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60:停滞的二十年

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激烈的辩论,最终以271票赞同,262票反对的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对清朝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并索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

英国并没有对清朝宣战,是惩罚性报复——reprisal。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可以参看本公众号《自闭的帝国》《崩溃的帝国》)

英国人由此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将朝贡体系的清朝强行拉进近代主权国家体系。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

什么是帝国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用武力征服为手段,强迫原住民接受自己的文明体系和价值标准。(《权力的游戏》里,龙母就是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

其实清朝也是帝国主义者,对朝鲜、越南的政治控制和武力管辖也是帝国主义行为。

战争的结果是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附属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

紧接着又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许多人忽视了这两个条约,其实这两个条约对清朝、对清朝人了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是指《望厦条约》里允许新教、《黄埔条约》允许天主教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传教士带来的各种西方思想、观念侵蚀和动摇了清朝儒家文明的思想基础。清朝灭亡更多是亡于新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国门被打开了,仗也打败了,不平等条约也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从现代人的观念出发,清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遵守条约,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但既然签署了就要遵守,同时学习和掌握国际法,将天朝朝贡体系转变为主权国家体系,然后和洋人重新谈判修改条约,争取平等,由此进入近代国家之列。

这是现代人的思路,清朝人不可能这么想,这源于他们对世界的无知。

清朝人真诚地相信清朝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洋人不过是化外蛮夷,堂堂天朝上国怎么能向蛮夷学习呢?

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说好的五口通商,到了1850年时,宁波有19个洋人居住,福州有10个,其中7个是传教士,厦门一直是清朝东南沿海海盗走私集中的地方,洋人没办法进去。只有上海的洋人逐渐多了起来,经贸活动也多了起来。1845年租界条约签订后,有一百多户洋商家庭,五个医生家庭,十七个传教士家庭住进了租界。

最为奇葩的是广州,徐广缙、叶明琛先后两任两广总督让广州士绅组织乡勇团练抵抗洋人进城,愣是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没让洋人踏入广州半步,为此还得到咸丰皇帝御批“众志成城”的嘉奖,同时对洋人通商、修约、递交领事变更文书等要求不理不睬,采取无限拖延的策略,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将洋人拒之门外,殊不知这些违约和不懂外交礼仪的行为反而激起了洋人的愤怒,被巴夏礼这种本来就蛮横无理,唯恐事情闹不大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用,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1840年到1860年,整整二十年里,清朝仅仅只有两个人对西方国家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一个是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写《瀛环志略》的徐继畲。这两人都认识到西方国家并不是蛮夷,而是有其文明发展的国家。清朝是各国当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并不是天下中心,唯一的天朝上国。

其中徐继畲的认识高于魏源。魏源是林则徐的朋友,受林则徐影响,也相信“民心可用”,也假传捷报,他最为有名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洋人的长处也只是技术而已。这个观点对后来的自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徐继畲则是从体制上认识到西方国家体制胜过清朝。他最推崇的是民主制度,最推崇的人是华盛顿,认为他是古今中外头一号伟大人物。美国为华盛顿建立纪念碑时向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浙江宁波府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的就是他赞美华盛顿总统的话。这块石碑被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只是太高,不大容易看见,是在碑西200多英尺高的地方。

可惜这两个人的声音太过弱小,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朝在被强行拉入世界潮流的前二十年里,没有任何反思和改进,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以至于形成一个延续到清末的怪圈,一与列强发生军事上或教案上的冲突时,剿夷派就占据道德制高点,以爱国的名义喊打喊杀,一失败了,抚夷派又出来收拾残局,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还要承担卖国贼的罪名,引发祸端的剿夷派反而成了英雄。

与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鸿章对此最有心得,在签署完《辛丑和约》后,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说:我查看了最近数十年的情况,“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也是在《辛丑和约》之后,清朝完全倒向西方,“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直发展到实行新政,但是已经晚了。

那二十年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剿夷派自诩清流,爱惜清誉,装聋作哑,以“民心可用”为幌子,口头嚣张了二十年。以耆英为代表的抚夷派,知道清朝的落后状况,却无心改革不图进取不思振作,得过且过了二十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重大伤害,《南京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在当时人看来是可以接受的。

永久性割让香港,清朝没有主权国家概念,香港对清朝来说就是一个偏远荒僻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给了就给了,条约原文就是“给予”。

不光清朝没有,明朝也没有。澳门是最好的说明。

葡萄牙人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就占据了澳门。明朝基本不管不问,葡萄牙人也装糊涂一直占着澳门。到了清朝,名义上官府仍然对澳门有管辖权,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带兵直接到澳门去围困英国船队,葡萄牙人也没有异议。一直到1887年12月,葡萄牙才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占领澳门。

领事裁判权,英、美、法等国提出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清朝的司法体系有问题,公、检、法、司都是县官一个人,审讯时还有严酷的肉刑,平时还有连坐,难以接受。清朝呢,同样是基于无国家主权概念的原因,不看重这个问题,思想观念上也把洋人看作是蛮夷,就像藏人、蒙古人,夷人治夷,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更好。

租界也这样,所谓的华夷之防,不能让这些洋人和老百姓住一起,把百姓带坏了。

关税的事情,清朝朝廷更是没意见,除了不知道这是国家主权的问题以外,还因为洋人定的关税高于清朝。清朝关税是2%,洋人定的是5%。洋人其实不知道清朝的关税是多少,他们平时交的远高于5%,多出的部分是地方官府和海关官员私下巧立名目加上去的。确定了5%,清国库多了收入,官员也不能在这上面贪腐,朝廷当然愿意。

清广州海关

清海关后来是直接交给英国人管理,李泰国、赫德先后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其中以赫德最为有名,掌权近50年,将清海关建成清朝最廉洁的机构,使关税成为清朝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

让当时人无法接受的是五口通商和赦免汉奸。

五口通商让清朝官员士大夫痛心疾首,广州一口通商尚且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五口通商还不知道会闹成咋样。一直到清末都仍然有人把清朝衰亡的原因归罪到五口通商。

赦免汉奸更是让清朝官员士大夫怒不可遏,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居然没得到惩罚,真是憋屈啊。汉奸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抗战时期都还有大量的汉奸。

战争之后,清朝朝廷上下不思悔改,不图进取,仍然表现出愚昧、蛮横、失信、无知状态,终于引发了第二次让清朝大伤元气的鸦片战争,彻底将清朝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860年时,巨大的战争消耗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朝国库一文不名,从此以后清朝,包括后来的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是靠借钱度日。

被打晕了的满人亲贵里终于有人觉醒了,恭亲王奕䜣、瓜尔佳·文祥等人勇敢地接受现实,走进新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以师夷为主导,开始了日后的自强运动。

仍然可惜的是,他们借鉴的是魏源的观点,认为清朝只是技不如人,西方只是胜在船坚炮利而已,所以,走的是壮大军事之路,而不是借鉴徐继畲的观点,从制度上学习西方。这个迷思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不必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来苛责清朝人,不论是剿夷派还是抚夷派,都是“真诚的无知”,都是本着自己的方式爱国。只需要知道,这种“真诚的无知”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出现这种无知很正常,如果今天还存在这种无知,就很不正常。

1840年后的二十年是清朝转轨变型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的最佳时机,这时清朝还没被打残,还有余力,可惜清朝人没抓住,等到1860年时已经被打残了,以后就只能蹒跚挣扎,任人宰割。

一个庞大的帝国停滞不前了二十年,二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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