的实际应用,取得控制传染发病的显著效果,更证实《内经》预防理论的可贵。

五、扶正祛邪论治温

“治外感如将”,意即治必机动灵活,握机识势,犹如大将之用兵,要迅速主动地把毒邪聚歼于势力未盛之际,不让其丝毫留伏。使邪气早去一日,正气就少受一日之害,而达邪去正安之目的。邪去后,还必须复正。复正,要根据邪气对人体经络、脏腑、阴阳、气血各方面伤害的情况,认真细致地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调理,以期早日康复。这就是吴鞠通论治外感病的要义。

温病是外感病中的主要病类,它包括温热(风温、暑温、温燥)、湿热(湿温及其他温病挟湿)等各种急性热病。这些病,一般是发病较急,热象偏高,变化迅速,病程较短,其发展规律虽有由表入里,由里出表之分,但大多数是初期邪浅病轻,正气抗邪有力;中期邪深病重而正为邪伤;末期正气已衰,病多危重。因此,治病之法,要知邪正,识表里,明虚实,分轻重,别标本。必须机圆法活,治早防变,慎毋怠缓,勿失时机。在审因察机辨证论治理法指导下,把辨证与审因合为一体,灵活掌握,因势利导,正确应用扶正祛邪的法则。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虽不外解表清里,救阴和阳,开气活血,通腑安脏之法,但治温热要重视清热解毒,护液养阴;治湿热要重视清热利湿,宣化分消。早期祛邪宜有力,邪去而正自无损;后期扶正当紧,正复而余邪自消。

对于选方用药,我认为:必须紧握准、狠、精、专四字。所谓“准”是指法依脉证,方药准确,如温病邪犯肺卫,其重点在卫(表热)之用银翘散,在肺(以咳为主)之用桑菊饮;“狠”是指胸有成竹,药必中病,如气热之用白虎汤,肠燥之用大承气,虽寒如石膏,猛如硝黄,决不畏避;“精”是指方有法度,药精不杂,如黄芩汤、化斑汤、达原饮等,药用三、五、七味;“专”是指治病求本,力专效宏,即症有主次,药亦有主次,用药先主后次,直达病所,主症解而次症自去。

总之,在治于早期、防于变前的前提下,趁正气抗邪有力之机,治温热要敢于在宣透中加用清透热毒的药;治湿热要敢于在宣化逐湿中加用清解浊热的药。做到除恶尽,不留患,斯为善治。

六、治病求本话肾脾

形为神之基,神为形之能。形以肾脾为根本,神以精气为化源,治病必求于本。本即肾脾,本即阴阳。本强则形能生而壮;本衰则形能弱而夭。故治脾病以虚为本,以湿为标;治肾病以阴阳之偏虚为本,偏亢为标。全在灵活施治。

1.治脾病以虚为本,以湿为标脾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营养补给之源。脾气旺则运化健而精血充,弱则清气不升,阴血失统,运化失司,诸脏失约,水湿停聚,泛滥横溢。故治脾病以虚为本。对于他脏虚损,尤其是痨伤肺虚更应重视扶脾。肺主诸气,肺为痨伤,气阴久亏,制化失职,不能助脾运化输精,反而耗伤母气,病损及脾,脾虚则无力输精于肺,津气无源,肺更失濡润。临证常用祖传之验方“益土育金丹”加减,疗效甚佳。

脾喜燥亦恶燥,运湿亦恶湿。燥由火郁阴伤,以山药、太子参、黄精、苡仁、麦冬、蔗糖等甘淡微寒之品清润即安。湿从内生,源于虚而为病之标,且湿之为患,往往阻遏气机,留滞难已,变生许多病证。《内经》云:诸湿肿满,皆生于脾。此即概括说明内湿由脾虚所致之理。瑞西公曾教导说:“痰、虫、湿热多出现怪证,其原因都与湿之久郁有关。”因为脾虚失运,水湿停聚,郁久化热,必影响三焦气化而变生诸病,故内科临床湿热病最多;脾虚不运则饮停于中,“脾为生痰之源”,湿热酿痰或上贮于肺,或阻滞经络,故顽痰怪病亦多由湿起;湿停热蒸,酝酿于中,也为虫之蜉化、孳生、集聚的最佳条件,故脾弱者虫病多。所以痰、虫、湿热证虽各异,但究其源,皆因于湿。是以我在治湿热病时,常于燥(化)湿清热中,益以健脾运湿;治痰饮时,在化饮祛痰中,兼以利湿调脾;至于治疗虫积,在驱虫之后,亦予以补脾健运,以免去而复生,反复难已。健脾常用参苓白术散加木香、使君仁、榧子仁等,作散剂或丸剂久服。

2.治肾病以阴阳之偏虚为本,偏亢为标肾为先天之本,藏真阴、元阳,二者平秘相济,则神健形壮。若有所伤,便偏虚、偏亢。亢则旺,虚则衰;旺则必有盛象,衰则神惫形损。且阴阳之一方偏亢,必是另一方偏虚。亢是由虚显出的,亢非真亢,虚是真虚,无虚即无亢。故“虚”为病之本,是绝对的,“亢”为病之标,是相对的。据此,在论治方面,应只求其虚,毋责其实。养阴勿害阳,扶阳勿损阴,以平为期。反之,阴虚而伐阳,则阴未复而阳气先伤;阳虚而泄阴,则阳未苏而阴精先损。故治虚者,须知“虚为本,亢为标”之理。阴虚者多外热,治用甘寒壮水之剂,以补阴配阳;阳虚者多内寒,治用甘温益火之品,以补阳配阴。

再者,阴阳是人身生命之根基,二者既相配,又互根,不可须臾相离,济则生,离即亡。故善治者,益阴而兼护其阳。如古方六味地黄丸,炙甘草汤之用山茱萸、桂枝等升阳药即是;扶阳必须顾及阴,如附子汤之佐白芍,桂附八味丸之君地黄等阴药即是。我临证常以左归丸、右归丸、六味地黄丸、桂附八味丸化裁以济阴阳之偏,效验甚著。并常以六味地黄丸加少量黑附子或紫油桂,以引火归源,治阴虚火浮之上窍诸痛,每获药到痛已之效。古人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明此相济互根之理,治虚之道得矣。

七、疏调气血话妇科

气血在人体内既是重要的基础物质,也是主要的生命功能,两者是相互化生,平衡相依的。无论男女都一样,但由于女子有经、带、胎、产、乳等生理之异,故古有女子以血为本,病则恒多血虚之说。其实,女子虽多血病,然更多气郁,而血病常由气来,二者互为影响。因为气以生血,血以养气,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赖血运,血靠气行,气病则血瘀,血病则气滞,且血之化生布藏,运行通阻,都有赖于气之升降出入、主持推动。

再者,气之升降出入,又由脾胃为之制约协调,和则脾升胃降,逆则升降相违。此升降之泰否,与肝之舒郁又密切相关。肝藏血,喜条达,肝气和则疏泄有序,土不受侮,升降自然,血脉通畅,反之,郁而失调。根据临床观察,女子经潮之前,情感多略有变异,遇事则急躁忧郁,随感而生,每使肝气不舒,郁而疾生。我认为血病常由气来,气病血也失和,气郁则血滞,气虚则血脱,气逆则血乱行,气陷则血下崩。当然,血瘀气也受阻,血弱气亦不固,或失于升提。因此,妇女病应重调气,理血必须及气,调气也需顾血。滞者宜疏,自不必说,即虚者当补,也必须调气、益气为先,盖气先生而血后成也。

1.调气需要明脏腑脏腑是气血化生、 运行之本,肝、脾、肾三脏尤为重要。妇女在发育的不同时期,其所主之脏不同,不可不明。一般说,天癸未行之前,乃属少阴。少阴属肾,治当滋养肾气,肾气旺则化精血,强生殖,生髓壮骨。我常以左归饮加首乌、女贞子、当归养阴血;或加菟丝子、巴戟天、杜仲、续断以壮阳气。天癸既行,皆属厥阴。厥阴属肝,肝血亏则冲任失充,肝气郁则经行受阻,故妇女病主责于肝,治当以疏肝、养肝为主。我常用四逆散酌加疏肝、柔肝之品为治。天癸既断,乃属太阴。太阴属脾,统血而司中气。妇女天癸竭后,精气已衰,脾气运化强弱就至关重要。况脾虚失统则崩漏见,脾湿下注则带下生,治当健脾、益气、升清、化湿。古方安老汤、二天汤、完带汤或归脾汤等,随证化裁,每有良效。

2.调气用药别上下中焦乃气机升降之枢纽,阻滞无论在上、在下,自然都与中焦有关。调气虽然均需兼理中焦,但应有开上、行下之分。我临证运用调气药,重在分清上下,根据药性选用,其效甚佳。如调中上焦气,选用厚朴、枳实、陈皮、佛手、郁金、檀香;调中下焦气,选用香附、大腹皮、乌药、川楝子、沉香等,而木香则上下皆可用之。

八、中药“十八反”浅议

中药是中医治病必用之物。自古相传,有些药是相互反应的,不能在同一方中合用;误用到一起,就会产生剧烈反应。对此,古人提出有三类十八种。第一类是:乌头不能与半夏,贝母、瓜蒌、白芨、白蔹这五味之一合用,用之则反;第二类是:甘草不能与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这四味之一合用,用之也反;第三类是:藜芦不能与人参、丹参、沙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这七味药之一合用,用之则反。对这些药相反的认识,古人是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即在医疗实践过程中,把乌头与半夏,或甘草与大戟,或藜芦与白芍误在方中应用,结果发生剧烈毒性,甚至致人死亡。对这些沉痛教训,铭记在心,历代相传,后人加以总结,共有以上三类十八种药,名之为“十八反”,编成歌诀,以示后人。这“十八反”便成为他们首先必须熟知、牢记的问题。

这三类十八种药之两味相反的药,是不是绝对不能合用?用了就会致人死亡?对这个问题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有的不是绝对的,用了不一定相反。郭谦亨教授的看法是,中药在临床应用上,绝大多数是口服,药汁入口,是拿不出来的,若产生毒性反应,人命关天,是不能轻率、疏忽的。当然由于古人是从不知而将两种药合用后出现毒、副反应后提出来的!当时除两种药化合后的反应外,其他如体质、病情、生活饮食,自身对药物激发的感受性和敏感程度,都各有不同,其反应也就各异。因此,不能不说古人在当时的发现没有偶然性,不一定就是绝对的。后来也有人认为甘草是一种解百药毒的药材,素有“国老”之称,在许多方中,都具有调和药性的作用。郭谦亨教授有一次即误将海藻和甘草用在一起,结果病人虽未出现严重后果,却也发生了腹痛、大便稀水的反应,于是便知这两药合用会有此不良结果。后来遇一水臌病人,多方治疗不效,在病情危急时,想到那次甘草与海藻合用后发生水泻的情况,便向病家说明利害,得到同意后,单将此二药同煎给病人服,服完,病人大便稀水多次,水消,腹胀也减轻了。这说明反药合用虽有毒性反应,但个别药合用后却能起到良性效应。不过必须是证真、脉真,有根有据的才可用,否则决不能贸然随意试用。必须知道它是千古相传禁忌合用的反药!

这些相反药,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揭开其谜底,在当前科学技术发达之际,说其难,也不难。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各药的化学成分、药理效用进行研究,再严格认真地将相反药一一研究,把两味合到一起,先作体外试验,研究其化学反应,分析其有什么变化,有无毒性及其程度,然后再作动物体内的试验,观察每一组相反药合起来的药液与动物体内之胃肠液、消化酶、激素等结合后在胃肠有哪些毒性反应,进入血液后,在各脏器有哪些毒性变化。只有这样,其相反与否的谜底,才能真正揭开。这十八种药还有其他哪些药是否绝对不能合用,还是能合用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九、中药“十九畏”探要

中药配伍应用禁忌中,有十九种药应注意不要把其中之两味或多味药配在一起用,但它和“十八反”不一样。反药,原则上不能合用,用之则可能会致人死亡!这十九种相畏药,如把其中所规定的误用在一起,则只是能降低药效或使药效消失,也就是相互抑制,或二药互相对抗而失去作用。

这十九畏是:硫磺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牙硝畏三棱,川乌、草乌畏犀角,人参畏五灵脂,肉桂畏赤石脂。

这和“十八反”的不同处,是除川乌、草乌外,其余都是一对一的。对此十九种相畏药的认识,也和对“反”药的认识一样,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教训,并相传下来,编成歌诀,至今仍为执医、业药者,首先所必遵守的规则。

如上所述,这十九种药的相畏是否绝对?从“相畏”也可“相使”之说法,说明药之相畏,有的是有相互制约的作用。类此,前人也有把相畏之二药合用的例子,如把人参和五灵脂合用,治气虚血滞之胃痛,不只对药效无损,还会产生良好效果,这是由于人参有补气、健脾胃的功能,五灵脂为消瘀止痛药,且能缓解平滑肌痉挛之故,而出现如是功效。又如后之医者,在十九味之外发现了半夏畏生姜,巴豆畏绿豆。因生姜能解半夏毒,合用后,不仅半夏之毒受到抑制,且更增强了降逆止呕作用。巴豆含有剧毒成分,能使人产生暴泻而致死;绿豆性寒,能解巴豆毒,用绿豆汤冷服,其泻可立止,故谓巴豆畏绿豆。十九畏中硫磺、水银、砒霜、密陀僧等,每一味药都含有剧毒成分,即使是单味药,也绝对不能入口,是绝对禁用的!其中之两味合用,在未经实验证明其相互确有“相杀”作用之前,是绝对不能贸然应用的,以免发生恶果!

这十九种“相畏”药,还有已知、未知的相畏药,究竟是怎么回事?畏到什么程度?由于其中不少药含有剧烈毒性,其谜底的揭开,和“反”药一样,都要严格地按照科学研究方法,一对一的分组作体内、体外的实验,进行分析总结,证明其是“相畏而相使”,是“相畏而相杀”,还是二毒相合,其毒更甚。那就只有通过用动物作实验研究,谜底才会揭开。这十九种药,还有其他未知的相畏药,是绝对相畏,还是不相畏的道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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