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陈占祥:独步秋风无古今

陈占祥

从1937年到1945年,作为英国留学生的他,为英国电台及民间团体,做过五百多场关于中国人抗战的讲演;

他为素昧平生的中国海员争取利益,组织了中国海员俱乐部;

他动员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做义工,为海员担任文化课教员;

在利物浦建筑学院,他当选为学院历史上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学生会主席;

他以真诚和智慧,化解了在英进修的波兰飞行员,与英国学生的剧烈冲突,成为学院校史上的佳话;

二战结束后,在伦敦举行第一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他代表中国学生参加,并戏剧性担任了大会常设主席团副主席;

他追随制定战后“大伦敦规划”的导师阿博克隆比,参与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工作,好评如潮;

不满三十岁的他,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就是陈占祥,当年《梁陈方案》的制定者之一,

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与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占祥,祖籍浙江奉化。

初闻,是否一惊,与蒋公(蒋介石)竟是同乡?

确有渊源。

蒋公,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

当年拟去日本留学时,家中经济已是捉襟见肘。

作为奉化老乡的陈父,与众乡亲一道为蒋捐资,以尽同乡之谊。

蒋母王采玉,终生感恩至深。

临终前,叮嘱儿子——

凡于患难中对蒋家尽绵薄之力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陈父,在上海,承包着外租界的军装、警服和被服生产。

善于经营,于是,不尽银元滚滚来。

日积月累,他在虹口有了花园洋房,并配有车夫、佣人。

陈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为培养子女,陈父还为长子占祥,请来葡萄牙人做英文家教,连续五年。

占祥从上海澄衷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

这是英国人开办的学校,费用高昂。

在此,占祥成为雷士德第一位考入“伦敦大学”的学生。

1938年8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去英国留学。

此时,他在虹口的家,已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废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渴望用自己年轻的肩膀,学业有成,为国为家担负起一份男儿的责任。

儿时的占祥,有一“发小”竺培风。

此人,是蒋公胞妹蒋瑞莲的独子。

每年暑期,占祥随母亲返奉化老家省亲。

当然,这也是占祥与培风的快乐好时光。

两人漫山遍野疯跑,满山的杨梅,边采边吃,

或跳上竹排在剡溪中戏水……

长大后,培风在英国皇家空军军校学习。

回国后,兼任蒋公私人座机的驾驶员,成为舅舅身边最亲近的晚辈之一。

当他得知占祥在英留学消息后,便告诉舅舅。

蒋公尽孝,谨守母亲遗言。

他特拨一笔私款,至国民政府驻英使馆。

请他们每年发给占祥365英镑,作为奖学金。

同时叮嘱,不告其款项来源,不要一次性付清,而是每月汇付。

从细节处,可见蒋公用心之深。

既防止“年轻人拉虎皮扯大旗,虚张声势”,又杜绝年轻人挥霍浪费。

回国后,见到培风,占祥才知蒋公助学实情。

1946年,陈占祥留英归来

1946年,占祥正在伦敦攻读博士。

一天,忽然接到一纸聘书。

聘书来自国内,由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发出。

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

好消息,从天而降。

占祥却喜忧参半——

当时的我,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导师阿博克隆比,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

阿博克隆比,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也是二战后“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

他渴望,让新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使战后废墟上的伦敦,成为一座新城,

摈除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等问题。

规划实施后,伦敦人口从1200万,下降到700多万。

阿博克隆比的名字,因此载入史册。

作为导师的得意弟子,占祥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

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中国人成为会员。

那时的占祥,29岁。

正缘于此,他接到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当阿博克隆比得知此消息后,满面春风——

快回去吧,我都要以此为荣!北平规划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贺尔福,是占祥离开英国前,辞别的另一位恩师。

他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担任城市设计系主任。

在占祥攻读研究生时,他把这位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弟子,请到家里长住。

三年的朝夕相处,情深意切,占祥已成为老师家的一员。

耳濡目染,占祥的英文,更是从容优雅。

有人评价——

陈先生的英文,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

当得知弟子占祥,要回国完成北平规划,贺尔福泪光闪闪。

是激动,也是欢喜,更是不舍。

数年间,他亲眼目睹了占祥,每一步前行的足迹。

在弟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他用心血浇灌的。

他拍拍占祥的肩膀,深情地说道——

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两人,久久拥抱。

1946年初冬,占祥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

此时,内战的枪声,已经打响。

再谈北平规划,已是遥不可及。

国民政府内政部,任命占祥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

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城市规划学。

此间,占祥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又被借调到上海,编制上海都市规划。

但忘不了的,还是他的北平规划。

朝思暮想。

1949年暮春,导师阿博克隆比,应港督相邀,来做香港规划。

他立即电告占祥,希望昔日的弟子,助他一臂之力。

就像当年,两人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

占祥答应了,决定飞赴香港。

但他的心底,犹豫,又渴望。

北平规划,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梦想;

回到导师身边,大展宏图,更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一切的一切,在一个雨夜,被改变。

那一夜,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

是福,还是祸?

无数个家庭,难以入睡。

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来了,入驻上海。

雨越下越大,大雨中露宿街头安睡的战士,未有任何惊扰,让众多市民震惊。

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又是什么样的政党?

迷蒙的雨夜,似乎显露出答案。

占祥决定取消香港之行,导师在电话中久久沉默。

阿博克隆比,目光如炬。

政权更替,他深知——

占祥是个充满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规划师,但他的官场知识等于零。如果置身于法制荒芜社会,他也许会一无所知地葬身漩涡急流。

愿幸福之星照耀你!

这是阿博克隆比对弟子的祝福。

他为占祥担忧,但一切难以改变。

占祥首先写信给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叙及自己履历,并言明对制定北平规划的渴望。

很快,梁公复函,并将其推荐给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

他不仅邀请占祥来京,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此时的占祥,欢欣难以鸣状。

梁思成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月,占祥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开始他的规划之梦。

在清华园新林院八号,与神交已久的梁思成,第一次会面。

那天的下午茶,梁公只邀请了占祥一家。

虽说,占祥与梁公,相差十五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彼此间,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

梁公说——

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占祥接口——

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顿时,梁公眼睛一亮,举起茶杯,与占祥碰杯——

为志同道合,为一见如故!

与君初相见,犹如故人归。

陈占祥,成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

这一任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北京,珍藏在他心中多年了。

像熟悉手上的纹路那样,他熟悉北京大街小巷。

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哪条街与哪条胡同相邻,他脱口而出,很少有误。

他对环境及道路的博闻强记,令梁公吃惊——

你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吗?怎么比我还轻车熟路?

此时的梁公,可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

占祥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

只要研究一会儿地图,就能一清二楚,我天生就应该学规划吧!不过,我对北京的了解都是书面的,这对做规划来说是太不够了,一定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每一处细节,才有资格说话。

那些日子,梁公与占祥,都格外兴奋。

在北京规划上,越谈越近;

越谈,越有说不尽的话题。

冥冥中,好像不是才相识两个多月;

而是很久以前,就一直等待着相聚的这一天,等待着共同去做这件大事。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市政府配给占祥一辆轿车,并有专职司机。

可是,车里坐不下一同出行的同事,占祥就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

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冬季的北京,占祥穿着厚厚的蓝制服棉袄,裤子塞进一双褐色的长筒皮靴里,一顶褐色的硬毡帽扣在头上,护耳在两颊忽扇着,头顶还有一小撮红毛。

一进家门,占祥跺脚搓手,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雾气。

女儿愉庆,跑上前去,仰望着父亲,直言——

像《格林童话》里的驴耳朵国王!

全家人,哈哈大笑。

此时的占祥,更是神采飞扬,壮心不已。

就这样,骑着单车,背负着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信念和使命,占祥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走遍了北京的犄角旮旯。

回到家,他经常对着妻儿们感慨——

中国老祖宗上千年前就能建成这样的城市,简直是大智大慧。我们今天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不过,越有挑战性,才越有魅力。

晚饭后的占祥,常常点上一支烟,对着墙上的北京地图,沉思默想。

清华园新林院八号,梁家客厅,是北京规划的梦工厂。

在这里,占祥与梁林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等挚友,多次在这里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甚至激烈争执,难分高下。

但每次交流乃至争辩的结果,是彼此更相知相近。

1946年,占祥在收到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时,就曾和导师阿博克隆比,长谈过关于北平规划的设想。

师生二人,守着一壶浓香的咖啡,开怀畅谈,不知东方既白。

中国弟子对北平未来规划的种种设想,让阿博克隆比惊喜不已;

占祥从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引出对北平古城墙改造的联想,更让导师兴奋——

规划和艺术是相通的。规划师的想象力、激情和浪漫情情,是创意规划的源泉。中华古老文明是你的土壤,西方文化你又了然于心。这给了你一个全新视角,去俯瞰人类的优秀文化。仅从巴比伦到北平古城墙这一联想,就深信你是无愧于肩此大任的。愿你成为出色的驭手,驾驭东、西方文化的双骏马,让新古都北平化做太阳神辉煌的金马车,飞驰于长空。

导师的鼓励,更富于激情和创意,让占祥一生刻骨铭心。

在梁家客厅,占祥把备受导师赞赏的北平古城墙改造设想,告诉了他的中国朋友。

占祥认为——

近四十里长的古城墙,是北平古城最具特色的资源。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不仅有着近四十里古城墙环绕的城区,还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一座城池,本是苍天和先人的丰厚馈赠。

梁公补充——

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39华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空中花园!

梁公的话音未落,占祥就说出了最后四个字。

数年后,占祥对女儿愉庆回忆——

能和这些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一起共事,是人生的幸运。你看到的不仅是才情和智慧,还能看到人性中动人的光芒,它激活周围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

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相处起来,才会更为舒服和长久。

1952年,在北京西单横二条寓垂花门前,陈占祥与夫人陶爱仁

1949年12月,在北京市政府城市规划会议中,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会议中,梁公和占祥,与苏联专家关于北京规划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

两人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的未来命运。

作为规划专家,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拿出一个具体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1950年2月,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公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

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其宗旨,是建设新的中央行政中心,坚持保留北京旧城的特色和个性。

《梁陈方案》完成后,两人如释重负。

可是,结果大相径庭。

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样式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都拔地而起。

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在建设中迷失。

对此,梁公愤慨——

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当年解放军进城,拿着军用地图请教他,请他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和文物时,他的感动难以言喻;但曾几何时,这座没有毁于战争炮火的珍贵古都,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烟尘,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占祥直言——

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

晚年时,占祥对女儿感慨——

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的天之骄子,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

我们用十几张图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梁思成与陈占祥,为中国首都新北京做出的规划《梁陈方案》,竟成了两位中国学者的墓志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但《梁陈方案》,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砍不去的。

占祥在“都委会”工作,住在西单横二条32号。

这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住了近十户人家,都是“都委会”里的同事。

同事们的年龄,不比占祥小多少。

因为占祥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教授,天经地义,成了“长辈”。

他很为自己这支年轻团队,自豪。

无论严冬酷暑,只要有工作,大家登上自行车就呼啸而去。

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下了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也从无怨言。

一旦完成工作,全院邻居,尽情狂欢。

“都委会”解散了,《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

占祥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一名工程师。

此后,占祥利用几个星期天,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儿童桌椅。

买来全套的木工工具,自己画图,自己动手,做了一张长方矮桌,四把小靠背椅。

桌椅由白茬木制成,完工后只刷了几遍清漆。

椅背椅面,都用草绿色和驼色的帆布带子纺织成网格,既实用又美观。

年幼的儿女,东跑西颠地打下手,递锯子递锤子,引得邻居们,不时过来张望。

妻子埋怨道——

置工具买材料还出力气,成本比买都贵,何苦弄得满院子来看热闹?

占祥只答——

跟小家伙们玩嘛,自己动手,多有意思!

多年后,面对已近不惑之年的女儿愉庆,占祥提及那套自己做的小桌椅——

其实,那是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透气的窗口。《梁陈方案》失败带来巨大的挫折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但生活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梁陈方案》。虽然一切都和当年在贝当路那个风雨之夜憧憬的不一样,虽然是自己毅然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自己曾经想象的阳光普照的桃花源。

人的思想境界不同,心灵的痛苦也各不相同。

1957年,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这一年,陈占祥成为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

因受党内某领导人的保护,梁公幸免于难,逃过一劫。

他还成为反右斗争中的左派,成为批判右派大会的领导人物。

梁公虽然幸运地得到庇护,但内心的煎熬挣扎,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7月24日,《北京日报》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这是第一篇痛斥陈的文章。

下班时间,占祥从车里出来。

幼女弥尔,照例欢天喜地地张开双臂,向父亲扑去。

占祥没有像往日那样,高高举起女儿,只是轻轻地拍拍女儿的头,并向长女和次子笑了笑。

很吃力,很累。

长女看着往日健步如飞的父亲,似乎遭受到重压,突然衰老了许多。

占祥连拖鞋都没换,就仰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响。

不停吸着烟,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烟蒂越堆越高。

后来,女儿得知,也就是7月24日当天,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父亲陈占祥与钱瑞升、钱伟长等右派一同痛遭围剿。

十岁的愉庆,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成为右派的消息。

第一次,懂得了父亲成为右派意味着什么——

父亲成为右派后,我们不再被邀请参加伙伴们的游戏。有一次小孩子们大概忘记了叮嘱,大家又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地玩起了“揣包”游戏。正玩得忘乎所以,院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各家保姆的喊声,她们扯着嗓子把自家主人的孩子喊回去。一个保姆还跑过来,夺下同伴手里的“包儿“,“嗖”地扔到我眼前,拖起孩子扭身便走。犹如被人泼了一脸脏水,我只怔了一瞬,没顾上拾地下的“包儿”,逃跑似的飞奔回家去。这种当众受到的羞辱,是烧红的烙铁烫在孩子敏感的心里,我从此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往。

10月22日,冥顽不化的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

建筑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7年,改变了占祥,也改变了他一家的命运。

住在横二条四合院“都委会”同事们,为了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为《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

那场大劫中,除个别几个人,都命途多舛,几乎全军覆没。

他们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守护者。

1964年,中山公园,前排:长女愉庆、陈占祥、夫人陶爱仁;后排:幼女弥尔、三子宪庆。程应铨摄

1958年,占祥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

他和一群接受改造的右派,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

邱连璋先生(原“都委会”俄文翻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与陈占祥“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左右。在大跃进浮夸风猖獗的影响下,每个劳动队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劳动改造的努力,每天要把上山挖鱼鳞植树和抚育树苗的成绩数字争相报数统计。谁报得越多,就说明谁的改造积极性越高。队长们也希望大家报得越多越好,以体现他们对监督劳动领导得力有方,根本不想核实所报数字是否真实可靠。而陈每天所报数字总与别人差几倍,甚至十倍。因此,小组评议上,曾使你多少次遭别人白眼和批评。你心里当然也很明白,你私下与我诉说,不能啊!我力所能及的也就只是如此多,虚报一些,说来容易,可这不是我的为人呀!

这里想到,在反右大会上,梁公也曾感慨——

占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一切尽在不言中。

占祥曾对妻子说——

在沙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

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

好妻子,一生的财富。

梁思成

占祥从沙岭劳改回来后,不知设计院会如何安排他的工作。

内心忐忑,若继续做设计,那会遇到很多麻烦。

摘帽右派,永远低人一等。

而建筑设计又极富个性和创意,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劳动。

其间,作为设计院书记的李正冠,为了发挥陈的一技之长,英文比中文好,

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室”,专门做建筑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翻译工作。

对于占祥来说,这已是很理想的归宿。

数年后,占祥表示——

其实,他很感激李正冠为他安排的这项工作。这些年,他潜心静坐在书桌前,每天与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建筑规划大师默默交谈,了解国际建筑界最新思潮动向,了解大师们在新世界中的新发现、新思索,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苦闷,时时感觉自己在他们身边,伴他们同行,很为此庆幸。

可是,一封来自英国的电报,让占祥失声痛哭。

这是来自贺尔福家人的电报,告知恩师已逝,并盼他前来英国参加葬礼。

恩师弥留前,还在问起中国弟子的音讯。

当时的占祥,是一摘帽右派,最窘迫的时期,怎可允许出国,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权威奔丧?

那一夜,占祥被子蒙头,不胜悲戚。

那个时代,哭泣,也许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1976年,占祥迎来新时期的春天。

1979年,他离开工作25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

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22年之后,占祥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规划专业岗位。

那一年,他63岁。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周干峙主持城市规划,陈占祥任规划顾问。

周就读于清华大学,听过陈的讲课。

占祥感慨——

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他们遇到一批有着开拓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干部。他们与梁湘等特区干部的合作,彼此间充满信任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敬重,对正确意见的从善如流。

深圳和50年代初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真的是振翅欲飞了。如果处处都能像深圳一样,下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

深圳规划,获得国际建筑家学会“阿博克隆比爵士荣誉奖”。

这是国际建筑界,一个具有极高权威的奖项。

获取这个奖项,是中国规划师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

阿博克隆比是占祥导师,自1946年英伦告别后,不曾相见。

占祥为《梁陈方案》,这篇没有实现的“博士论文”,几乎付出一生。

占祥虽然只是深圳规划的参与者之一,但他终于可以告慰导师的在天之灵。

他的规划生涯,自追随阿博克隆比而始;

又以晚年参与深圳规划,获阿博克隆比大奖而终。

一生的命运光影,辗转起伏。

林语堂曾说,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

1936年,林离开中国到美国之前,特地再去北京一次。

他认为,世界没有城市比北京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了。

《城南旧事》的作者,台湾作家林海音,心中的北京三宗宝——

城墙、天桥、四合院,骆驼祥子满街跑。

她记得——

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北平的老宅子看看,我都笑而不语……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

四十年后,说起被埋葬的梦想,想起自己为之付出生命中的盛岁年华,占祥仍禁不住动容——

倘若梦想成真,我们共同设想的北京规划能够实现,未来的北京,不仅是一座浩瀚的中国文化博物馆,还拥有诸多的水面和绿地公园。水是城市灵动的眼睛,也是北京空气的天然调节器。假如我们拥有近四十华里的绿色空中花园,她一定会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全世界将有多少旅游者涌向这里!它在建设中付出的代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古老的帝都北京将迎来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未来。

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你多么富有,而是你回头看的时候,问心无愧,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2001年3月22日,占祥辞世。

周干峙的挽联,准确概括了他的一生——

惜哉  西学中用

开启规划之先河  先知而鲜为人知

痛哉  历经苦难

敬业无怨之高士  高见又难和众见

陈占祥

他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与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北平漫笔——林海音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林海音

【山佳原创】记忆中的《城南旧事》— 记林海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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