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国好医生 | 专访《脊柱医生》导演韩靖媛
凝视一段“医者难自医”的踉跄人生
采访:龙天音
编辑:张劳动
医生背后
凹凸镜DOC：您最开始学习经济学，为什么会去做记者？又为什么选择去北电学习导演专业呢？为什么不断地在跨界？
韩靖媛：读研是因为社会和升职都对研究生学历有要求，也曾经有那个机会，就在哲学和经济学中选择了后者。做IT财经记者多年后，想写点自己的东西了，就在北电、中戏、上戏间选择了北电，去学习影视编剧，也蹭了不少导演系的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这些都是兴趣和机缘使然。
跨界是指打破视野边界，去获得更多领域的认知的机会吧，是个见多识广、拾级望远的过程。
拍摄《脊柱医生》对我是个很大的跨界，不仅在脊柱医学领域是个进修过程，也是通过对拍摄对象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寻找自己的过程。中间遇到很多困难，很累很累。最终在绝望中找到亮光，走出迷境，完成影片。
凹凸镜DOC：之前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对于您的纪录片创作具体有哪些启发？
韩靖媛：记者是个“阅人无数”的工作，采访生涯中，我见证过一些企业的生死和企业家的沉浮。深深体会，很多采访对象和他们背后的企业、组织，都是一本厚厚的书，那里有他们走过并将要走的新途或末路。
一部好电影是有道德前提的，它是人物解决困境的价值力量。
这是《脊柱医生》“经过凌厉生活，依然内心向暖”主题的由来，也是记者生涯对创作的影响。
凹凸镜DOC：开始拍摄前，跟刘大夫的沟通顺利吗？他是很快就答应接受拍摄了吗？医学题材专业性比较强，确定要拍摄这个选题后，您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韩靖媛：我们开始介入拍摄是因为基金会的救助项目。慈善救助是一件好事，导演自费跟踪拍摄，来讲述医生的故事，无论初衷、目的和真诚意愿，在开拍初期都得到刘医生和基金会及脊柱外科医护团队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跟医院有关方面沟通，为我们提供了拍摄便利。
基金会办公室在连接我们和医患方面、搜集信息、落实拍摄辅助计划和科普医学知识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医学领域对我们摄制组所有人员，都是个新课题。慈善救助主要涉及刘医生团队和受助的贫困患者两个群体。
取得病患的信任是一道人性题。这个弱势群体接受我们拍摄是基于感恩，他们把我们当做基金会成员了。
作为独立影像拍摄者，我们除了明确身份定位，平等相待，更多的是感同身受的理解和鼓励，还有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的帮助；这些都让我们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手术室是我们拍摄主战场，影片里的故事和人物命运，都跟这二三十平方米的地方有关。手术室有严格的管理规范和执行规定，我们按照安排和规定，为所有拍摄设备清洁消毒，穿上专用衣鞋戴上口罩手术帽进入手术区。
初期的手术室拍摄，更像是影片前期的调研，几乎把术前准备、主刀手术、主刀后续环节，以及手术辅助岗位，都拍了个遍，同时捕捉刘海鹰主刀的状态。
几台手术后，我们逐步熟悉了脊柱外科手术的过程、关键点和术间可能产生对话的节点。后面的拍摄和录音，我们有意识聚焦人物情绪变化、人物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叙事需要的空镜等等。
手术室是发生故事的地方，几乎每台手术产生的信息，都会丰富我们对医学常识和医疗救治的认识，也揭示着故事原委和人的命运走向：一位肺功能出现衰竭症状的病人，内脏器官已经错位；一位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青海农民，骨髓已经变成缺乏营养的黄色；一位集五种重症脊柱疾病于一身的手术，需要留下医学档案资料，我在几个关键节点被请上主刀位拍摄术野，镜头里留下的是满腔钢柱钢钉和汩汩流出的鲜血，还有吸引器分秒必争滋滋吸着。
在这里，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手术就是生命”。
凹凸镜DOC：刘大夫性格好像比较沉默寡言、慢热内敛，怎样让他能够面对镜头敞开自己的内心？最开始的时候，面对镜头，刘大夫会不会有不自在的时候？大概跟他接触了多久才觉得他慢慢开始打开自己？
韩靖媛：刘医生是慢热性格，但谈起医学话题，犹如进入他的领地，可以滔滔不绝，并不因刚开始拍摄而有陌生感。尤其是手术中，镜头对他是“身外之物”，他的全副身心都在那把椎板钳及其触及的视野里。
跟拍几年中，我们跟刘医生有过多次大约近二十个小时的采访交谈。采访镜头中，他的手术方案、他对手术难题的考量、慈善风险的担当，他的成长历程、职业抱负、家庭影响、基金会的使命等等，是我们谈论较多的话题。
持续几年的拍摄，刘医生身体每况愈下，有了疲惫感。预约采访或如约采访，常常遇到他的婉拒或勉强受访。手术后的医生们是极度疲惫的，他们宁愿在一起抽烟、逗乐、开开玩笑，也不情愿进行在他们看来话题严肃的采访。
刘医生说，太累了，此时“只想休息，只想喝粥”。有时想聊一些话题，就约他去吃饭喝酒，点上他喜欢吃的咬起来咯吱作响的花生米等小食，他会很快乐，谈兴甚浓。
有时我们补拍一些镜头，希望医生配合，这是医生们最不自在的时候，有时他们会拒绝。即使拍了的，后来几乎没法采用。
凹凸镜DOC：片尾鸣谢的家庭，有好长一串名单，最开始大概接触了多少病患？片中主要呈现的接受救助的3个典型病患，当时是以什么标准筛选的？
韩靖媛：我们摄制组先后采访拍摄了与基金会救助工作有关的患者20多位，重点采访拍摄了其中16位病人家庭和手术，其中8位有较成形的故事线。《脊柱医生》是以海鹰基金会救助贫困家庭的患者为叙事平台，来讲病人“站起来”，医生“倒下去”的故事。因此，我们选择了3位受助患者作为病人这条线参与主线叙事，另选了3位青少年患者的少量素材，作为辅助叙事。
3位病人的救助在影片中有不同的叙事担当。
大学生陈晓庆的手术，是影片中的第一台。有较多的脊柱外科科普信息，也揭秘了手术室内较多信息。这台手术用时较多，呈现得较为详细，包括术中唤醒、术前术后对比等等。这个大学生获得手术救助后，从此走向新生活，展现了难得的阳光活力。这台手术说明，慈善手术必须成功。
云南农村妇女叶云凤的案例说明，慈善手术是有道德风险的。这台手术的复杂程度被世界脊柱外科大师认为：叹为观止，极为罕见！术中果然不顺，最终劫后余生。但病人来自农村，他们的生活重心是家庭的正常运转，对身体康复没有足够的重视。叶云凤的手术也反衬医学精微复杂，医技精湛和一台手术解决5种腰椎经年疾病，极为不容易。
农民郭爱琪的颈椎疾病手术说明，慈善手术是会被误解的。误解和不信任，就偏偏在到京路途中遭遇被偷窃。这是三个病人中唯一一个颈椎疾病案例，话题稍微轻松。
三个病人各有各的人生故事。在全片以医院为主体的叙事中，是个向外透视更广领域尤其是农村的生活。
凹凸镜DOC： 结束拍摄的时候，您说“素材量已经积累到了2000多个小时”，面对这样庞大的素材量，梳理剪辑思路的时候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吗？
韩靖媛：我们拍摄是根据海鹰基金会的救助进程，一个个省市一台台手术去跟进的。几年间拍了20多个病人的治病经历和家庭生活，也同时拍摄了刘海鹰医生几个春夏秋冬的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变化的过程，尤其记录了他几个疾病的患病和治疗过程。我们还进行了涉及刘海鹰和基金会成长有关的其它社会性采访拍摄。这么大的素材量，怎样去讲这个故事？
无数个观看素材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镜头里的刘海鹰一步步老了，几年间我们几乎记录了他“衰弱”的整个过程：从基金会启动时的意气风发，到后来逐渐疲惫。后期补拍的镜头，根本没法放到叙事结构的起点来使用，状态、神志、信心，都回不到从前了。
纪录片是有时间重量的，故事长了出来。于是我们放下素材涉及的医患关系探讨、病人的艰难成长、农村空巢化、医改影响、中西部不同发展节奏等等话题，把焦点聚集到刘海鹰医生身上。影片以基金会救人为叙事平台，用病人“站起来”、医生“倒下去”两条线穿插叙事，新生和衰弱此长彼消，默默发生，前路依然负重，让人喘息不己。它背后的逻辑，除了时代环境压力负重等等因素，还有人性层面的探问空间。
2000多小时素材，86分钟呈现，去表达“曾经我所见”，就像茶道里的“一期一会”。人生一段经历只有在这八九年间才会发生。有了这几年的时间重量，沉淀其中的情感份量和认知定位才能出来。
拍片比上，并不感觉挑战很大。拍着拍着，眼见他疲惫和羸弱，最终在门诊对记者发火，结点有了，所以结束拍摄。
凹凸镜DOC： 前期拍摄五年，后期四年，有没有遇到瓶颈期？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支撑着您完成它？
韩靖媛：最难的是这类题材怎么避免“陷入感动”，拍成了好人好事宣传片了。我们保持清醒，一直从人类学角度去把握它。
纪录片用真人真事讲故事，会遇到隐私和呈现人物多面性等问题。伦理把握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很多纪录片人做片子时，都在真实性和分寸感之间找平衡，试图去把握某个“度”。我们做后期时，很多时间十来个版本都是在剪“分寸”。
拍摄时跟拍摄对象互相配合相对容易，剪辑呈现时，敏感素材的取舍对把握“度”的作用，很是考验。我们会顾忌别为了表现人物而伤及了“无辜”，或者伤及人物的人际关系。
我们把握着基本底线：这些素材的使用是否是叙事必需？有没有消费善良？有没有利用病人的无助？是不是显摆胜于实际需要？是否在增进拍摄者、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沟通产生正向作用？是否会给拍摄对象带来包括生存、发展、荣辱毁誉等等致命问题？
伤及“无辜”和无所作为，是伦理把握的两个极端。有些特殊情况会导致纪录片人的保守和无为，比如可能会陷入近似PTSD（创伤应激反应）情绪，产生“他人的痛苦让我内疚”的错觉，因此放下创作，进入某种“可被看见的善良”。
创作中保有良知很重要，可你还是个纪录片人，得有专业精神，得让纪录片保持某种客观性，因为你是在专业担当、在为纪录片的使命工作。
几年拍摄中印象深刻的事很多，很多内心被触动的细节，都会是激励自己做下去的动力。后期制作中有段时间陷入困境，一度想放弃。
图为:被救助的患者回到了幼师岗位
有天夜里，我从后期机房出来，走到亮马桥河边，十五的月亮挂在天边，夜阑清冷，万籁寂静，想到用血汗钱咬牙拍了这么多年，遇到很多问题，又放不下影片……；我茫然地站在河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正清醒想迈步回家，是脑中突然回放着看过不久的电影《无人知晓》画面：阿明把阿雪埋在河边，那是阿雪能看到飞机的地方。他带着弟妹们继续着原来的生活，去广场接水，去便利店后门取过期食物的生活。街头，阳光下，画外忽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阿明仰头久久望着，回过神来时，一滴泪珠挂在眼下……
是枝裕和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导演，他在片中直面凄怆的隐忍，温婉克制的表达，镜头里默默注视孩子们的温暖目光……；这些独特的气质和表达，常常让我面对屏幕默默悸动。我们在影片后期中每每分析结构怎么调整？气口怎么衔接？怎么剪出需要的情绪和效果？冥冥中一直有种力量在牵引着，那就是，我们都不想辜负被好电影滋养的那些日子。
凹凸镜DOC：在片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对于刘大夫和他的团队都是非常感激的，展现的医患关系非常和谐融洽，不知道在拍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最后没有呈现在片中？
韩靖媛：慈善手术的最大风险，是道德风险。家庭再贫困，生命是第一位的。好事变坏事，是慈善之殇。医生压力其实非常大。
叶云凤那台手术结束后，手术室围绕输血问题有过争执。细究争执话题，在血气和血水的用词和缺血告警上。其实双方都没问题，争执是情急之下双方的应激反应，谁都不服输，并非是真相的全部信息。手术出现输血需求有抢救和配血预案，但观察室抢救进行中，病房外争执仍在进行。
金医生去血站取血回来的车上，为了冷藏的血回来既能使用，夏季的车厢里他把车温度开到28度急速奔回。这些冲突画面发生了，我们不在场，甚是可惜！
凹凸镜DOC：您对于医患关系的认识？许多像陶勇医生这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还是会面对来自患者的恶意，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韩靖媛：医患关系恶化有它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当时在经济领域大显神通的市场化手段被引入医疗领域后，医院逐步走上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路子，医生除了治病救人外，也要承担“以药养医” 、“以副补主”的任务。
医疗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城市看病贵，基层和农村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农民家庭的生活难题。家庭贫困的病人手术不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尚未覆盖到被认为是“矫形手术”的脊柱疾病范围，很多家庭面临着因病致贫，甚至影响生存和寿命。长期积累，少数基层和家庭贫困患者遇到不顺，常常迁怒于医生，不管这医生有多劳累，付出过多少，且并没有医疗责任。
此外，作为民生行业的医疗成为生意，看病变成消费，医疗的复杂性、多解性、无解性就被忽视了，治疗难题常常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杀医伤医案不断发生。
2013年浙江温岭出现患者伤医杀医案，医生一死三伤，罪犯最终被判极刑。之后暴力伤医和医闹纠纷事件还是频频曝光，广东潮州更是出现了“押医游行”要求赔偿10万元的事件。医护们对此当然是群情激愤，哀怨不已。
医疗的起点是平等和信任，是不分贵贱，为人民服务。当刘海鹰医生在临床遇到治不起病的穷人和靠“众人拾柴”这类家庭起死回生的实践奇迹，海鹰基金会就诞生了。
这两拨医改环境的负重群体，相遇在慈善平台，精准救助因病致贫的家庭，就成为国家脱贫攻坚战中医疗行业先期实践的优秀样本。
图为:《脊柱医生》映后交流
凹凸镜DOC：通过《脊柱医生》这一类的纪录片，能否增进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理解，改善如今的医患关系？
韩靖媛：近年医疗题材纪录片出现一些佳作，如《人间世》、《生门》、《中国医生》等，这些影片在增进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理解方面，都有很大促进作用。
《脊柱医生》作为医疗题材的创作，本绕不过医患关系这个坎。但表现医患关系，是表现撕裂还是融合？《脊柱医生》是讲融合。直接表现“撕裂”会很提升关注度，我们放弃了跟它有关的直接表达，集中篇幅去讲一个医生的故事，去呈现刘海鹰们“多做少说，不埋怨，负重而行”的生活；从医患关系撕裂的另面，去表现社会结构性变化对医疗从业者的具体影响，以此折射他们承担的社会动因，也留下探究空间。
这次疫情中，武汉医患联手抗疫也是讲“融合”的故事。它跟刘医生们慈善救助的共同点是，当民生等利他行业尊崇了不分贵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医患关系就回到了医疗的起点：平等和信任；这时东方的“大医精诚”和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都回到了救死扶伤的初心。
然而，即使初心珍贵，修复着“撕裂”，医者依然要艰难闯关甚至可能会倒下。对于重建医疗行业的公共信任资本，个案的医患融合仍显得杯水车薪。此外，这些因为慈善救助和英雄抗疫被推上“神坛”的医护人员们，更需要关怀和持续下去的力量，需要给予民生事业以公平性、公益性、成本适宜的公共医疗体制的呵护！救助即将倒下的刘海鹰们，重建医疗行业的公共信任资本，实在是迫不及待且任重道远的重大修复工程。
近年，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呼吁，医疗、教育、养老等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已经变成压垮百姓脊梁的“三座大山”。在社会民生行业，百姓需要的是公平性、公益性、成本适宜的服务，而不是资本逐利动机下产生的两极分化、商业化、贵族化的服务。
图为：导演韩靖媛在映后交流
凹凸镜DOC：对于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满意吗？在爱奇艺播出后，有没有收到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观众反馈？
韩靖媛：很多观众留言，感叹刘海鹰医生伟大，不容易，看到了真实的医生生活，很是理解他们。我们很感谢这些观众对刘医生的关注和祝福。
观众有几个反馈我印象挺深刻的：
一是影片很压抑，有悲凉感。压抑感是影片自然呈现出来的。我们感谢这些观众，他们投射了情感，他们会进一步探究医生负重背后的成因。刘海鹰做慈善，做到了走上一条艰难的不归路。影片为他们所代表的那批人，留下一份精神境况备忘，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藉痛惜的目光，去回望这个群体一路爬坡气喘吁吁温暖他人的旅程，回望他们经历踉跄人生依然内心向暖的精神世界。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去关怀关注他们。
第二，还有观众谈到刘海鹰形象单一的问题，希望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生活中更丰富的方面。其实也有朋友看过影片后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么献身事业的人，想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指的是小家庭。
人都是不满足平面信息的，想看到立体的人，看到铁血之外的温情。
我们社会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分享自己个人生活的，刘医生也是。他是个性格内敛的人，工作压力大，领导管理和医教研工作任务繁多，每天几台手术结束常常已是深夜，工作几乎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几次小聚吃饭，他都是手里握着一团白大褂匆匆赶来。
他陪伴家人的时间比常人少，常常心生愧疚，有时会讲起跟女儿之间的一些故事。他的太太孩子也在他住院期间来到病房陪同，可惜我们不在现场。他也有自己的乐趣，跟朋友喝酒吹牛把玩小摆饰喜欢书画工艺品打打羽毛球等等的。还喜欢吃咯吱咯吱响的小食，我们都说那是他手术中用椎板钳咬骨落下的记忆，习惯啃硬物了。遗憾我们手上关于他闲暇时光的素材太少，仅有的一些，没法参与影片叙事，我们没采用。
事实上，他的家人和父母姐妹，分别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影片中，不多的视听画面契合着他们这批人身上的时代印记：他们是在提倡奉献、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精英成道难免两全，得失之间都是不能自己的取舍。“山高人为峰”后面，我们能感受到“海深家是岸”的回味和叹息。用毕生精力去救人，做的是慈善，捐的是命，唯有扼腕致敬。
尽管形象单薄在逻辑上是真实的，但这些观众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凹凸镜DOC：对最后呈现效果是否满意？
韩靖媛：我们团队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留下了过去这段已经逝去时间里发生的、关于一群热血医生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时代社会变化影响个人命运走向的思考。
伊朗导演阿巴斯说过，电影是在电影院完成的。我们在创作中放弃了煽情讴歌的套路，坚持了电影本质的东西，把一个让我们感慨万千、逻辑真实的故事交给了观众，把同情共感的权利交给大家。虽然不骄不躁，娓娓讲述，呈现着纪录片该有的真实性，但它有很多新手上路的稚嫩和缺陷。纪录片人的使命是，用视听元素和情感细节尽可能地去抵达观众内心。因此在创作路上，我还是个学生，还有太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凹凸镜DOC：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呢？选择拍摄纪录片？还是拍摄剧情？什么题材呢？
韩靖媛：下一部影片也是纪录片，仍然是公益题材，现在调研中，是讲一个后浪音乐人下乡用音乐给孩子们“种太阳”中发生的故事。不知道具体走向是怎样的？很期待。
| 影片介绍
被病人誉为“天下神刀”的刘海鹰，是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盛行时期成长起来的医学博士，九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度过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阶段，让他养成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专业品格。
在多年的行医经历中，刘海鹰常常自掏腰包救助家庭贫困的脊柱重症畸形病人。他知道这些人如果不手术，等着他们的将是器官功能衰竭或死亡。但长期资助，经济难以为继。后来他用痊愈病人及家属还有部分热心人士的捐助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依托他领导的医院科室团队，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的患者展开医学救助。
然而，日以继夜的高负荷工作，让这位医术精湛的好医生早已成为一名亟待被照顾的病人。同事们劝他要多多顾及家庭和身体，但他已经停不下“救死扶伤”的脚步。他仍然踉踉跄跄走着，守护着他难以割舍的、救死扶伤的人生。
【 导演介绍 】
韩靖媛导演
《脊柱医生》导演、制片人。曾供职国内某IT媒体主任记者，经济学研究生，这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
| 参展纪录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优秀新人纪录片提名奖
深圳青年影像节 最佳社会类纪录片奖
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决赛 入围奖
印尼纪录片导演奖 铂金奖
欧洲“中国银幕”独立纪录片节铜奖
《脊柱医生》
Chinese Backbone Doctors
出品公司：深圳靖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行公司：岚之境（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2019|彩色|86分钟|纪录
China|2019|Color|86min|Documentary
导演/制片人：韩靖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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