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凡为艺，一矜持便是过【子吟】

“白蕉” 之名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白蕉本姓何，名治法，二十初度时将姓名废去不用，更为“白蕉”。然而这“白蕉”之名从何而来，其本人在有生之年里却从未阐明。因此在白蕉去世后，这个谜团一直引发学界的各种猜测。屡有文章说白蕉的名字来源于酒，理由是其好友书法家郭晴湖曾在白蕉的遗墨诗札上题注云：“白蕉姓何，工诗，善写兰，以酒为名”。且白蕉好酒众所周知，常与友人豪饮为乐，便以此作为白蕉取名的依据，说“白蕉”的取义就是他最爱的白酒。直到多年后，由白蕉的夫人金学仪先生始道出了白蕉更名的真相，这个谜团才最终解开——

白蕉与夫人金学仪 （摄于上世纪40年代）

白蕉作品

“白蕉” 白蕉自刻印

“白蕉” 白蕉自刻印

据金学仪先生回忆，1923年，刚年满16岁的白蕉告别故乡，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求学。先入上海海澜英语专修学校，后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在学校里白蕉遇见了一位同乡的女同学。两人很快就坠入了情网不能自拔，且私订了白首之约。但那个年代，婚姻大事岂容儿戏，若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是门当户对，则要犯了大忌的。白蕉家是书香门第，素有家学，而那个女同学则是外邦的暴发户，所以两人的恋情遭到了家中长辈的一致反对。秦晋之好无法如愿，热恋从此变成了苦恋。有一次，在两人偷偷相会时，女同学送给白蕉一朵白色的美人蕉，花朵素洁清雅，迎风微拂，宛如在空中翩翩舞动的白蝶。白蕉见了，大为动容，索性弃了姓名，从此改名“白蕉”，以示对这段青涩时光的纪念。

白蕉作品

在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的《记云间白蕉》一文中，也对此事有所陈述，他写道：“……至于白蕉为什么弃其何姓而不用，仅称白蕉，这是有小小原因的。一则'白蕉’二字很潇洒为致，冠上何姓，便觉得不那么自然有风度了。况其时社会上有此习惯，如画家刘海粟，一度废去刘姓，而仅标'海粟’，仿佛和东瀛艺术家争胜。所以，白蕉废弃姓后，镌一闲章'有何不可’。此外别有一原因，他思想很新，反对旧礼教……可是他的堂上双亲，生在旧社会，一切思想认识，都脱不了旧的框框，他便来沪，较少归家，弃姓不用，带些革命反抗精神。”

这年，白蕉二十岁，他开始埋头于反对封建礼教的白话诗创作，并将所撰诗集取名作——《白蕉》。

白蕉手札

“天下弟一嬾人”

白蕉出身在上海金山县张堰镇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何宪纯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一生悬壶，妙术仁心，颇受乡里的尊敬。其人酷爱园艺，家中植兰上百盆，且有不少是名种的兰花。有时父亲出诊忙不过来，年少的白蕉便帮着照料。“待家尊艺兰，搬泥运甓，警霪察暍；扫虱防蚁，揭簾封罅。更燥湿经心，四季与兰蕙习处，见抽蕊萌蕾，实生命相共也……”，白蕉自述少时与兰蕙朝夕相对，浇水、施肥、松土、驱虫，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而每每花开时节，满室馨香，他也同样体会着生机蓬勃的喜悦。后来白蕉定居到市区，便无艺兰的条件了，但他爱兰之心却没有改变，故每到花开之季，他常去龙华苗圃赏花。白蕉在五十年代用的一方闲章曰“养鼻先生”，乃方去疾先生所作；又有“鼻观”一印，乃单孝天先生为其镌。但不论“养鼻”也好，“鼻观”也罢，顾名思义，即是用鼻子赏兰也。可想见白蕉坐对兰花，闭目鼻观，或神游物外，顾盼兰叶的绰约多姿，寻味幽香之袅袅不绝，这份愉悦可是多少今人能体会得到的？

“管领清芬五百年” 白蕉自刻印

“天下弟一嬾人” 白蕉自用印

当然画兰是必不可少的。但白蕉是何时开始画兰，已无从可考。只在其1960年左右所绘的《写兰集册》中，对初学写兰的场景有过描述，写道：“故庐微有老名种兰蕙，花时远近有观赏者来。我侍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自室还庭，不为劳也。一夜模大王帖后，举目瞥见素壁花影大动于中，顿尽研池墨瀋，它日遂为常课。此我儿时初学写兰也……”，并配诗云：“小庐客去晚归庭，架上吾师亮苦心。忽得影中花叶活，灯光面面事追寻” 。

白蕉作品

白蕉称兰花作“吾师”，即是说自己画兰完全从写生启步，“师法造化”，不从前人技巧，亦不同于史上任何一家，而走“自家路”。这在金学仪先生笔下也得到了应证，她写道：“他（白蕉）有一方闲章：'不入不出翁写兰朱记’，不入不出者，意即他的画兰既不是从哪家入门，又非出自哪家……”，因此白蕉画兰不重习气，而是观察兰花本身的自然姿态，常绘墨兰，配以题句，虽然着笔不多，但格调清雅，风神自远。谢稚柳评价：“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未有”。唐云亦诗赞：“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到扬州郑板桥！”

白蕉作品

不过，对于自己画兰的水平，白蕉从来不过多谦虚，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自负。他曾在自己的兰绘上题句：“思肖知其生，衡山得其技，清湘通其意，八大传其神，云间则时一遇之”，又云“问自视与八大、石涛何如？蕉老头言：故不恨僧道无老头法也！”在白蕉看来，对于画兰的技巧，哪怕是文徵明、八大、石涛在世，自己也是不遑多让的，甚至还自刻了一方“管领清芬五百年”的印章。

五百年不世出之兰绘奇才！

这股不甘前人、捭阖千古的狂豪气概，可称一时无二了。

白蕉曾在《写兰集册》中对初学写兰时的场景做过描述

《蕙石图》白蕉  谢稚柳 1963年作 上海中国画院藏

白蕉在写兰上的不可一世，曾有很多文献将他称为“天下第一妄人”，甚至把此称号当做白蕉的别署，这是误传。倒是白蕉生前的确给自己取过一个“天下第一嬾人”的称号。“天下第一嬾人”，表面意思就是天下最懒的人。白蕉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其书室杂散无章，几无立足之处；又喜赤足穿一镂空布鞋，出入正式场合而时成笑谈；闲散的生活作风与“懒人”称谓倒也相合。殊不知，白蕉最擅文字游戏，“嬾”与“兰”谐音，“天下弟一嬾人”实则天下第一的爱兰、画兰之人。到头来白蕉在落落谦敬之余还是狠狠地自夸了一把，有时自诩和自嘲往往乎一念之间，便不得不感慨汉字的变幻莫测了。

“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

白蕉自嘲是天下第一的懒人，然而对于书法艺术的钻研，他其实一点都不懒，相反地，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书法家，可能都要勤奋许多。金学仪先生在《忆白蕉》文中如此写道：“书法和画兰，他都下过苦功，差不多每夜都要用掉一二杯子的墨，尤其是写大字时，用的更多了……他常常通宵达旦，精神健旺。一夜下来，狼藉满地，满壁龙蛇飞舞……”。据说白蕉从小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练字倒墨，“墨不尽不休”，到老都不曾改变。因为在其胸中，始终秉着一个信条：“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尔。”（唐代张旭语）。我们仿佛仍可以看见白蕉每夜在书房内焚膏不止、攻书不倦的景象，而这也恰恰是他刻苦勤奋的最好写照。

白蕉作品

晚年时，白蕉给自己取了个别号：“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练书写兰，已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确是恰如其分。然而，“仇纸恩墨”这四个字，也是语出有典的。

白蕉写字用纸和用墨的量极大，但他也喜欢搜罗名笔、古纸和佳墨。冯其庸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白蕉用毛笔是特殊定制的，他的笔之笔芯是用有弹性的硬毫，外因裹以小儿的胎发，胎发柔和到极点而无一丝弹性。但它的附着力好，紧紧附在以硬毫为里的笔芯上”。白蕉自己也曾对弟子蒋炳昌说，“胎毛之所以可以制笔，是取其毛端的尖而细，所谓的胎毛笔只不过是在笔头的最外圈披上一层胎毛，铺垫笔柱和内芯还是诸如紫、狼这样的硬毫。制笔用的胎毛得取婴儿双满月的，此时头发长而丰厚，剃下后要理直，如乱放就不好用了”，足见白蕉对书写工具极为讲究。

行书诗二首 白蕉 约20世纪40年代

毛主席诗词二首 白蕉 约20世纪50年代

《移来谷外香》白蕉 1958年作上海中国画院藏

再赘述一段轶事：1965年春节后，白蕉应安徽省文联的邀请，与叶璐渊、唐云等人一同赴皖讲学，随身带了一张清乾隆时期淳化轩的制龙纹透光古宣。一日课后，白蕉将之取出并当场写了一首毛泽东的诗词送给在场的石谷风先生。石谷风大为愕然，惊讶道你怎么拿这么珍贵的纸写字？白蕉则说，好的笔墨纸砚，有保存价值。但更有实用和欣赏的价值。若亲笔书其上，领略其精良质地，此人生一乐也！石老听后，一脸惘然。

白蕉作品

是夜，石谷风邀请三人到自己家里作客，白蕉见他画案上有一张古纸，顺手拿起笔就给他题了斋名。写毕仍意犹未尽，问石谷风道：“此纸尚存若干？愿意割爱否？不然某便要下拜了。”说罢就要给石施礼，大有一副元章拜石的神气。唐云在一旁笑道：“他（白蕉）是出了名的爱纸如命，你不送他两张，事情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石谷风只好将一枚乾隆高丽笺、一枚发笺以及一锭汪近圣（清代徽墨制墨名家）墨条相赠。白蕉大喜，回沪后当即笔耕不止，很快把从石谷风那里索来的佳纸古墨挥霍一空，而后给石谷风寄来了自作画兰诗句二十一首长卷和多幅书法、对联。石老看了苦笑不已。

白蕉作品

金学仪先生说，白蕉只要遇到好纸、好墨是不顾家里断米断炊都一定要买的，买来后马上就挥毫试笔，非墨用完纸写尽不能称意。白蕉在《云间言艺录》中也谈到：“凡为艺，一矜持便是过。矜持虽非做作之谓，然已不复见真精神流露矣！我非不喜穿新衣服，但穿之身上，处处令我不便，因有惜物之心存也。必如宋元君解衣盘礴，庖丁不见全牛乃可。若名笔在手，佳纸当前。略存谨慎，便尔矜持，遂损天机矣！”当然，白蕉珍爱佳纸名笔并非珍视其本身文物价值的珠璧，而是完全从书法创作这个角度出发。爱纸笔不如说是爱书写，正像他在一首自叙诗里写到的一样，“爱书正与此身同，半夜三更写未休，长史当年徒握发，云间自愧吐哺周。”

白蕉作品

“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

白蕉学书，走的是苦学派的路子。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也是从楷书启蒙。早年的白蕉，学习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亦临摹东汉钟繇《荐季直表》、《宣示帖》等。他刻苦勤奋，一步一脚印，尤在欧阳询的书体上用功最深。据说白蕉少年时临写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曾将完成后的临本和宋代的原拓对着太阳比照，竟能不差毫厘地重合起来，一丝不走，观者无不啧啧称奇。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然而白蕉最为人称誉的，还是他那一手萧散秀逸的行书。他的行书以“二王”为宗，且专情如一，终生以“二王”帖学为自己研习的目标。尤其钟爱“大王”（王羲之），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英毅卓荦、恬和典雅”，因而推崇备至 。

白蕉自己曾回忆说：“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他对自己的严格几近苛刻，常常把写好的字贴在墙上，近看三日，远观又三日，反复审视推敲，或征求同道意见，作品往往十纸撕其九，又弃其一；一切着意在“纯出于人之气度涵养”的晋人风韵。心追手摹，使得白蕉不仅对晋韵的理解十分准确，而且基于早年师法欧、虞两家的经验，也将晋韵唐法做到了很好的结合。晋人妙处在乎用笔使转，于笔画的流走中产生运动之美；而唐人贵在起止、转折处的用心，笔画厚实、结构严谨，得端庄之态。

《草书·己亥杂诗》白蕉 约上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因此，白蕉的行书并非一味再现“二王”的面貌，而是更追求用笔的起落无痕、结字求简，把“二王”的艺术语言化为自家血肉，融晋韵、唐法、宋意、元明之态于一炉，甚至兼用了一些现代笔墨的技巧。虽书出于“二王”，竟大有独造之妙，所书作品纵横有气，隽逸潇洒，随意为之而法度自在，确有晋人遗风。

沙孟海先生对白蕉的书法评价极高，他在题《白蕉兰题杂存卷》中写道：“……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赖少其先生亦在白蕉的书画册页上跋云：“余观复翁之书出入魏晋，取法隋唐，挥毫为天马行空，飞腾奋发；其利如刀，激流能杀；满如悬弓，弯则箭发，不争一卒之短长，而求阵容之壮阔，潇洒淋漓，可与古人争座位矣。”章草大家王蘧常先生有诗赞曰：“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讲的便是白蕉书法成名甚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蜚声书坛，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名动一时。

白蕉作品

“ 法 天 者 ” 白蕉自刻印

老子曰：法天者，治。白蕉原名治法，遂取其意，自号“法天者”，意在表明自己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理念，为人从艺一切师法自然。

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致白蕉的信函

白蕉心仪晋人风度，超然洒脱，崇尚道法自然的率真烂漫，因此对于艺术上的见解，他向来心无城府，直话直说，有时难免犯了狂傲的“老毛病”。1932年，好友徐悲鸿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在《云间书跋甲集》中提及此事，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即蒋碧薇之弟蒋丹麟，其时已英年早逝）不及见之也。”对于自己的书法，白蕉竟然自誉“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可见他是何等得自信。

不过，对于前人诸书家，白蕉的点评有时也老实不客气。他评论包世臣的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似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绣腿模样……”又评论康有为“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甚至认为杨凝式的《韭花帖》和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乃米芾伪作，理由竟是“此老（指米芾）好弄狡狯”。

白蕉  行楷八言联  蹈德詠仁神无不畅，正身履道卑以自居 1945年作

末了，仍不忘自夸道：“却不防八百年后有白蕉其人”。这样狂狷脱俗的言论，的确像极了晋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风神，看似悖于常理，细忖却发现往往一语中的，颇耐人寻味。

白蕉狷介不羁，常豪语惊人。可性情上出于对艺术追求的自负，在别人看来，往往是不通人情世故的梗顽，而这也恰恰为他此后凄凉的命运隐隐埋下了伏笔。

白蕉作品

窗下客的“浅白”

据白蕉弟子蒋炳昌回忆，曾在金学仪先生家中看过白蕉二十八岁时拍摄的一帧小像，高高地昂着头颅，向远方瞻望，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照片背面是白蕉的手书，写着“未来的行政院院长”八个字。白蕉的青年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年代。经历过国民革命和八年抗战洗礼的白蕉，在当时对自我才华的施展和远大抱负的实现也充满着跃跃欲试的期待，甚至偶尔会表现出少不经事而睥睨天下的狂态。然而恰恰是这份个性使然的率真，日后却成为了其晚年凄凉结局的照见。

白蕉在画院值班留影（摄于1957年）

1956年8月，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成立。白蕉被任命为筹委会的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筹委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遴选比较有名望、绘画技艺较高的海派画家进入画院。可海派名家纷繁，画师的名额又很有限，因此白蕉为画院画师名单的最终确定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说甚至出现有“吴家天下白家班”的说法，意思说画院是吴湖帆的天下，而经白蕉的挑选组成了工作班子。此乃外话不提。

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白蕉写了一篇《我道其东》的文章，大意是讲解放后我们不是很重视和提倡书法，而邻国日本对书法则非常重视，如果我们再不改变现状，今后就要向日本人学习了。文章的初衷完全是善意的，但陈词与当时的时局颇违，好友唐云在读后也隐隐觉得不妥，劝其不要公开发表。可在一次文艺座谈上，受会议气氛感染，耿直的白蕉起身发言，大谈《我道其东》的观点。而就是因为这次发言，是年6月，白蕉自然而然地在“反右”斗争中被划到了“右派”的行列，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

草书五言联  白云遥相识，青山若可扪

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记十大狂人事》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写道：“及大鸣大放开始，白写了一篇洋洋文章，论书法，竟认为中国无一人懂书法、擅写字，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东乎’。遂被揪了出来，问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之后，白蕉被送到上海舞蹈学校建筑工地参加劳动。可一介书生的他，又怎堪沉重的体力活，双肩常常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可白蕉没有怨言，第二天带着夫人准备好的两个棉肩垫，又一声不吭地回到工地。此时的白蕉不再抗争，他明白，因为自己的心直口快和不善待人接物，在如今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已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甚矣哉！艺之使人傲也，此昔贤语，大概所谓使人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他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不可无，然宜在意，而不宜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他这么写道。但即便如此，白蕉依然深爱着祖国、热爱着党，希望用真诚和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此，他自刻了一方闲章“浅白”。浅白者，“浅薄”的谐音也。被打成右派虽是人生的悲剧，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恰恰在于自己不通世故的浅薄。况且艺术的追求无穷无尽，原先自己在艺术上的认识和自负，此时看来也是非常肤浅的。这番刻骨铭心的教训，令白蕉深有体会。他又请好友叶潞渊为他刻下“窗下客”一印。夫人金学仪不解其义，问白蕉，白蕉只是浅浅一笑。直至金向叶潞渊请教，叶氏叹气道，“窗下客”就是门外汉啊！同年和此后的1963年，叶潞渊和邓散木两位好友又为白蕉重刻了“窗下客”与“浅白”二印。从此，两枚印文便成为了白蕉为艺的终生信条。

白蕉（左）与叶潞渊 （摄于1964年）

1961年，“右派”帽子终被摘去，白蕉哭了。向来坚强的他，并不为自己的冤屈得以洗刷而流泪，而是觉得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艺术创作中去。此后，白蕉更加发奋，不分昼夜地写字作画，只为有机会再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感到满心喜悦。但天不遂人愿，很快，“文革”风暴又将他打到了十八层地狱。白蕉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随之而来的是在阴暗的地下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洗油画板。批斗最激烈时，“造反派”们甚至在白蕉的手杖上贴大字报，不准其取下，走路示众，而他的工资也降至三十元。可即便如此，当中国第三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传来，白蕉竟老泪纵横。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他，仍强打起精神对家人说：“只要国家强盛，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我甘愿做历史车轮的铺路石。”

无休止的劳教和折磨，彻底摧垮了白蕉的身体。而顶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奄奄一息的他又一而再地被医院拒收。弥留之际，白蕉还想尝一尝他最钟爱的大闸蟹。可当时家中已一贫如洗。为满足父亲的心愿，长子何民生骑着单车赶往苏州买蟹，只因那里的价格比较便宜。来回路程近二百公里，看到儿子为自己如此奔劳，白蕉不禁泪流满面。1969年2月3日，白蕉永远地合上了双眼。在他去世后，家中竟连筑墓的钱也没有。直到几年后，夫人金学仪卖掉一部心爱的册页，才勉强凑够了五千元，让丈夫魂归故里，有了一块小小的长眠之地。一代帖学大师，身后竟落得如此萧条，不免令人唏嘘垂泪。

晚年的白蕉在华东医院养病期间（摄于1965年）

尾记

白蕉曾在赠与友人的一柄扇面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则可以处世矣。”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心经”。

白蕉的一生，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文革等历史时期，可谓阅尽世间冷暖，饱尝人生沧桑。但他始终以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浪漫在艺术领域里纵横驰骋，终生服膺于晋人超然物外的精神观念，却为国家的艺术兴衰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不求名利通达，而争艺术之短长，哪怕晚境凄凉，仍无怨无悔。这是白蕉崇高人格的体现，却又清淡如水，微如拂袖——

“我常中宵而起，自谓清醒，而室人谓之痴……”这是一代文人学者最佳的心灵独白。

——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