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中睿相继四：复唐五大臣一贬再贬与张柬之去世
神龙二年即公元706年三月初七（庚戌），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被武三思陷害，全被处斩，籍没家室。不久，中唐名臣朱敬则也被迫退休致仕。
三月初九（壬子），洛阳城东七里多的地方，地面的颜色如水，近旁的树木和往来车马的影子都历历现在水中，经历了月余才消失。
武三思与韦后日夜不停地在唐中宗李显面前大讲敬晖等人的坏话，唐中宗于是将敬晖再贬为郎州刺史，崔玄暐贬为均州刺史，桓彦范贬为毫州刺史，袁恕己贬为郢州刺史。和敬晖等人一同扶植唐中宗复位的功臣都因为所谓和他们朋党而被贬斥。
这月，朝廷大量增置员外官，从京师各部直到诸州，总共有二千余人，由宦官越次提拔为七品以上员外官的又将近一千人。
三月十九（壬戌），唐中宗追赠韦后父亲韦玄贞为太师和益州都督。
魏元忠自端州回来出任宰相之后，不再强行进谏，只是得过且过，深让朝廷内外官员失望。酸枣尉袁楚客写信给魏元忠，说：“主上刚得到天命，开始惟天德；君侯本应当提拔君子，斥退小人，好大兴教化，岂能安于目前的荣誉和恩宠而默守成规！如今主上不肯早立太子，选择师傅加以辅导，这是过失之一。为公主开府并设置僚属，这是过失之二。崇拜任用穿黑缁衣的僧人，让他们出入权门，仗势收取贿赂，这是过失之三。让那些戏子小人，盗取品秩官位，这是过失之四失。有司部门选用贤才，全靠贿赂的多少和权势的大小，这是过失之五。宠幸和提拔宦官，几乎多达千人，成为助长祸乱的根源，这是过失之六失。对王公贵戚赏赐无度，致使他们竞相糜烂奢侈，这是过失之七失。广泛增置员外官，劳民伤财，这是过失之八。先朝的宫女得以随便居住宫外，自由出入宫闱，交结权贵，请托门路，这是过失之九。旁门左道的人们，蒙蔽迷惑主上的视听，窃取俸禄官位，这是过失之十。这十大过失，君侯不帮他规正，谁又能帮他规正！”魏元忠收到他的信后，只是惭愧致歉而已，什么事也没做。
夏四月初一（甲戌），朝廷改赠韦后父亲韦玄贞为酆王，韦后的四个弟弟也都追赠郡王。
四月初八（辛巳，《新唐书》作二十天后的辛丑），洛水暴涨，毁坏了天津桥。
四月十六（己丑，《旧唐书》作己卯，也许那天提出申请），左散骑常侍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退休致仕。
四月二十六（己亥），鄮县出现下雨带毛的怪事。
处士韦月将上书指控武三思和后宫暗通，必将成为逆乱。唐中宗勃然大怒，命令将他处斩。黄门侍郎宋璟奏请对他立案审理，唐中宗更加愤怒，居然顾不上整理头巾，拖着鞋子从侧门出来，责问他说：“朕以为已经杀了他，怎么还在这里！”下令马上杀了韦月将。宋璟说：“人们都传言说内宫中有人和武三思私通，陛下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人。臣担心天下人必定会因此私下议论这事。”一再要求立案审理。唐中宗不肯，宋璟说：“陛下如果一定要处斩韦月将，那就必须先处斩臣！不然，臣终究不敢奉诏。”唐中宗的怒气稍微消了些。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人尹思贞都认为在夏天进行杀戮，有违时令。唐中宗于是命令将他处以杖刑，然后流放岭南。秋分刚过的第二天拂晓，广州都督周仁轨就迎合唐中宗的旨意把韦月将杀了。
御史大夫李承嘉投靠武三思，在朝堂公开诋毁尹思贞。尹思贞说：“你附会奸臣，准备图谋不轨。如今想要先除掉忠臣吗！”李承嘉大怒，上奏弹劾尹思贞，朝廷于是将他外派去担任青州刺史。有人跟尹思贞说：“尹公平日不善言辞，然而在宫廷当面驳斥李承嘉，怎么口齿那么敏捷？”尹思贞说：“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李承嘉仗恃威权，欺人太甚，我道理上实在不能忍受这屈辱，所以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就讲了那许多。”
武三思讨厌宋璟，也把他支出朝去检校（代理）贝州刺史。
五月十八（庚申），朝廷将则天大圣皇后安葬在乾陵。
武三思指使郑愔诬告扶植唐中宗复位的五大臣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即桓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六月初六（戊寅），朝廷进一步将敬晖贬为崖州司马，韦彦范贬为泷州司马，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司马，一律为员外编置和永久任命。朝廷还削去他们的旧官和封爵，并恢复韦彦范姓桓。
张柬之被贬到新州后不久就去世了。张柬之字孟将，是襄州襄阳人。他少年时就补了太学生的空缺，颇为涉猎经史，尤其喜好《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非常器重他。张柬之后来进士及第，累次补缺后出任青城丞。永昌元年（689），他作为贤良被朝廷征试。同时在朝堂对策的有一千多人，张柬之独为当时第一，因此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圣历初年（698），他经过累迁升任凤阁舍人。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述说：“三年之丧，合三十六月。”张柬之著论反驳他说：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是不能更改的经典。谨据《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还有：'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男方向女方送结婚聘礼）。’《左传》说：'礼也。’杜预的注释也说：'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士婚礼，纳采纳徵，皆有玄纁束帛，诸侯则谓之纳币。盖公为太子，已行婚礼。’所以《左传》称作符合礼法。《公羊传》说：'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释说：'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纳采、问名、纳吉，皆在三年之内，故讥。’何休因为鲁僖公在前年十二月去世，到这年冬十二月才二十四月，并非二十五月，所以是不满三年而举行婚事。按照《经》的说法：'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预根据《长历》推算，那年乙巳应是十一月十二日，并非十二月，《经》作十二月，是谬误。'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左传》称太慢了。诸侯五月而葬，如果是十二月去世，四月安葬就五个月了，不能算太慢。明知是十一月去世，所以注意到为僖公服丧完毕是在这年，到十二月就满了二十五月。所以左丘明的《传》说：'礼也。’据此推断，杜预的考证校正，不是公羊所能办到的，况且左丘明也未必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春秋》。而且二《传》何休和杜预所争执的也只是一月之差，不是一年。二十五月除丧，历来没有争议。这就是《春秋》所说的三年之丧，二十五月是明验的。
“《尚书-伊训》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释道：'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根据这点，则二年十一月是小祥（古代亲丧一周年的祭礼），三年十一月是大祥。所以《太甲》中篇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所以十一月的大祥，在十二月朔日结束，然后给殷王加冕服，大吉后回归亳城。这就是孔子说的'汤元年十一月’的明显证明。《顾命》说：'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是指四月十六日。'翌日乙丑，王崩’，是指十七日。'丁卯，命作册度’，是指十九日。'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是指四月二十五日。所以从成王去世到康王麻冕黼裳（绣有黑白斧形的下裳，是帝王的祭服），中间有十月，康王才开始祭拜宗庙。所以知道成汤在十一月驾崩，从停柩到下殓完毕，才满十二月，然后去拜见祖先。《顾命》说见了宗庙后，诸侯就出了庙门。《伊训》说'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可见从驾崩到拜谒宗庙，殷、周的礼数是相同的。这显然是因为周朝遵循殷朝的礼数，损益是可以知道的。不会在元年以前，另有一年。这就是《尚书》说的三年之丧，也是二十五月的明验。
“《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又有，《丧服四制》说：'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有，《间传》说：'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有，《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这就是《礼记》说的三年之丧，再次是二十五月的明验。
“《仪礼士虞礼》说：'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这一礼仪是周公制定的，这就是《仪礼》说的三年之丧，再次是二十五月的明验。
“这四道明验，连同礼经的正文，要么是周公所制，要么是孔子所述。我们的学者（指王元感）岂能因为《礼记》是戴圣修撰的，就想对之诋毁非议？西汉初年高堂生传授《礼》，并著述了《仪礼》，但不很周全完备。汉宣帝时，高堂生的多代传人后苍，根据从鲁地淹中和孔壁那里得到的五十六篇有关礼的论述，编著了《曲台记》，传授给弟子戴德、戴圣、庆溥三人。（后来戴圣）将历代有关礼仪的正式经文以及孙卿（即荀子）的论述，融会贯通（而写成了《礼记》。戴圣将战国到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他们并列学官，年代已久。如今人们随意捏造异论，毫无依据，深可叹息。这二十五月的服丧期，是经先代名儒考校过的，唯有郑玄注释《仪礼》的'中月而禫’时，认为'中月间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他又解释禫的意思，说是'澹澹然平安之意也。’如今人们都以二十七月为恢复正常，遵从郑玄的议断。'逾月入禫，禫既复常’，这正说明二十五月为免除丧服的期限。二十五月和二十七月，意义是相同的。
“我私下认为，儿子对于父母的丧事，有终身的悲痛。创巨者日久，痛深者愈迟（《礼记-三年问》：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哪里只是岁月而已？所以在练（父母去世十三月为练，因头戴练冠祭于家庙而得名）后仍然感慨的原因，是由于悲伤思慕的情怀未了，而捶胸顿足的伤感已歇。所以在祥（父母去世后二十五月为大祥）后而旷然的原因，是由于极度哀伤的痛楚已除，而孤苦遥远的思念更起。这都是情感所致，用不着外表的装饰。因此《礼记》说：三年之丧，义同过隙。古代的帝王建立制度，成为常规。所以祥的期间穿戴缟带素纰（散开的丝麻），禫的期间则无所不佩。今天我们的学者却要因为情感而放弃礼仪，这实在是荒谬肤浅。当然，放弃縗麻的孝服，穿上锦缎的华衣，这是连路人都不愿看到的事，但为了遵循礼仪，却也无可奈何。所以仲由（孔子弟子子路）也不能违反礼制为他姊姊服丧，孔鲤（孔子儿子伯鱼）也不能过了丧期还哭悼他母亲（两个故事均出自《礼记-檀弓》：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哪里是因为他们不怀念姐姐和母亲，是因为尊重礼教罢了。像孔子、郑玄、何休、杜预他们，都是历代名儒，后代的楷模。他们的学问高深，犹如宫墙积仞，不易窥测。但只要锲而不舍地不断钻研，应当能够逐渐进入胜境。怎会终年孜孜不倦，却还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还请所有指摘先代名儒的学者，暂且停止挑剔而多长点学问。”
当时人们都觉得张柬之的反驳，颇为符合礼典。
那年，突厥的阿史那默啜上表请求用他女儿和朝廷和亲，武则天盛情答应，并想让淮阳郡王武延秀娶她。张柬之上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天子要求娶夷狄女儿，嫁给中国封王的先例。”结果得罪了武则天。神功初年（697），朝廷将他支出任合州刺史，不久转为蜀州刺史。按照旧例，朝廷每年都要征募五百人前往姚州镇守，但因为路途遥远艰险，死的人很多。张柬之上表谈论了这一政策的弊病：
“臣私下了解到，姚州本是古哀牢国的地盘，算是荒外绝域。那里山高水深，自从有人定居以来直到后汉，都没和中国来往过。前汉的唐蒙开拓了夜郎和滇筰等地，但哀牢不肯依附。到了汉光武帝晚年，他们才开始请求内属。后汉因此设置永昌郡统治那个地方，并开始收取盐和布以及毯毡等税收，给中原带来一定的好处。该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还出产奇珍异宝，每年进贡也都准时不缺。刘备据有巴蜀时，常觉得甲兵不够充足。刘备死后，诸葛亮在五月渡过泸水，收罗了那里的金银以及盐和布，增加了军事储备，并派张伯岐到那里挑选精兵劲卒，同时搜集兵器，以增强武备。所以《蜀志》说，自从诸葛亮南征之后，国家富饶，甲兵充足。由此而见，前代设置郡县，得到了不少利益。但如今不但盐和布的税收征不到，奇珍异宝的进贡也断绝了；他们的兵员和武器朝廷也用不上，宝贵的物产也不再运到我们这一大国。而朝廷还要白白耗竭府库，驱赶平民，让他们受到蛮夷的奴役，甚至肝脑涂地。臣私下为国家感到可惜。
“以前汉朝因为得利不少，所以派人越过博南山（在今云南永平），涉过兰仓水（即澜沧江），设置了博南和哀牢二县。结果让蜀人犯愁抱怨，被迁徙到那里的人们作了歌谣说：“历博南，越兰津，渡兰苍，为他人。”正是讥讽汉朝为了贪图珍宝和盐布的利润，而让蛮夷驱役中原百姓。汉朝获得了利益，而民众尚且抱怨哀歌。如今为此减少和消耗国家的资储，费用日益增加；让陛下的赤子百姓沦落荒野，骸骨不归；让老母幼子，哀号着思念或祭悼千里之外的亲人。这不但对国家没有丝毫的利益，对百姓也是终身的苦役。臣私下为国家感到痛心。
“以往，诸葛亮攻破南中，让蛮夷的渠帅自相统领，不置汉人的官吏，也不留兵镇守。人们问他为何这么做，诸葛亮说，安置官吏和留兵镇守有三个不容易的地方。大意是，安置官吏必定导致夷汉杂居，相互之间必起猜嫌；留兵镇守，就得运送军粮，这样为患更重。如果他们突然反叛，朝廷的劳费就会更多。但简单地设置纲纪，蛮夷就自然安定。臣私下认为诸葛亮的这一策略，真是制服蛮夷的绝妙办法。
“如今朝廷设置的姚府官吏，既没有安定边镇，制服蛮寇的决心，又没有诸葛亮且纵且擒的伎俩。他们只知道用阴谋诡计，恣意盘剥民众；贪赃枉法和劫掠地方，早已习以为常。他们还煽动酋人渠帅，结党营私，贪污税款，靠谄笑取媚蛮夷，甚至对他们拜跪趋伏，不再有廉耻之心。他们提携亲友子弟，啸聚凶顽愚昧的人们，聚集一块蒲博游玩，一掷就是累万。从剑南和中原拒捕逃亡过来的，就有二千余户，都散在该州，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来是在龙朔中年（662）由武陵县主簿石子仁上奏后设置的，后来州长史李孝让和辛文协一道被群蛮所杀。前朝派郎将赵武贵带兵讨伐，结果赵武贵及其蜀兵都被打败，全军覆没。朝廷又派将军李义总等人前往征讨，结果郎将刘惠基也在阵上战死。此后朝廷就废除了该州。臣私下认为诸葛亮所说的安置官吏和留兵镇守的三不易，已经得到了验证。到了垂拱四年（688），蛮郎将王善宝和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求设置姚州，奏称说所有的课税，都将出自姚府管辖范围之内，不再烦扰蜀中。当设置州府后，录事参军李棱被蛮人所杀。延载中年（694），司马成琛上奏请求在泸南设置七个镇所，派蜀兵防守，自此由姚州导致对蜀中的骚扰，至今不息。
“而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那里的奸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本来是为了教化民俗，防止奸人。可如今无耻之徒和贪得无厌的小人，纷纷来到此处。现在不论蛮人还是汉人，很多都是罪犯，他们在路上劫杀，官府无法禁止，担心一旦惊扰了他们，可能为祸更大。因此臣乞求陛下撤销姚州，让该地隶属巂府，每年岁首到京师朝觐，如同其它蕃国。泸南诸镇，也请求朝廷全部废除，然后在泸北设置关卡。百姓除非奉使入蕃，不许和该地区随便往来。同时增加巂府的兵马，挑选清廉优良的牧宰前去治理。臣的愚见是，这将是最为稳便的办法。”
奏疏呈上之后，武则天不予采纳。张柬之后来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长安中年（702
左右），武则天召他回朝担任司刑少卿，不久升迁秋官侍郎。当时夏官尚书姚崇（即姚元之）出任灵武军使。临行前，武则天让他举荐胜任宰相的外司官员。姚崇答道：“张柬之沉稳忠厚，很有谋略，还能决断大事。但这人已经年老，陛下只能抓紧使用。”武则天马上召见了他，不久就任命他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没多久又提拔他为凤阁侍郎，仍旧参知政事。当密谋诛杀张易之兄弟时，张柬之是五大臣之首。唐中宗即位后，因功提拔他为天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封汉阳郡公，实封五百户食邑。没多久，他又升迁中书令，监修国史，并在一个多月后，进封汉阳郡王，加授特进，但被罢免了参知政事。他后来的事前面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他被武三思构陷后被贬为新州司马。到新州后不久，他就因为愤恚而去世，终年八十多岁。景云元年，朝廷下制追赠他为中书令，封汉阳郡公。建中初年，又追赠他为司徒。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