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平：毛主席称赞郭沫若盛赞的“新民歌旗手”是咱邵东人
【作者简介】唐志平，男，邵东市野鸡坪镇人。1964年7月出生，2016年加入九三学社。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现任邵东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系第五、六、七、八届邵东县政协委员，第七、八届邵东县政协常委。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各级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1000余篇（首），总计100万余字，并出版个人作品集《乡风四味》。
“新民歌旗手”匡荣归
唐志平
逝者如斯。匡荣归先生离开我们不知不觉已近8年了。提及匡荣归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可能大都感到陌生。即便对当今诗坛而言，亦少有耳闻，但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却是名噪文坛的农民诗人，郭沫若称赞他为“新民歌旗手”。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读过一篇课文，就是那首闻名遐迩的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就是他的代表作。后来，初中时读过著名作家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选段，其中也引用了这首新民歌。当然，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读者，根本不知道作者就是鼎鼎有名的邵东籍诗人匡荣归先生。为了验证作者就是匡荣归，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生前还专门为此撰写过评论文章。
匡荣归是那个年代一大批农民诗人的代表之一，其诗歌作品，特别是其创作的新民歌，曾先后被《人民文学》《湖南群众文艺》《星星诗刊》《红旗歌谣》《飞天》等刊物选用。他的诗，尽管大多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却仍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了不少文学爱好者。
2009年10月，邵东县文化馆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匡荣归个人诗作进行了抢救性搜集整理。时任馆长黄一骏亲自挂帅，“调兵遣将”组织禹爱民（笔名雪枫）、黄伍等一帮文友，广泛收集整理匡老散落在各种报刊及民间的诗作精品，编辑成一册《匡荣归诗歌选》。由匡老的生前至交、原邵东县文联主席唐贤甫作序，交珠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10月23日，《匡荣归诗歌选》首发式暨送文化下乡演出活动在邵东县黄陂桥乡杉树坪中学举行，由县文化馆和黄陂桥乡党委政府主办。时任邵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益谦出席活动并讲话，县直相关部门、黄陂桥乡村领导和周围村民、杉树坪中学学生共1000余人参加了活动。
2010年10月，眼看匡荣归身体每况愈下，其晚年生活成为文友心中一大隐忧。在时任红网《邵东论坛》版主李洪刚（网名李布衣）和禹爱民的多方奔走与时任县民政局局长陈博文、黄陂桥乡党委书记唐福宏等领导的悉心关怀下，匡老终于走出蜗居了数十年的“天野草堂”，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流泽镇敬老院安享晚年。2012年2月8日16时08分匡荣归先生在这里因病辞世，享年85岁。
从苦难的童年到“新民歌旗手”
匡荣归，字宗华，自号“天野狂客”。我认识匡荣归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县文联尚未成立，县内的一切文艺活动大多在县文化馆举行。正在邵东四中就读高中的我随父亲（唐星照先生）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文艺总结表彰会，在此一睹了久闻大名的匡荣归“老先生”的“芳容”——其实当时他并不老，只是因其不修边幅、须发蓬乱、胡子拉碴，身上的衣服好像从来没洗过，看起来相当显老。而且他自称出生于1903年2月，以“老夫子”身份自居。人们大多当面称其为“匡老先生”，背地里又叫他“匡癫子”。其形象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其实，从身份证看和知情人介绍，匡荣归1927年3月25日出生于邵东廉桥镇天台山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其母亲王昭秀，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歌女，农运时期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生下匡荣归，因夫妻早已离异无人抚养，匡荣归被欧阳德意、谭满秀夫妇收为养子。其养母谭满秀也是农运宣传员和民间歌女，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受到民歌的熏陶，对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母那腔调优美、通俗易懂的民歌内容，深深地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加之他天资聪颖过人，据传五岁即能吟诗，被当地群众喻为神童。五岁那年，稚气未脱的匡荣归在路上玩沙石砌房游戏，不巧被一秀才的轿子撞倒，于是便出口吟道：“五岁孩童问秀才，为何坐轿要人抬？石头砌屋被推倒，快叫奴才赔屋来！”秀才见状，只好打发他几个随身带的馒头方才了事。
据上了年纪的同村乡邻回忆，十余岁的匡荣归就认识了千余字，熟背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以及上百首唐诗。有一天，养父要他数自家新孵出的鸡有多少只，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鸡婆菢蛋出得多，数来数去一大箩。爸爸莫出难题目，除了鸡公是鸡婆。”
14岁那年，匡荣归的养父养母相继染疾身亡。处理完养父母的后事，无牵无挂的他便踏上了漫漫的漂泊之旅。最初，他进入宝庆府（今邵阳市）一家私立学堂打杂，在那里如饥似渴地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一批古籍。后因写诗得罪了官府，只身辗转跋涉数千里投奔沈阳舅父家。1944年，他在沈阳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39军，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及军内刊物《战士文艺生活》的编辑。
1949年10月，匡荣归推辞了政府安排的工作，执意“解甲归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白天下地劳动，夜晚苦练写诗。一首首或韵味绵长或激昂大气或瑰丽清新的诗歌，汩汩不息地从他笔底流淌出来，并相继登上了《人民文学》《星星》等著名文学大刊的殿堂。1952年，因修建天台山水库，匡荣归移民到黄陂桥乡杉树坪村。在天台山水库建设工地，他被广大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当场吟诗曰：“问天：天上没有玉皇；问地：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要修起人间天堂，地上海洋。”后来这首新民歌《我来也》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并被改题为《我来了》收入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文字也适当作了删改，入选了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我小学时读过的那个版本。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匡荣归的诗歌可谓红极一时，1959年4月的《人民文学》曾以个人专栏的形式，一次性集中刊发其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人民公社的新民歌体诗作12首，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同期刊发作品的作家还有后来蜚声文坛的张天翼、柯岩和赵树理等。新民歌运动作为文学史上一场带着浓郁政治气息的新文学运动，其时非常引人注目。大文豪郭沫若读了匡荣归这组令人振奋的作品后，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说：“你以你的民歌，开了一代诗风。”并称赞他是“新民歌旗手”。据郭老在信中介绍，毛泽东主席读过《人民文学》上发过的匡诗后，曾称赞“匡诗有奇妙的构思，有准确的比喻，有鲜明的形象，有大胆的幻想。”匡荣归先生在世时，经常拿出那封郭沫若的亲笔信向大家炫耀，本人就看到过好几次。他还多次说过有人愿意出价两万元收购这封信做文物收藏，但他一直没答应。令人惋惜的是，这封信后来却不知所踪。
郭沫若还于1959年6月28日赠给他诗一首：“杉树生成直又高，叶尖密密利如刀。何人识得匡君性，不是狂来不是骄。”郭老读了“映山红，朵朵红，关公骑马我骑龙。关公挥刀破五关，我拿锄头砍山峰。”一诗后，曾击节赞赏，说：“在过去的民歌中，都是传唱'观音骑马我骑龙’，这其实传错了，观音哪来的马？她都是坐莲花台，但这个错几千年来一直没人纠正，今天匡荣归终于把它纠正过来了，可喜可贺！以后传唱'关公骑马我骑龙’就符合实际了。”据说，匡老就诗歌创作问题还与何其芳、郭小川等大诗人有过书信交往。
从狂傲的个性到困顿的生活
按理说，以匡荣归这样的文采和才华，在当时谋个正式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据说就因为他的狂傲与目中无人，曾经错失一次良机。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匡荣归的新民歌体诗作在《人民文学》发表受到郭沫若乃至毛主席的赞扬后，名气大振。当时的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急需选任一名《工农兵文艺》编辑。省群艺馆的两位老师奉命来到邵东，欲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在县文化部门的一位领导陪同下，三人来到黄陂桥杉树坪匡荣归的住所“天野草堂”。当天下雨，时近中午，匡荣归尚闭门在床上睡大觉。县里的领导敲了好几遍门，屋内才传来回应。这位领导隔着窗户说明来意，匡未急于开门，而是说：“请我去省里工作可以，但我要出一副对子，你们对上来我便开门。”不知匡荣归具体出的什么上联，来者是否对上。后来门是开了，只见这个“天野草堂”也太名副其实了：那是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土坯房，低矮、暗黑、潮湿，室内凌乱不堪，全部家具就是一张老木板床、一个柜子、几条板凳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另有几麻袋的书籍报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
此时恰逢午餐时间，匡荣归便留三位客人一起就餐，因当时杉树坪街上没有饭店，他亲自炒了几个鸡蛋和一碗白菜。客人见四人吃饭，才三个鸡蛋，迟迟没有动筷。这时匡荣归打趣地说：“不用抢，不用争，三个鸡蛋我来分。一人一个正合适，粗茶淡饭情也真。老匡呷饭不用菜，开水泡饭更省心。”当然，这只是坊间传闻，未必完全属实。但最终匡荣归没上省城当编辑倒是事实，据说那个位置后来被湘乡农民小说作家刘勇获得。通过打拼，刘勇后来担任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作家，全国劳动模范。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说匡荣归狂傲，那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县里文艺界一开会，只要匡荣归在场，便会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不外乎是吹嘘自己。他到当时的《邵东报》送稿，先是声称自己又有新诗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在美国和港台的刊物发表一首诗，获得100甚至800美金云云（其实全是无稽之谈，当然也没人当真）；接着狠批副刊编辑“有眼不识泰山”“不发我匡某的作品”；然后用因得帕金森症而颤颤巍巍的手掏出几页写得歪歪斜斜的诗稿，让编辑工工整整地帮忙誊抄以便下次“照发”。
匡荣归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诗歌的园圃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匡荣归为诗歌创作所付出的艰辛代价却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文革”期间，匡荣归由于写了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文，再加之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掩，因而三次蒙冤入狱，使得他后半生穷困潦倒，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孑身一人，生活拮据，晚年基本上是依靠文朋诗友的资助与微薄的稿酬，以及政府按五保户标准发放的钱粮来维持生活，其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的，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叫做“痛并快乐着”。
从清新的诗风到炫目的成就
匡荣归虽然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很随意，但是他对诗歌创作却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别人特别是编辑随便修改他的作品，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随便一改就削弱了文字的力量，甚至改变了其本意。对那首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我来了》未经他本人同意所作的修改，他生前一直耿耿于怀。
“性痴者其志必疑，故书痴者文必工。”匡荣归的诗歌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诗评家袁第锐在《甘肃诗词》上评价匡诗“有奇妙的构思、生动的语言、准确的比喻、鲜明的形象。”“倒砚纵横倾四海，舒毫经纬连长空。”两句是他对《毛主席书法》的“惊天动地”的描述；“五泉山下清流细，白塔峰头画阁幽。天落河中星眨眼，楼踞塬上鸟回头。”此诗是他对兰州山水的传神描摹；“万里驱车亦快哉，皋兰山麓我重来。此行携得江南树，要向黄河岸上栽。”此诗是其《重上兰州》时对防治“黄灾”、绿化黄河两岸的呼吁；“奔驰山涧意悠悠，汇入江河始自由。但得为云腾宇宙，化身细雨润田畴。”这首《小溪》抒发了海纳百川、细雨润物的大爱情怀。
匡荣归写诗，完全是出于对诗歌艺术的由衷热爱。进入耄耋之年后，他依然坚持每天作诗，密密麻麻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达到数十本。发表他诗歌的杂志报纸也有几麻袋，他的诗歌在各级诗歌大赛中也频频获奖。1997年，在由全国文联等几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迎香港回归诗歌大赛”中，他的诗作《香港回归》：“七一莲花应序开，英邦王子远洋来。良辰吉日交香港，月里霓裳奏九垓。”一举获得一等奖。诗评家赞此诗：没有虚伪的粉饰，没有矫情的呐喊，现实、精彩！
匡荣归虽然生性狂傲，但其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却可圈可点：
一是题材大多描绘其非常熟悉的农村生活，田园风格明显，乡土气息浓郁，且大多不事雕琢，常以口语入诗。如他的《农家》：“屋后麦苗屋前瓜，池塘柳丝钓鱼虾。田野一片犁耙响，风吹甜香满农家。”将村居美景和春耕场面写得活灵活现、情景交融。又如《锄草姑娘》：“锄草姑娘笑颜开，庄稼如她笑起来。她说庄稼长得好，庄稼说她好人才。”纯粹的口语入诗，写得诙谐风趣；其《插秧》（二首）：“晴波碧漾接长空，三月插秧柳拽风。责任田中人竞赛，杏花斜视出墙红。”“紫阳初出万象妍，霓裳仙子下九天。青秧插在朝霞上，绿叶红光花满田。”把农忙时节插秧的情景写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
二是作品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充满了催人奋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如：“公社社员勇无边，锄头一扬挨着天。月亮躲在山脚下，一锄劈去月半边。”“远程火箭传捷音，洲际导弹巡太空。中华民族举铁拳，大霸小霸心胆惊。”当然，为了当好时代的“传声筒”，其作品难免过于夸张，如“观潮派，田边过，撞脱一粒谷，打断一只足。”“跃进跃进再跃进，苦战三年有决心。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明显打上了“大跃进”时代“浮夸风”的印记。
三是高举旧体诗词改革大旗，反对复古，极力推崇新民歌体入诗，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他常常力主当代诗词创作要“推陈出新”，声称“诗必超唐宋”。其《论诗》云：“当代诗词使我忧，腐儒复古乱春秋。陈词满纸无生气，诗界长河欲断流。”
匡荣归从事诗歌创作70余年，写诗上万首。先后在《人民文学》《民间文学》《星星诗刊》《飞天》《湘江文艺》《湖南群众文艺》《甘肃诗词》《延河文学》《江南诗词》《布谷鸟》《资江报》《邵阳日报》《邵东报》等数十种报刊发表诗歌数千首。
2002年11月3日，在我和时任县文联主席佘锦华等陪同下，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栏目组记者罗玉辉一行上门采访匡荣归（随后不久在该栏目以《农民诗人匡荣归》为题做过专题报道）。上午九时许到达，下午两点左右离开。当天早上阴云密布，采访开始时太阳突然跃出云层，金光四射。匡荣归顿时诗兴大发，即兴吟诗三首：“名彦离长沙，欣到我的家。喇叭一声响，喜鹊叫喳喳。”“黄粱美梦变成真，果是神仙到凡尘。天野草堂嫌太窄，要借大地迎贵宾。”“阴云密布转天晴，湖南卫视诸君临。天遂人愿无限好，扫开云雾太阳升。”短短几分钟内，三首诗一气呵成，令在场人无不拍手称好。
在写诗的同时，匡荣归还写了大量颇有见地的诗评。1996年，《甘肃诗词》一期就刊发了他18篇总题目为《天野草堂诗话》的诗歌理论文章。他对著名诗词家袁第锐、田园诗人伍锡学诗作的精辟评析，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创新精神，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袁第锐一直以学生自居，对匡荣归的诗评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给匡荣归的信中写道：“海天苍苍，知我者，天野匡也。”
匡荣归的诗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作品或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或记录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或表达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或抒发喜怒哀乐的万种情怀，都摇人心旌、动人心魄。其诗之美，美在情真，它将诗人赤裸裸的自我呈现给读者，情真直率地演绎其诗意人生，折射出一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缩影。
（黄一骏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