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戡：诗人就是那只尖叫的鸟

诗人就是那只尖叫的鸟

文/赵戡

诗，近些年，我读了些，也写了些，但并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我怀疑自己的脑袋是个巨大的筛子，倒进去的东西都漏掉了。偶尔有朋友提及某某名家，我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不错不错，写得好写得好。其实我并不记得或真的懂得多少。如果提到我的诗，我略有惊讶：这是我写的吗？我怎么会这样写？如果让我重写一回，估计咬破笔杆也不知从何下手，就算勉强写出来，也是癫婆涂粉，见不得人。诗，与我而言，总是不大自信的，总觉得是皇帝穿新装，喜忧参半，生怕别人喊出来：他什么也没穿啊！如果非要我给诗人打个比喻，我说：诗人就是那只尖叫的鸟。“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时不时叫几声，或低沉，或婉转，或高亢，或尖厉。至于有什么意义，也许自己也不知所云不知所往，是梦呓，是孤独，是生活的喘息，是愤怒的出气筒，甚至是冠冕堂皇的废话。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有气口，没有就会崩塌，就会死亡，写诗就是随时随地的出气与发泄，只不过有的诗人越写越小，把气口写没了，如海子；有的诗人越写越大，豁然开朗，如刘年。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凤凰，就有野鸡，有黄鹂，就有麻雀，有喜鹊，当然也有乌鸦。乌鸦是不讨巧的，人见人厌，我们乡里称之为“老鸹”。“老鸹叫祸临头”，但稍有心智的人都知道是“因祸而鸹”，而不是“因鸹而祸”，乌鸦本身并不会带来灾祸，它只是“叫”的不合你的胃口而已。乌鸦常鸣它鸟所不能鸣，它的存在，自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不必杞人忧天。如果你问我算只什么鸟，姑且称之为“野鸡”。常常潜伏于草丛，冷不丁的叫几声，叫也是叫不好的，不过是“婊子婆偷人——骚瘾大”。说到底，写诗不过是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诗人们常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话没毛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仔细琢磨一下就觉得哪里不对劲，至少有九种意思。第一，诗歌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诗的魅力所在；第二，诗歌是把玩的东西，如古董，如手串，如珠宝玉石之类，如奇淫巧技之什件，会上瘾的；第三，诗歌有别于其他艺术，与雕塑，绘画，音乐，表演等等其他艺术不同；第四，写诗是大雅之事，是阳春白雪，诗不是谁都看得懂的，看不懂就对了，看不懂就是好诗，看不懂就是你艺术欣赏水平不够；第五，小说，散文，杂论，戏剧，楹联，相声，小品等等仅仅是语言的组织还够不上艺术，或者与诗歌不在一个层次上；第六，语言在发展，诗歌也在发展，粗话，痞话，口水话在诗里也就堂而皇之“艺术”了；第七，艺无止禁，贵在创新，非创新不能称之为艺术，艺术这东西见怪不怪，只要打上艺术的标签就妥妥的；第八，诗里的话是较不得真的，艺术嘛可以胡掐的；第九，艺术是碎片化的或者说是浓缩的圆点，诗并不苛求它的完整性，就像医学上的“切片”，放在显微镜下慢慢的看。人们常把诗比作“浪花”，“闪电”，“皇冠上的明珠”等等，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话太有“艺术”，圆滑而底气十足，却让别人找不出一丝破绽。比如，和一个男人吵架：如果对他说“你不是个男人”，对方一定会暴跳如雷，如果说“我是个男人”，对方想跳也跳不起来，只是如鲠在喉，爽是肯定不爽的。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了“艺术”的文字称其量为记录，不能称为“文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诗人对“艺术”沾沾自喜的吹捧与炫耀。可见常以真性情自诩的诗人也有狡黠的一面，像个贪吃的孩子：一只手把糖果藏在背后，一只手伸出来，你看你看：真的没有了。

如果写诗的人就谓之“诗人”，或者入个会就名正言顺了，那我搬几块砖头在工地上溜一圈肯定就算得上“开发商”。有人成了诗人，就想成为著名诗人，成了著名诗人，就想名垂千古，就再想加个伟大。当然，千古是肯定的，伟大不伟大就不是你想加就加的，真的与你无关。诗即不能经济致用，也不能科研发明，甚至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都是艰难的，更多的是学习，借鉴与欣赏。但我们不能说它没用，它是种修养，它是贫穷，失落，狂妄，意淫的安慰剂，它抚慰了前人，也一样滋润着我们。诗甚至是一种变相的宗教，有人穷其一生浸淫于诗，就像和尚吃斋念佛打坐，写诗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信仰，诗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茶，像酒，像油盐酱醋。也许有人一生从未写过一首诗，却风趣优雅，富有哲理，每逢大事有静气，捡起一片树叶就是“生活的诗意”，享受这一切就是“诗意的生活”，我们就说这个人像个“诗人”，这是多少人所向往和仰慕的。

写诗，人们总是容易走入一个误区，苦苦追寻：什么是好诗？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在意这些的，就像一只鸟不会纠结于自己的叫声好不好听，好诗从来只忠实于自己。当年宋江浔阳楼醉酒题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那可是真痛快，真性情，抑扬顿挫好韵味。这算不算好诗？只怕捉到牢里肠子都悔青了。宋江其实从头至尾不想反，不敢反，人生最高的目标或理想就是搏个“封妻荫子”。他比李逵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吃相要雅得多，毕竟他曾经也是个衣食无忧的“押司”，但凭这首《题浔阳楼》就足够让当时的许多诗人黯然失色。遗憾的是宋江浔阳楼题诗后再也与“诗人”无缘，后半生都在营营苟苟的算计之中，都在为“招安”而奔波。一个受了“招安”的诗人就不能再称之为“好诗人”，就像一只禁声或阉割的鸟，就算叫也有了“官腔”，“娘娘腔”，吹，捧，拍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这是太多诗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诗人不是政治家，但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家”，思己，思人，思物，思置身于中的社会，阶级，国家乃至世界。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或者说没有好诗，诗往往以“我”为中心，思想第一，意境次之，语言再次之。最奇丽的语言都为思想和意境服务。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诗的质量与诗人的学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写诗，悟性最重要，独立的思想最重要，切忌人云亦云。好诗浑天然，妙手偶得之。诗人们往往从“我”出发，从感性出发，从理想出发，来表达爱恨情仇，来赞美与鞭挞。我们总是期待诗人即要接地气，又要胸怀天下，即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又要从“大我”出发宏扬“正能量”。这实则是一种奢望，是强人所难，夸大了诗人的能量与功用，甚至与诗人的天性背道而驰。不少诗人被这种似是而非的“紧箍咒”所“裹胁”，为作诗而“做诗”，要么喊口号呼万岁，要么忸怩作态无病呻吟，长此以往诗将不诗矣。我们知道一个好诗人或者说真正的诗人从来都具有最朴素的情感，最人性的光辉，最真实的内心，最信奉“性本善”，他们的灵魂像初生的婴儿，返朴归真是他们的终极追求。籍希望诗人成为某种“喉舌”，某种功利性工具的努力实则是徒劳的，要么棒杀，要么捧杀。事实证明，没有“小我”，就不可能有“大我”，就算有也是一种人为的拔高与虚幻，是没有基石的海市蜃楼。对“小我”的轻慢，就是对人性的无视，而诗恰恰是最讲人性的文本。人性不在，天理何存？诗又何用？诗人的独立性，片面性，偶然性，主观性，虚幻性和民间性，决定了诗人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或者是渺小的。诗人作品的小众化写作与人们期待的大众化阅读永远有着巨大的鸿沟，诗的所谓作用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吹糠见米”的高度，这是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必太在意。某种意义上诗人的存在，诗的存在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存在。诗歌是自由，诗人当然也是自由的，还有比自由更大的正能量吗？诗人虽然左右不了时代的进程，但可以站在时代的潮头，这是诗人思想的自由性，敏锐性，丰富性，前瞻性所决定的。有人说文人是没有立场的，文人以主子的立场为“利场”，但诗人绝对是一个异类。他们固执，迂腐，一根筋，甚至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不惜牺牲生命，如屈原。当世界没了诗人，当诗人没了立场，我不知道该如何。

诗作为一种文学载体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叠加效应，是接力赛，就像牛顿说的那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武林高手把毕生的“内功”输送给弟子，然后溘然长逝，这样子应该与自然科学相仿，成果代代累加。科学证明这实则不大可能，像诗一样只有仰慕的高度，可望而不可及，前人的诗与当下诗人的诗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他们在不同的维度，诗人们总是奢望超越前人是不切实际的。诗人们的创作欲望导致他们的写作总是想寻求突破或创新，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但往往又陷入一种杂乱无章或肤浅的文字游戏中，就像当下书法的尴尬，要么平淡无奇千篇一律，要么上窜下跳荒诞丑陋，为突破而突破，为创新而创新。练好“内功”，这是诗人们无法回避的课题与现实。

一首好诗可以打动人，甚至可以打动很多人，但不可能打动每一个人。“打动人”才是诗的根本，煽动人的不是诗，是口号，是政治。不要把政治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的任务强加于诗人，就算一个天才的诗人也将是不能承受之重。诗人是脆弱的，甚至是卑微的，只要一点养份便足以撑起一片天空，能用诗以外解决的，绝不用诗，能用诗表达的基本是解决不了的。同时诗人也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像一粒种子，千斤巨石都可以掀开，“愤怒出诗人”的“愤怒”指的就是一种激情与力量，当然也包括立场。诗人是有立场的人，没有立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诗人的思想越强大，压力就越大，他们的成就往往与压力成正比。

写诗能换得酒钱的己属不易，沉沦不拔者却比比皆是。沉沦者要么以“小我”而苦恼，畏畏缩缩谨小慎为，要么以“大我”而自居，夸夸其谈狂妄自大。这其实己经背叛了写诗的初衷，脱离了诗人的本来面目，这样与已无益，与人有害。

【作者简介】赵戡，70后。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邵东市锁业协会会长。