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忙救灾

(接上篇《奋勇战洪涝》)

1954年1月，县委书记董舒跟我谈话：“小席啊，将你工作变动一下怎么样？”听到领导这么说，我心往下一沉，在白池区当政委刚一年，领导就要调我，肯定是我的工作没干好。“中央对财贸工作十分重视，指出这是当前全党一项主要任务。外国人散布舆论，说中国共产党只会打仗，不懂经济。我们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粉碎帝国主义的预言。最近全国各级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定县委书记当主任，县长当副主任，现在我们就缺一个秘书。县委研究，选一位对工作高度负责，对财贸也熟悉的同志来担任，何启县长推荐你，大家都同意。所以今天我代表县委跟你谈话。”董舒说得很严肃。我知道这是组织决定，不能讨价还价，就像在战争时期接受命令一个样。

“个人服从组织，我保证完成任务。”尽管这个决定来得突然，让我一时想不通，但我毫不犹豫表了态。

谈话后的第二天，我到县政府报到。

这时县委和县政府早已从蕲州迁到漕河，在朱明垸一栋木板楼办公。那天接待我的是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叫江树森。我把组织部开的介绍信递给他，他看了一会抬头盯了我一会连连说，欢迎新领导。

“我不是领导，我是秘书。”我怕江树森看误了，连忙解释说。

“没错，没错，何县长向我们交待过，你除了担任县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外，还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就两个党支部，一个是领导成员支部，另一个是工作人员支部。今后，我们都在你领导下工作。”江树森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他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把我送到楼下一间办公室，将站在办公桌前的胡一、胡亚豪和方立仁三位向我作了介绍，江树森还把我的情况也向他们作了说明，讲：“席秘书是南下干部，比你们大几岁，在蕲春工作了6年，刚解放时就从事财贸工作，后来调到白池区当政委，现在又回到财经战线上来了。在他的领导下，相信我县财贸工作定会搞得更好。”

这是我第一次与胡一同志相识，给我的印象是面前这个年轻人高高的个儿，清瘦的体形，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说话办事十分利索。后来通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他有很多优点，比如对事业高度负责，学习十分刻苦，工作善于思考等。这样，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听了江秘书介绍，我脸上一阵发烧，心里增添无形的压力。立即想到怎样转换角色，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面前自己是秘书，为领导服务是本职，可基层干部和下级又把我当领导。这个领导可是不好当的，既不能表态，又不能推诿，还要让大多数人满意。第二天我把这个担心向何启县长作了汇报。

“不错嘛，你就是这么一个双重身份，对上你是秘书，主要是汇报，是听指示。对下你是领导，是听汇报，作传达，搞协调，只要符合政策，当表态的还得表。”何启县长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不过，这是一门学问，哪些能表态，哪些不能表态，书本上没有，文件上也没有，领导讲得不全面，只能靠自己摸索。目前最重要任务的是熟悉情况，不仅要熟悉全县财政经济情况，还要熟悉财经战线上的干部情况，多数同志你要叫得出名字，还要了解他们的性格和经历，工作起来就方便。”

听了领导教诲，我心里有了谱，花两天时间看资料，把全县的基本情况背得滚瓜烂熟，比如各区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耕地、产多少粮食等，还比如财经系统各单位有多少人，1954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各单位的正副职概况等。我把这些情况记下后，就到财经系统所属的商业、供销、银行、粮食、税务、财政、服务等科局以及百货、土产、副食品、食品等八大公司去座谈。每到一地，我都反复说明是来学习的，做到与基层同志打成一片。

“席秘书，你究竟是当干事还是当领导？当干事从没看见你这么深入的，打个电话看看报表就行。当领导又没看见你这样吃苦的，到一个单位都是走路，既没骑马，又没骑车。”银行行长刘德成笑着对我说。那个时候，上面领导下来，一般都跨辆自行车，一路摇着铃声，把姑娘小伙摇得站在路边直瞪眼。无论骑马或骑车，当然有人陪，表示身份与别人不同。而我每天在县城各个单位来回跑，都是走路，又只一个人，所以有些关系好的人就爱和我开玩笑。

“既是给领导当秘书，又是给你们当秘书。一句话，向你们学习，就怕给你添麻烦。否则的话，我还真想把秘书当到底。”我回答刘德成。那个时候，人民银行虽是热门，但是在均贫富的意识中，热门部门往往容易受孤立。社会流传几句话是：“能力强，到银行，能力弱，进合作，能力差，到华沙。”将人分成三等。所谓进合作，就是指到供销合作社。所谓到华沙，也就是指那个时候流行的国际语，即到托拉斯单位或调出去，意思是本地不要，把你送出去。到银行虽然是能力强的人，但是大家不服气，甚至把他当成能力差的人，因为银行也是属于托拉斯部门，在地方干部中很受孤立。刘德成行长这时有所指地对我讲，我也直接了当地回答他。

“就凭你老兄亲自来，就证明心里装着我。说么事话，今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出力，尽管说，我们就当自己的事来办。”刘德成行长大概很长时间没跟地方干部打交道，有点孤立无助的样子，对我的到来表示由衷的高兴，拍着胸脯说。我暗暗地记住他说的话。

财贸单位还没座谈完，转眼就到了春节。

1954年春节是在灾后重建中度过的。何启县长带着财贸系统负责人从西河驿桥头沿着正在建设的赤东大堤走一趟，大家被眼前农民热火朝天的场面感动着。

“你家有几口人，为什么来挑堤，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何启县长走一路，问一路。我们开始满心希望农民回答为了建设新中国，最少也应该回答为了今后不受灾。可是，一路听到的回答与我们当初的期望相距甚远。

“我屋有6张嘴，我、屋里人，还有娘老子和两个伢儿，在家没饭吃，上堤有饭吃。”

一个拖着山区口音的农民挑着箢箕从堤上下来，往土塘走，从发签员手中接过一根染得绿绿的竹签，被何县长拦下问，他回答说。

“多少担一斤米，你一天能挑几多担？”何县长又问。

“30担8两米。原来我一个人边上边挑，一天能挑90担，政府发1斤8两米，前天我把老父和屋里人也接来了，屋里人上土，我和老父挑土，一天能挑300担，换回5升米，我们三个吃3升，还能节约两升带回去。”农民说着喜滋滋地从口袋抠出一把签，朝我们晃了晃，十分得意地说。那时候是16两制，8两是半斤，16两是一斤。

“同志们，赤东大堤从罗州城，经北风头、土门嘴，到金牛洞，全长31公里，高10米，共计1300万方，国家实行以工代赈，每方土补半斤米，共补650万斤米，全部是从四川调来的。我们要把每一粒粮食用好，尽快把赤东大堤挑起来。”

在工地上看了两整天，第三天我们参加指挥部开的会，何启县长在会上讲，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蕲春人民的关心，感到有责任把保障工作做得更好。会后我们听说关于赤东大堤批准的经过。1953年洪灾过后，县委和政府就将修建赤东大堤上报了计划，并在当年10月召开的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形成决议。计划报到省里后，迟迟未见动静，何启到省政府去找张体学。门卫看他穿戴得像个农民不让他进，他打电话给老领导，说“官当大了，见个面果难。”张体学听出他的声音，马上从办公室跑出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莫怪，你个人有么事要求直管提，我都答应。”何启从荷包抠出一张纸，说：“要求都在里面，你签个字就行。”张体学省长朝纸上望一眼后，说：“修大堤，多大个数，我个人怎敢作主，要开会研究。”何启讲：“你原来在蕲春打游击时，看到老百姓那样苦，对你却那样好，就说革命胜利后，蕲春要做的头件大事就是治水患，让全县人民吃饱饭，现在就忘了？”张体学回答：“不敢忘，也忘不了，我明天开会研究，行吧。”何启寸步不让，说：“行，你开会吧，我在这里等。”张体学要他先回，何启说你不批我不走。这样逼着张体学省长第二天主持召开了省政府会议，把报告批下来。何启回来时，口袋里就装了200万斤修堤大米的调拨单。

“这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一定要把这批粮食用好，把赤东大堤挑起来。”

何启县长扬着手中的调拨单对参加会议的区乡干部讲，大家听了一脸兴奋。

“堤挑起来了，春荒也过去了，灾民们有饭吃，这真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那会儿我还在白池区当政委，回来向村干部传达这个喜讯后，大家无不拍手称快。

赤东大堤是1954年1月上旬动工的。工程上马后，我调到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这次随何县长参观大堤建设，看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昔日的水袋子快要被百里长堤锁住了，顿时给我太多感慨，领导只有为群众着想，才有力量源泉。领导只有为群众做实事，才能得到上级支持和下级拥护。领导只有做出样子，下级才会跟着学。这是我从何启身上学到的作风和办法，以后几十年我一直这样告诫自己。

赤东大堤是1954年5月竣工的，8万民工挑了4个半月。在庆祝胜利的那一天，我带着粮食局几位同志到白池区察看救济粮的发放情况，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说共产党是活菩萨，毛主席是大救星，你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让我们给活菩萨和大救星叩个响头吧。说着就要在我们面前跪下，慌得我们连忙去扶。老人们起来后，用衣袖揩着满脸泪水，哭咽着说：“我是光绪年间生的，经过了宣统、民国几个朝代，说挑堤的人不少，收去的钱粮更不少，就没见动过一砣土，共产党人民政府说挑堤，没收一文钱，没要一升米，还给我们发救济粮，几个月把堤挑起来了，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果好的政府呀！”

好像老天专门要考验人似的。赤东大堤挑起来后不到一个月，天气又是久雨不晴，6月下旬，竟是发了淫威，倾盆大雨连续下了5天5夜，蕲河水像开了锅，长江水也猛涨不退，沿线围子不断溃口，新挑起的赤东大堤在狂风暴雨中挣扎到6月底，7月初就全部沉入水底，许多人讲一生没看见这么大的水。水文资料的记载是，1953年6月24日到28日的降雨量是322毫米，为10年一遇的大暴雨。1954年6到7月，37天的降雨量是1078毫米，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雨，带来的洪水也是百年一遇的特大灾情，漕河以下，一片汪洋，乘船直达县政府门口。

6月底，县委通知我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级别虽然还是正区级，但是离县里领导更近了，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除我外，都是县长和副县长。宣布我当专职副主任，就是让其他领导腾出精力来抓别的事，财政经济方面日常性工作就以我为主。职务发生了变化，带来的一点激动马上让连日的暴雨冲个精光。我整日带着办公室和财贸部门同志下去察水核灾，路不能走就坐船，船过不去就涉水，有时还把照相馆的师傅带去拍照，掌握大量一手资料，以最快的速度把灾情报上去。

“黄冈地区财经委并报湖北省财经委：

我县今年6到7月遭遇百年难遇特大洪灾的袭击，是在上一年严重的江汛和洪灾之后连续发生的。1953年全县受灾面积188000亩，无收56500亩。受灾面32700户，134900人，死亡41人。今年受灾205700亩，无收145400亩，受灾面57000户，196000人，倒房54809间，死亡58人。目前，洪水逐渐退去，灾民严重缺粮。县委和政府提出开展生产自救的措施，做到不饿死人，不让人逃荒，洪水退到哪里，种子播到哪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绝大部分农户无种可播，因此，恳求上级帮助调拨晚稻种80万斤，乔麦种50万斤，小麦种100万斤，萝卜种5万斤。”

我拿着草拟的报告请示县委和何启县长，问他以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报上去如何。何启县长表态同意，还说，虽然县委、政府已向上级报告了灾情，但是，多条渠道比少条渠道好，许多工作还是需要财贸部门去落实。你这一招提醒了我，不仅财经委要报告，通知财贸各部门都要向上级部门报告，让他们了解蕲春灾情，帮助灾民搞好生产自救。

从何县长办公室出来后，我迅速以挂号信向省、地区财经委寄出了报告，还把何县长的意见通知给财贸各部门。

上级领导和部门接到我们的报告非常重视，尤其是对生产自救的内容。董舒书记和何启县长到省、地区开会回来讲，上级肯定了我们的作法，以生产自救为主，而不是以要救济粮为主。省委领导讲，调100万斤种子做得到，调1000万斤救济粮有困难，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调100万斤种子比调1000万斤救济粮作用还要大得多，可以产出2000万斤、3000万斤粮食来，所以我们先要支持调种子。

半个月后，第一批晚稻种子调回来了，我和粮食局、农业局的同志一道，以最快的速度把种子送到重灾区，亲眼看到农民播下田。

这期间，我又督促供销社到外地调回萝卜种子。整个财贸系统都在为调种、购种、发种而忙碌着。粮食局和供销社购种子需要钱，我到银行找刘德成商量，他果然不食言，要我们办好手续，他积极请示上级银行，很快解决了资金。

“同时间赛跑，与灾情作战，近段工作财贸系统抓得很主动，县直各个单位，各区、乡干部都要像他们那样，只有争分夺秒，自救才有成效。”董舒书记在全县生产自救现场上表扬了我们。

1954年7到8月，财贸系统共从外地调回各类种子160万斤，其中晚稻种30万斤，荞麦种60万斤，大小麦种60万斤，蚕豌豆种6万斤，萝卜和芥菜种4万斤。还从四川购回大米370万斤，均以低于成本价和市场价卖给农民。如大米调入成本价是每担30元，市场价是9元，而供应价只定8元，豌豆种调回成本价是每担124元，供应价定56元。灾民们购得种子和粮食都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当时何启县长给我们算笔帐，说调回这批种子和救济粮县财政贴了120万，买回来的却是20万灾民的感恩戴德和冲天干劲，还有无数条生命，你们说哪个更重要。一席话说得我们频频点头。

“政府为救灾贴大本，财贸部门也要贴小本。贴本为荣，赚钱为耻。”一个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口号在财贸系统流传着，将灾民的心和财贸干部职工的心连在一起，这也是做好财贸工作的关键。

这年水灾过后，天气一直晴朗，种下的晚稻、荞麦、萝卜等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全县真的没发生一起饿死人和逃荒事件。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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