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60：停滞的二十年
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激烈的辩论，最终以271票赞同，262票反对的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对清朝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并索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
英国并没有对清朝宣战，是惩罚性报复——reprisal。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可以参看本公众号《自闭的帝国》《崩溃的帝国》）
英国人由此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将朝贡体系的清朝强行拉进近代主权国家体系。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
什么是帝国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用武力征服为手段，强迫原住民接受自己的文明体系和价值标准。（《权力的游戏》里，龙母就是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
其实清朝也是帝国主义者，对朝鲜、越南的政治控制和武力管辖也是帝国主义行为。
战争的结果是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附属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
紧接着又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许多人忽视了这两个条约，其实这两个条约对清朝、对清朝人了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是指《望厦条约》里允许新教、《黄埔条约》允许天主教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传教士带来的各种西方思想、观念侵蚀和动摇了清朝儒家文明的思想基础。清朝灭亡更多是亡于新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国门被打开了，仗也打败了，不平等条约也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从现代人的观念出发，清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遵守条约，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但既然签署了就要遵守，同时学习和掌握国际法，将天朝朝贡体系转变为主权国家体系，然后和洋人重新谈判修改条约，争取平等，由此进入近代国家之列。
这是现代人的思路，清朝人不可能这么想，这源于他们对世界的无知。
清朝人真诚地相信清朝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洋人不过是化外蛮夷，堂堂天朝上国怎么能向蛮夷学习呢？
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说好的五口通商，到了1850年时，宁波有19个洋人居住，福州有10个，其中7个是传教士，厦门一直是清朝东南沿海海盗走私集中的地方，洋人没办法进去。只有上海的洋人逐渐多了起来，经贸活动也多了起来。1845年租界条约签订后，有一百多户洋商家庭，五个医生家庭，十七个传教士家庭住进了租界。
最为奇葩的是广州，徐广缙、叶明琛先后两任两广总督让广州士绅组织乡勇团练抵抗洋人进城，愣是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没让洋人踏入广州半步，为此还得到咸丰皇帝御批“众志成城”的嘉奖，同时对洋人通商、修约、递交领事变更文书等要求不理不睬，采取无限拖延的策略，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将洋人拒之门外，殊不知这些违约和不懂外交礼仪的行为反而激起了洋人的愤怒，被巴夏礼这种本来就蛮横无理，唯恐事情闹不大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用，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1840年到1860年，整整二十年里，清朝仅仅只有两个人对西方国家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一个是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写《瀛环志略》的徐继畲。这两人都认识到西方国家并不是蛮夷，而是有其文明发展的国家。清朝是各国当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并不是天下中心，唯一的天朝上国。
其中徐继畲的认识高于魏源。魏源是林则徐的朋友，受林则徐影响，也相信“民心可用”，也假传捷报，他最为有名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洋人的长处也只是技术而已。这个观点对后来的自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徐继畲则是从体制上认识到西方国家体制胜过清朝。他最推崇的是民主制度，最推崇的人是华盛顿，认为他是古今中外头一号伟大人物。美国为华盛顿建立纪念碑时向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浙江宁波府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的就是他赞美华盛顿总统的话。这块石碑被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只是太高，不大容易看见，是在碑西200多英尺高的地方。
可惜这两个人的声音太过弱小，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朝在被强行拉入世界潮流的前二十年里，没有任何反思和改进，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以至于形成一个延续到清末的怪圈，一与列强发生军事上或教案上的冲突时，剿夷派就占据道德制高点，以爱国的名义喊打喊杀，一失败了，抚夷派又出来收拾残局，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还要承担卖国贼的罪名，引发祸端的剿夷派反而成了英雄。
与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鸿章对此最有心得，在签署完《辛丑和约》后，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说：我查看了最近数十年的情况，“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也是在《辛丑和约》之后，清朝完全倒向西方，“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直发展到实行新政，但是已经晚了。
那二十年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剿夷派自诩清流，爱惜清誉，装聋作哑，以“民心可用”为幌子，口头嚣张了二十年。以耆英为代表的抚夷派，知道清朝的落后状况，却无心改革不图进取不思振作，得过且过了二十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重大伤害，《南京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在当时人看来是可以接受的。
永久性割让香港，清朝没有主权国家概念，香港对清朝来说就是一个偏远荒僻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给了就给了，条约原文就是“给予”。
不光清朝没有，明朝也没有。澳门是最好的说明。
葡萄牙人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就占据了澳门。明朝基本不管不问，葡萄牙人也装糊涂一直占着澳门。到了清朝，名义上官府仍然对澳门有管辖权，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带兵直接到澳门去围困英国船队，葡萄牙人也没有异议。一直到1887年12月，葡萄牙才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占领澳门。
领事裁判权，英、美、法等国提出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清朝的司法体系有问题，公、检、法、司都是县官一个人，审讯时还有严酷的肉刑，平时还有连坐，难以接受。清朝呢，同样是基于无国家主权概念的原因，不看重这个问题，思想观念上也把洋人看作是蛮夷，就像藏人、蒙古人，夷人治夷，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更好。
租界也这样，所谓的华夷之防，不能让这些洋人和老百姓住一起，把百姓带坏了。
关税的事情，清朝朝廷更是没意见，除了不知道这是国家主权的问题以外，还因为洋人定的关税高于清朝。清朝关税是2%，洋人定的是5%。洋人其实不知道清朝的关税是多少，他们平时交的远高于5%，多出的部分是地方官府和海关官员私下巧立名目加上去的。确定了5%，清国库多了收入，官员也不能在这上面贪腐，朝廷当然愿意。
清广州海关
清海关后来是直接交给英国人管理，李泰国、赫德先后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其中以赫德最为有名，掌权近50年，将清海关建成清朝最廉洁的机构，使关税成为清朝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
让当时人无法接受的是五口通商和赦免汉奸。
五口通商让清朝官员士大夫痛心疾首，广州一口通商尚且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五口通商还不知道会闹成咋样。一直到清末都仍然有人把清朝衰亡的原因归罪到五口通商。
赦免汉奸更是让清朝官员士大夫怒不可遏，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居然没得到惩罚，真是憋屈啊。汉奸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抗战时期都还有大量的汉奸。
战争之后，清朝朝廷上下不思悔改，不图进取，仍然表现出愚昧、蛮横、失信、无知状态，终于引发了第二次让清朝大伤元气的鸦片战争，彻底将清朝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860年时，巨大的战争消耗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朝国库一文不名，从此以后清朝，包括后来的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是靠借钱度日。
被打晕了的满人亲贵里终于有人觉醒了，恭亲王奕䜣、瓜尔佳·文祥等人勇敢地接受现实，走进新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以师夷为主导，开始了日后的自强运动。
仍然可惜的是，他们借鉴的是魏源的观点，认为清朝只是技不如人，西方只是胜在船坚炮利而已，所以，走的是壮大军事之路，而不是借鉴徐继畲的观点，从制度上学习西方。这个迷思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不必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来苛责清朝人，不论是剿夷派还是抚夷派，都是“真诚的无知”，都是本着自己的方式爱国。只需要知道，这种“真诚的无知”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出现这种无知很正常，如果今天还存在这种无知，就很不正常。
1840年后的二十年是清朝转轨变型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的最佳时机，这时清朝还没被打残，还有余力，可惜清朝人没抓住，等到1860年时已经被打残了，以后就只能蹒跚挣扎，任人宰割。
一个庞大的帝国停滞不前了二十年，二十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