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的史学价值及其对现代史学的启示
徐霞客首先是以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载入史册，著称于世的。徐霞客对于地理学的记述和研究，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前，我国地学的水平，具有里程碑性质。这是我们对徐霞客一生论述的贡献中，首先应该肯定的。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他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较地理学稍次，但也是不能忽视的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
游记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述，是明末社会情况的直接信史和忠实记录。它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政治、民族、阶段斗争的情况，也记录了手工业、农业、商业、宗教，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我们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疆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的长卷。它弥补了“正史”所难以反映的社会底层生活情状的缺陷，并且把历史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领域，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面。
首先，《游记》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现实的阶段斗争状况。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较少。《游记》如实地记录了他在南方旅行中所见所闻关于农民起义的线索，起到了补充或印证“正史”的作用。
例如，《游记》所记，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三十日，徐霞客在湖南宁远获悉，宁远之高梁原，“为盗贼渊薮。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凉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出入皆由牛头江，必假宿于韭菜原、蟠龙洞，而经九疑峒焉。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领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见朱惠荣校注本《徐霞客游记校注》第2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引文同此书，只注明页码）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支农民武装的规模、活动方式、装备、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内容。
同月初八日又记，当他行经楚粤交界的黄岑岭，游完野石岩时，“方拽襄就道，忽北路言，大盗二百余人自北来。主人俱奔，襁负奔避后山，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方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顾仆从穴旁窥之。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自北而南者，乃下问之，曰：'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中不前也。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第275页）次日，徐霞客“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木中，经宿而去，想亦有所阚而不敢动也。”（第277页）这支农民武装宁愿露宿“大山丛木中”，不扰百姓。徐霞客笔下的“流贼”，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可恶可恨的。
徐霞客在旅游中，先后四次遇盗，二次被窃，耳闻目睹的盗警及被盗现场达31次。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已经动荡不安，所谓“盗贼蜂起”，农民起义遍及各地，并不虚言。
其次，《游记》描述了西南各兄弟民族生产、生活和保卫边疆的动人事迹。
西南边疆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徐霞客游历经过了瑶、壮、苗、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游记》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斗争，都有叙述。
《游记》记述居住在云南保山大寨的彝族同胞，生活艰苦，“所居皆茅”，但勤劳刻苦，垦山种地，“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表蒿麦而已，无稻田也。“主要依靠”煮大麦为饭”。
《游记》记载徐霞客丽江之行，对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木增有较详细的记录，非常有趣。（江应 教授曾论。“元、明、清土司制度，施行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第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是云南三大土府之一，史称“传世最远”，土地广大，而且“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称首云。”（《明史稿》云南土司二，丽江）》游记对此作了很好的记录。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应木增的邀请去丽江，经过四天旅程，他们于二十五日进入丽江辖区，遥望漾共江深峡两岸峰峦层叠，一条道路通向山脊，脊上有雄关高扼，状如锁钥，就是出入丽江必经之地的邱塘关。没有木土司的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关，即使是皇上的诏命也只送达此地而止，显示了土司的威严和割据性质。对此，《游记》记录，“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并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第929页）木氏所居之天生寨，“居此二千年，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第930页）
木增对徐霞客十分尊重，与之多次交谈，设盛宴招待，赠以白银，银杯，纱缎，酒果等。木增非常重视汉文化，曾亲自编纂辑录一些札记，分为六卷，名《云迈淡墨》。他恳请徐霞客为之作序，并代为校正。徐霞客接连两日，“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两夜始寝。”（第935页）
木增还请徐霞客指教他的儿子撰写文章，又再求修《鸡山志》，徐霞客允诺。徐霞客丽江之行，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非常钦佩，这是17世纪30年代汉族与纳西族之间的一次可贵的文化交流。
再次，《游记》描述了各地风俗习惯和人民生活状况，成为我们了解明末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例如，《游记》记录了广西隆安地区农村及小城镇房屋建筑及其民风民俗，颇有特点。在汉族地区，“其村民始瓦屋，有台凳，邑中始为平居，始以灶，与土州截然若分也。”而民族地区，“土人俱架竹为栏，下畜牛豕，上与卧处之所托焉。架高五六尺，以巨竹捶开，径尺余，架与壁落俱用之。以方板三四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火，以块石支锅而炊。锅之上三四尺悬一竹筐，日炙稻而舂。舂巨木刳为小舟形，空其中，以双杵捣之。妇人担竹筒四枚，汲于溪。其筒长者四、五尺。亦有纺与织者。织亦有扣有综，第不高而平，妇人趺坐而织，纺亦然。男子着木屐，木片为底，端绊皮二条，交于巨趾间。岂交趾之称以此耶？妇人则无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盘之，以巨结缀额端为美观，亦间有用青布、花布者。妇人亦间戴竹丝笠；胸前垂红丝带二条者，则酋目之妇也。裙用百骈细裥，间有紧束以便行走，则为大结以负于臀后。土酋、土官多戴毡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发以网，而酋与官俱无焉。惟向武王振吾戴巾。交人则披发垂后，并无布束。间有笼毡帽于发外者，发仍下垂，反多穿长褶，而足则俱跣。“（第551-552页）这段细腻的描述，将300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民间风采展现了出来。”
对于云南的民风民俗，《游记》亦有记载。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二十七日记录了云南安宁地区男女老幼的发型：“入北城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此间幼童女，辫发一条垂脑后。女郎及男之长者，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佃则辫发一条，周环于脑额，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从后脑下另挽一小若螺，缀于后焉。二女郎“手执纨扇，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此间重十月朝祭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中所见妇女，纤足较好，无逾此者。”（第835页）从发型看民俗，反映了地区、时代和民族的特点。
对于著名的云南大理三月街的风貌，《游记》亦有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十五日记录：“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即三月街）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大半矣。”次日，入演武场，俱结绷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等。（第993-994页）三月街的集货贸易，至今不衰，且更发扬光大。
《游记》中常有插页附录，专题记叙该地区之历史。如《永昌志略》记述了云南永昌（今保山）地区之历史沿革，从汉迄明，简明扼要；尤其介绍了永昌之现状，永昌卫府，领州一（腾越）、县二（保山、永平），仍统路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还分别介绍了州、县、司之沿革。（第1128-1129页）又《近腾诸彝说略》记述了云南腾越（今腾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情况，鉴于边疆地区的复杂情况，徐霞客甚至提出建议：“自后当重其责以弭变，庶于腾少安云。”（第1130-1131）反映了徐霞客对祖国边境地区的关心。
《游记》对各地僧人、道观、寺庙记载颇多，提供了有关宗教方面的大量信息，对鸡足山寺庙记载尤为详细。正因为如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大量引用《游记》资料，认为这是“最佳史料”。
这些只是举例性的，却是非常珍贵的实录性的历史著述。价值就在于它的资料的原始性，实践性和真实性，是其它历史资料所无法取代的。
二、《游记》对现代史学的启示
在论及《游记》的史学价值时，还必须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游记》对现代史学的发展，留下了诸多的启示。
第一，重视实际考察，注意实地观察和记录，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徐霞客的早年，“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少应试不得志，即肆志玄览，尽发先世藏书，并鬻未见书，缣缃充栋，叩如探襄，称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然而，他却认为：“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吴国华：《圹志铭》，见“校注”本第1233页）这比那些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在旧纸堆里讨生活，更使历史有真实感，更能创造出有新意，更深刻的史学著作。当今的史学，除了广泛吸取各方面的信息外，也应提倡走出书斋，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吸取新养料，丰富史学的内容，创作出更符合客观实际，更深刻丰富的现代史学著作、作品来为提高史学水平，普及历史知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
第二，扩大史学研究领域，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诸方面，并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游记》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山川、人文一直到民风民俗，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从而使其史学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过去的史学较多地局限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活动和宫廷生活，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接触甚少。《游记》突破了这种局限，游踪遍天下，“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徐霞客传略》，康熙《鸡足山志·高隐》，“校注”本第1244页）徐霞客曾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承袭傅会；江、河二经，山、川两界，自记载来，多囿于中国一隅；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穷流沙而后返。”（钱谦益《徐霞客传》“校注”本第1243页）扩大史学研究领域，穷究源流，为现代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野。
第三，艰苦的攀登精神，自强不息的刻苦意识，追求客观真理的热烈情怀，不怕艰难困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毅力，也为我们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为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徐霞客的旅游中，“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其言游与人异：持数尺铁作蹬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能与山魈野魅夜话，能袱被单夹耐寒暑。尤异者，天与双趼，不假舆骑；或丛菁悬崖，计程将百里，夜就破壁枯树下，即然脂拾穗记之。”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曾说：“譬如吾已知，幸无以家累相牵矣。”在湘江遇盗，行芨一空。与他同行的静闻被创斃，他仅以身免，然而仍乐观地说：“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校注本”第1237-1238页）徐霞客之行“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置丛菁，攀援而上，悬度绠级，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王孙、貜父为伴侣”。（钱谦益：《徐霞客传》，“校注本”第1242页）没有艰苦的探索和坚韧不拔的努力精神，只在书本里讨生活，抄来抄去，是没有出息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游记》对现代史学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讨论《游记》，重要的不仅在于回顾，而是在于未来。继承和发扬徐霞客的科学精神，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科学事业。
三、《鸡足山志》是徐霞客的一部重要史志著作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应丽江土知府木增之请，创修《鸡足山志》，这是他直接写成的一部重要史志著作。于是，他在当年八月第二次登上鸡足山，自五月到次年正月在悉檀寺替心纂修半年之久，成稿四卷，后因病中止。这部志稿已毁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非常可惜。（参见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鸡足山志》第10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版）不过，我们还可以从《游记》中窥见其概貌。
从《游记》中获知，在所有名山、寺院中，徐霞客两入鸡足山，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与僧人过从甚密，所记寺庙建筑，僧人风俗习惯以及山川风貌甚多。当徐霞客“初入鸡山抵大觉，四顾山势，重重回合，丛林净室，处处中县，无不恰称”。（第904页）其记鸡山碧云寺的风貌颇有趣：“寺乃北京师徒所建，香火杂沓，以慕师而来者众也。师所栖真武阁，尚在后崖县嵌处。乃从寺后取道，宛转上之。半里，入阁。参叩男女满阁中，而不见师。余见阁东有台颇幽，独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为师也，持而待之。师即跃而起，把臂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且诠解之。手持二袜未穿，且指其胸曰：'余为此中甚忙，袜垢二十年未涤。’方持袜示余，而男妇闻声涌至，膜拜不休，台小莫容，则分番迭换。师与语，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第885页）又记迦叶殿风光说：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资建此，而遂移土主于殿左。其前之长天阁，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宝楼。后又有善雨亭，亦张按君所建，今貌其像于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脚蘧庐，语意大含讥讽。殿亭四围。筑城环之，复四面架楼为门：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第888页）记录翔实、细微、既有历史叙述，也有现状描述。
虽然徐霞客撰《鸡足山志》全书今已不得见，但《游记》中保留有《鸡山志目》《鸡山志略一》、《鸡山志略二》等篇，可窥其大概。
《鸡山志目》将全书分为八卷，目录是，一卷“真形统汇（此山之纲领也）”，二卷“名胜分标（胜概本乎天，故随其发脉，自顶而下分也）”，三卷“化宇随支（功业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四卷“化宇随支”（同上），五卷“化宇随支”（同上），六卷“神开原始”，七卷“宰官护法”，八卷。“艺苑集成”。“志目”后附有：“徐子曰：志图经者，志山川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不相假也。兹帙首真形，次名胜，次化宇，渐由天而人；次古德，次护法，则纯乎人矣；胜事天之余，艺苑人之余，故又次焉。此编次之大意也。”（第1183页）徐霞客修志的格局，对后世诸多启发，实有筚路篮缕之功。
当然，我们承认徐霞客一生旅游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历史，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无法回避当时的社会现实（必要时也要追溯历史），并随其游程把它们记录下来。徐霞客也许没有想到的是，他对于当时现实社会的记录，成了后世研究明代历史的第一手真实的记录，并且给予了现代史学诸多的启示。这就是《游记》不可取代的史学价值。
原载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